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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然主義看徐志摩的詩歌源流
懿靈
【編者按】本文是懿靈是篇論文《徐志摩的詩歌源流》中的一節，原題《自然崇拜與徐志摩》，分爲精神內容與藝術形式兩部分，對徐志摩的詩作源流進行探討，深入線出，是研究徐志摩這方面的可貴成果，特選登以鄉讀者。
前言：
比較文學學者蘇若瑟先生（Joseph T.shaw）會說：
當一個國家的文學傳統要激烈改變方向時，文學影響是最常發生的，而且往往最有效果。此外，文學影響經常和社會或政治運動，尤其是與
大動亂一起產生……當然文學本身的因素也同樣重要。當文學的形式及其美學陳舊不堪……或者可能在外國發現可以滿足他們需求的好作品，作者便會尋找作品的表達形式、主題思想，然後根據白己的思想意識，時代和國家的需要而加以消化後採用過來。①
又說：
一個作家可以被認爲曾經受了一個外國作家的影響，當一些外來的東西被證明曾在他身上或藝术作品中產生一種作用。這種作用在他自己國家的文學傳統和個人的發展中是不會產生的。②
從上述所示的各種被影響的條件看來，最能實證此等理論的，除了十九世紀歐洲文學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之外，還有中國白話文學所受新中國政治環境的影響，都屬此例。
而在衆多的白話詩人中，尤以五、四時期格律派詩人徐志摩最能表現這兩種外來影響。
徐志摩詩的風格無可否認是屬於浪漫主義的，可是人們對其詩作的精神多有誤解。然而不斷遭人誤解可說是浪漫派詩人例的共同遭遇。原因乃始自人們對浪漫主義在一些特徵上的誤解與無知。故作爲對一代詩人的尊重，我們是有義務替其還回本色的。
對於一個白詩情孕育到翻譯外國作品到集外國名家大成而創立自已風格的詩人；對於一個由始至終，無論在感情、思想、行爲和生活軌迹都與外地文人說不了關繫的詩人，要對其進行全面的研究是法不能單靠作品，而要實在地觀察其行止與人生經歷。因爲從社會學角度來說：我們是經對相信一個人在其生命過程中必受到他人的影響，因此從比較文學出發，發掘徐志摩跟其他浪漫派詩人的異同，將有助於我們對詩人更深刻的認識。
依照顧永棣所編，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詩全編》所載，徐氏詩作共計有二百六十多首（譯詩除外）。而要在這說多不多說少不少的作品中找尋外國詩人的影子並不容易，但是楊牧先生給了我們一個至爲中肯的提示：
我們檢視他（指徐志摩——引者按）十年間的作品，可以發覺他反覆嘗試着各種形式，出入傳統中國語法的抒情趣味和英詩尺度風格之間。他使用過的英詩形式包括以四行和六行一節爲主的歌謠體，長句綿互並以自然音節斷行的史詩體，當然更不乏從商籟十四行詩裏渡來的設問答覆，懸疑破解，以及充滿聲色變化的戲劇獨白體；而徐志摩所最專心致力的詩藝，質言之，乃是英國十八世紀末年以降詩藝的主流，澎湃地過過浪漫時期和維多利亞時期的詩人，而止於他留英前後的詩壇時尚。③
此外，卡之琳又說：
僅管徐志摩也譯過美國民主詩人惠特曼的自由體詩，也譯過法國象徵派先驅波德萊（即波特萊爾——引者按）的《死屍》，盡管據說他還對年輕人講過未來派，他的詩思、詩藝，沒有越出過十九世紀英國浪漫派雷池一步。④
這樣，我們便有了線索。因此本文就徐志摩的二百六十首詩，二十首譯詩跟華滋華斯（William Word－worth，1770－1850）、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拜倫（Ceorge Gordon，Lord Bron，l788－1824）、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等浪漫派詩人的作品相比較，再加上徐氏的一些事迹，希望能把徐志摩詩作的眞精神找出來，並把他那詩的源頭發掘開來，讓大家清楚明白他與外國作家作品的相互關係和那同出一轍的浪漫詩風，與大家共同探討。
主張走向自然和謳歌自然的浪漫主義是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的，那就是反對隨着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出現的唯利是圖、錙銖必爭的市儈氣息。這種計較利害得失的庸俗氣息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枯竭了人的內心，因此詩人寧頭投入自然的懷抱。華滋華斯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把盧梭的那種以童年爲樂，以自然人爲最高貴的思想發揮得極爲透徹。我們可參看他的詩 《我們是七个》（“We Are Seven”）中那種對孩子天眞的崇敬。詩中的小姑娘是憑直覺和感情判斷事物，本着愛姐弟的心情即使姐弟已經死了，還覺得她（他）仍在自己的身旁，因爲無生死之别，那就無痛苦之感覺了。因此歌頌童心的可愛、可貴，使間接地反映了詩人對昏庸的成人世界和冷酷的理性社會的反感。這不獨在華滋華斯的詩歌中有所表現，就如另一位湖畔詩人阿律冶的理論一樣：
To carry on the feelings of childhood into the powers of manhood; to combine the child's sense of wonder and novelty with the appear ances which every day perhaps for forty years have made familiar,-this is the character and privilege of genius.
-Biographia Literaria, iv
使童年的感覺延續至成爲成年人的力量，使兒童的那份好奇心和新鮮感融化於每天所見的即使是四十年來見怪不怪的事物，乃是天才的角色與特權。
——《文學傳記》
這也許就是阿律冶的信念。而徐志摩也曾說：
人是自然的產物，……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份取得我們繼續的滋養……爲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一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
從上述兩者的說話，我們可理解浪漫派詩人對大自然存有無比的信心，大自然在詩人的筆下仿佛具有一種超凡的偉大力量，這力量既能給予人福澤，同時也能喚醒人，使人體會到一個超感官的世界，靜化人心，趨向善良。因而浪漫派詩人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以其感情之筆誘導出一個人間天堂來，在這天堂裏有懷着赤子之心的子民，他們原始得如鄉間裏的村夫，在大自然中尋求自我的存在與生命的和諧。
試看華滋華斯這首《丁登寺賦》（‘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On Revisiting The Banks Of The Wye During A Tour' July 13,1798)…
These beauteous forms,Through a long absence, have not been to me As is a landscape to a blind man's eye:But oft, in lonely rooms, and'mid the din Of towns and cities, I have owed to them In hours of weariness, sensations sweet,Felt in the blood, and felt along the heart;And passing even into my purer mind,With tran quil restoration:-feelings too Of unremembered pleasure:such, perhaps,As have no slight of trivial influence On that best portion of a good man's life,His little, nameless, unremembered, acts Of kindness and of love.
這些美景雖經長久的分別，對我卻並非像一片風景之於盲人的眼睛：在我蟄居喧鬧的都市，感到孤寂無聊時，正是這些美景啊常常給我帶來愉悅的心境，它流盪在血液裏，跳躍在心頭；並流入我被凈化的腦海中，使我恢復恬靜的心緒：——重新感受到已淡忘的往日的快樂，這快樂也許能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在無形中培育善良者最美好的品德，使他做出雖非轟轟烈烈、令人緬懷，但卻充滿善意和愛的舉動。
若然拿上述此首與徐志摩的《夜》相比較，我們會發現徐志摩詩中那種強烈的華滋華斯韻味，請看：
我卻在這靜溫中，聽出宇宙進行的聲息，黑夜的脈搏和呼吸，聽出無數的夢魂的匆忙蹤跡；
也聽出我自己的幻想，感受了神秘的冲動，在豁動他久斂的羽翮，準備飛出他沉悶的單居，飛出這沉寂的環境，去尋訪更奧與的秘密——………………………………………
結果詩人飛到“湖濱詩侶”的故鄉——乳鴿山莊，並見著了阿律冶，華滋華斯及其妹多露西（Dorothy－WordsWorth），這等令他認識大自然奧秘的詩侶。而第二章結尾所出現的“西風”意象：
一陣威武的西風，猛掃着大寶的琴弦，開始，神偉的音樂。
海見了月光的笑容，聽了大風的呼嘯，也像初醒的獅虎，搖擺咆哮起來
霎時地浩大的聲響，霎時地普遍的猖狂！
簡直與雪萊《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二詩中，那種翻天覆海，氣勢磅礴的西風無異。
此外，徐志摩在《愛的靈感》中有一段跟雪萊那首《召喚》（“Invocation”）十分相似的自白，先看徐的一首：
我認識了季候，星月與
黑夜的神秘，大陽的威，
我認識了地土，它能把
一顆子培成美的神奇，
我也認識一切的生存，
爬蟲、飛鳥、河邊的小草，
再有鄉人們的生趣，我
也認識，他們的單純與
眞，我都認識。
再看雪萊的一首：
I love all that thou lovest,
Spirit of Delight!
The fresh Earth in new leaves drest
And the starry night;
Autumn evening, and the morn
When the golden mists are born.
I love snow and all the forms
Of the radiant frost;
I love waves and winds, and storms,
Everything almost
Which is Nature's , and may be
Untainted by man's misery.
我愛看大地披上蔥綠的新裝，
也愛夜晚的星星；
我還愛秋天的傍晚，
和那拂曉時分的金霧彌漫。
我愛雪花，我愛冰霜，
愛瑩潔霜的婉麗多姿；
我愛風，我愛波浪，
也愛那雷鳴電掣，
我愛大自然的一切神工，
只有它們能不沾染人的苦痛。
從以上兩首詩的比較，我們大體可以發現三個特點：第一、兩首詩所運用的意象雖然不同，但均採用了意象鋪排的手法，強調大自然的豐富多採。第二、“一切生存”和“一切神工”均是相等的，皆指自然界的一切，表現出對大自然的強烈喜愛。第三、最末的一句均表現出對和樂生活的追求。徐志摩把鄉人歸納入自然界，看成是自然界中的一部份，與爬蟲、飛鳥、小草無異，這種自然化了的人自然沒有了人的苦痛。因此詩末一句與雪萊就有異曲同工之妙了。
由於追求“自然人”的精神境界，所以徐志摩的作品每多歌詠兒童的純心，宛如華滋華斯一樣。因爲兒童有著原始人的善良特性，所以向來就被浪漫派詩人做爲自然的象徵。但中國詩是絕少以兒童做爲主體的，徐志摩之打破傳統，受外國影響是必然的了。正如楊牧的分析雲：
傳統中國詩固然多有民胞物與之心，但必以兒童爲出發點加以反覆啓迪者，則絕無僅有——蓋非古來詩詞意象所趨，雖與人情倫理未必有關，此一新思維之勃起，恐怕就是新文學帶動的。⑤
而新文學之能產生舊文學所無者，則必繫出橫的移植了。
在“童眞”這一主題上，徐志摩作過很大的努力，而其之能成功又與其氣質才情有關，只有眞純的心才有這種啓發，這點幾乎是可以肯定的。徐氏的詩中，我們不難尋得他在這一方面所受到的英國詩人的啓迪。純粹寫“童眞”這一題材的詩，嚴格來算僅得七首，分别是《天國的消息》、《鄉村裏的音籟》、《她是睡着了》、《他眼裏有你》、《秋月》、《我是個無依無伴的孩子》及《她在那裏》，但都寫得十分出色。
詩家對自然頂體的冲動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精神與物象合一的感召，因而他們的自然崇拜是令常人難以理解的，我們着徐志摩的經驗自述：
有一次是正冲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卻是烏青青的，只騰這不俯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眞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醫的金光。（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橋》）
而同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冰心和曼殊斐兒的身上。因此，我們雖說徐志摩深受浪漫主義文學的薰陶，但才情、性格是否相就，也多少影響學習的成果，而其成效我們在他的詩裏已可見一斑，無用多說。
可是，許多人卻認爲徐志摩寫自然的詩多出於虛無、頽廢，有逃避現實之嫌，例如有評論家說：
徐志摩在講演和散文中一再呼吁人們“回到自然的單純”……這和他對現實的厭惡不滿是互爲表裏的。他的寫景詩裏也往往流露出不滿現實以及‘回到自然’的逃避現實情緒。⑥
這種對詩人宣揚“回到自然”的原意、作用和目的的誤解與曲解，我們是不敢苟同的。還是張秀亞說得有道理：
眞正的自然詩人能由自然中了解人生的眞諦，他們爲愛好自然，而能領悟出自然的奧秘，進而與宇宙間的大智慧微語（如泰戈爾的詩句：“聽呵，大自然與你談愛呢。”正好來解釋這一點），遂能與宇宙的精神契合於無間，因而能徹底了解老莊的齊萬物一生死的看法，而養成開闊的襟抱、豁達的性情與毫無沾滯的態度，不因富貴窮迫而有所改變。眞正的自然詩人，絕不逃避現實和現實中的痛苦，他只大張着手臂，去接受一切，擁抱一切，去承擔一切，他更欣然的去迎接現實中一切要求，即使是痛苦也罷。⑦
憑着道個道理，我們暫且不談徐志摩是否一個眞正的自然詩人，我們先來檢驗華滋華斯的資格。答案要是肯定的話，那麼拿徐志摩與之相比較，答案便自然而生了。
在題名爲《隱士》（“The Recluse or Growth of a Poet's Mind”）一詩中，華滋華斯這樣寫道：
Not in Utopia，——subterranean fields，——
Orsome secreted island，Heaven knows where!
But in the very world，which is the world
Of all of us——the place where，in the end，
We ifnd our happiness，or not at all!
並非於鳥托邦，——穩藏的土地，——
或一些秘密的島嶼，天堂無處不在！
但在最眞實的世界，一個屬於我們
所有人的世界——在此地，於最終，
我們找到我們的快樂，也許别無他處！
據上述詩行，我們可證實詩人是把實現幸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這個現實世界的，他追求快樂的意志是堅定不移，他表現出遼闊的智慧，徹悟出人生的眞諦，好一句：“天堂無處不在”，正表現出一派老莊的齊物觀，然而作者沒有迷信於神靈，他所指的天堂就在人間，他不依賴上帝，只信任人類的力量。又請看徐志摩的自白：
我們不敢附和唯美與頹廢，因爲我們不甘願犧牲人生的闊大……美我們是尊重而愛好的。但與其咀嚼罪惡的美艷不如省念德性的永恆，與其到海陀羅凹腔裏去收集珊瑚色的妙樂還不如置身在擾攘的人間傾聽人道那幽靜的悲涼的清商。（見《新月的態度》）
因此徐志摩一如華滋華斯一樣，不但沒有出世，反而是入世的。詩人難以忍耐現實社會的罪惡，他們批判人性的異化，因而自然地走上一條邁自然人生的道路，尋求健全的性靈。所以拋棄守舊敗壞的世界，並非逃避現實，相反他們有更大的勇氣冲出現實的束縛。可以說他們的理想是出世的，但實現理想的過程卻叫他們無比的投入，投入現實去與黑暗搏鬥，他們清楚斯殺之後方能換取自由與愉悅，爭回人世間的善良與寧靜。所以他們幹預生活、幹預社會，他們要求改革，要求宣揚眞善美的人生觀，以眞善美去打擊罪行。這些都是自然詩人反抗現實的基調。正如楊牧說：“他（指徐志摩——引者按）的出發點和觀察力都和魯迅一樣充滿悲憫；他洞識人生苦難，亟於歌頌勞動神聖，爲貧窮和因貧窮而愚昧的人物代言反抗。”⑧評價剔除了一般無產階級對有產階級的成見，資產階級的偏袒，無疑是對徐志摩寫現實題材的最好解釋。單看《毒藥》、《白旗》、《嬰兒》和一些寫窮苦階層遭遇的詩，使可知道它們乃出自詩人的眞感情，一種自肺腑傳來的對貧苦百姓的關懷。
詩人整天希望人類能以感情來平服人間的不平，以同情來舒緩人間的不人道。因此不少人認爲徐氏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但無論在其言行或作品裏，我們從不見著他刻意地去標榜人道，他只要求人帶着感情去待人，帶着良心去活。即使是有一點兒人道主義的作風，但人道這回事，始終不是他寫詩的最終目的，他的最終目的畢竟還是在於改變世界，實現眞善美的自由的簡朴的社會；還回人的神聖的性靈。像《一塊晦色的路碑》便把這種意念表露無遺：
過路人，假若你也曾
在這人間不平的道上顛頓，
讓你此時的感憤凝成最鋒利的悲憫，
在你的激震着的心葉上，
刺出一滴，兩滴的鮮血——
爲這道冤屈的最純潔的靈魂!
可惜，像這標直接寫人道的詩歌在徐氏詩歌中所佔的比例極少，這多少因爲浪漫派詩人喜以自然之物作比興。就像華滋華斯對下層人民的痛苦命運的描寫大都穿插在自然山水詩中，使和諧的自然與不平等的社會形成對照。但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忽視這類作品，而且要考察這類作品的來源。
首先，徐氏寫的有關下層人民生活的詩歌，無論在題材，中心思想和情調上都與華滋華斯甚爲相似。例如《叫化活該》和《一條金色的光痕》均承接着華滋華斯的餘緒，寫孤苦伶仃的乞討生源，並勸諭那些富有的人對貧苦的人多作幫忙。
另外，徐志摩的一首《先生!先生!》無論是場景和人物均與華滋華斯的《艾麗絲·菲》相一致，兩詩主題是寫貧富的懸殊，故事的主人公均爲坐馬車的先生和從後追趕的小女乞丐。詩的開首均著意描寫馬車的飛馳和天氣的寒冷。不同的地方只是徐詩點到即止地寫了女孩討錢不遂和富人高傲得不顧而去的情景，是以反面教材出之，喚起人們的是非感。而華詩則因爲以第一身做詩，故寫到自己如何幫忙小女孩，是以正面教材出之，誘導人們向善。兩者出發點一樣而結局的處理手法不一樣乃是因爲徐志摩受了哈代的影響，喜用諷刺，對不公平的事每多評擊，而華氏詩筆則多出於輕婉悲涼，凡事包涵原諒。故一以“情”感動人，一以“理”說服人，而出發點均是對苦難平民作出同情。
還有徐志摩的《蓋上幾張法紙》也寫出了華滋華斯那首《瑪格利特的苦惱》（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的風格，同樣地寫慈母對兒子的極度思念，也同樣地塑造了兩個不幸的兒子，訴盡了人間的苦楚，刻劃了人間的黑暗。詩如其人，人如其詩；在無生活經驗的底子裏是钻不出這類乞丐詩來的，只有爲乞丐送去冬衣，並與他們一起席地喝酒交談，和他們親密來往過的徐志摩才有這種深刻、感人的描寫。⑨
其次，徐志摩寫的反戰詩很像哈代，多少帶點挖苦式的幽默。這類詩正實驗了徐志摩口中那句不易翻出的英國語——A Sence of Humour⑩（幽默感）的精髓。我們就拿哈代的“TheManHeKilled”（《他殺死的男子》，徐氏譯詩題作：《我打死的那個人》）來與徐志摩的《大帥》相比較。先看徐志摩那首譯自哈代的《我打死的那個人》：
要是我與他在這兒
老飯店裏碰頭，
彼此還不是朋友，
一同喝茶，一同吃酒，
但是碰巧彼此當兵，
他對着我瞄準，
我對着他放槍，
我結果了他的性命。
我打死他爲的是
爲他是我的敵人，
對呀：我的敵人他當然是：
那還有甚麼疑問?
又是他爲甚麼當兵；
還不是與我一樣倒運
無非是爲活不了命，
當兵，做炮火的冤魂。
說是：這打仗眞古怪!
你打死他，一樣一個人，
要是在飯店裏碰着他，
也許對喝老酒三斤。 再看徐志摩的《大帥》的第二段：
“我說這坑死人也不是沒有味兒，
有那西晒的太陽做我們的伴兒，
瞧我這一抄，抄住了老丙，
他大前天還跟我嘎烙餅，
叫了壺大白幹，
咱們倆隨便談，
你知道他那神氣，
一只眼老是這擠：
誰想他來不到三天就做了炮灰，
老丙他打仗倒是勇，
你瞧他身上的窟窿!
去你的，老丙，咱們來就是當死胚!”
《大帥》所要表現的是“前敵戰士，隨死隨掩，間有未死者，即被活埋”（見此詩序言）的慘劇，但如果悲只是一味的落淚，慘只是一味的衰嘆，那未免太乏味了。所以要借用哈代的俏皮、刁讚的口吻和尖刻、冷嘲的筆鋒來寫悲與慘。正如孫乃修在其《徐志摩：性靈深處的妙悟》一文中說：
這是西方人的幽默，或者毋寧說它是一種“黑色幽默”，即用悲慘的命運作笑料來開玩笑，拿血淋淋的人生來調侃。（11）而事實上，兩詩均借統治者把百姓趕上戰場互相殘殺的做法來揭示出人性的荒謬。兩詩從主題到表現手法，從情景到格調，均是相一致的。所以徐志摩詩的哈代色彩顯然易見。尤其是那種對混亂社會人性沒落的醒覺。他們極力批判人性的變態便是爲着追求那自然人的完美，這是可以理解的。
這裏，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徐志摩的人道主義詩歌乃是與其自然詩一脈相承的，寫人道就是強調西方詩人所強調的Humamity（人性），也就是追求自然人的一種表現，而自然人的定義就是那種擁有眞善美的高尚的精神狀態和自由的簡樸的生活環境的人。
自然人的追求可升華爲對自然社會的追求。自然人的培養需要環境的協助，而這環境又斷不會是嘈吵喧鬧的繁華國度，那必然是一處能與大自然經常地接解的地方。因此要致變現世界，就必须由一羣人帶頭過着簡樸快樂的生活，然後以一處地方的成功變革做爲模範，再進而推廣開去，便全人類一同歸向自然，感受和平與解脫。
而鼓舞起徐志摩實現這項理想的人便是印度詩哲泰戈爾。泰戈爾在印度所實行的農村建設計劃頗具成功，這種成功在痴戀着大自然的徐志摩看來，是一種最能拯救苦難同胞的良方。而泰戈爾訪華的時候，實在是爲徐志摩帶來過一陣狂喜的。據梁錫華先生《徐志摩新傳》裏載：泰戈爾訪華時，擬在山西建立印度式的農村建設，徐志摩對此非常熱心，以後事情雖胎死腹中，但他仍是念念不忘。對於其外藉友人恩厚之在英國所作農村建設的成績，他更羨慕不已，曾盛讚說：“根據我在這個世界的閲歷，達廷頓（恩厚之在英國德混郡所建的莊園之名——引者按）的這路是直通人類理想樂園的捷徑。”徐志摩爲何如此熱衷於建設農村呢？梁錫華的解釋甚爲精妙：
在徐志摩想像中，農村建設是一件浪漫色彩濃厚的大事，一種盧騷主義的“回到自然”（12）
這的確是徐志摩的想法。我們再看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徐志摩致恩厚之信中，那種對達延頓莊的想象：
我對你的計劃只有個模模糊糊的意念：一片美麗的森林，一個帶點破舊的古堡，可能加上一些廣膜遼闊的美麗草場。在我想像中，你穿着農人的衣服，半是校長半是族長似的，每天奔跑忙碌……你們現在的世界……目的是要培養高貴的原始人；這會使盧騷狂喜……
要實現盧梭的“回到自然”的浪漫主義詩人除了泰戈爾，恩厚之和徐志摩外，還有湖畔詩人中的阿律冶和騷塞，他們兩人也曾擬定計劃，要到美洲原始森林去建立一個世外桃源，並起名爲“平等邦”，而阿律冶也曾像徐志摩一樣四處徵集資金來籌建，只可惜因種種原因而未能實現。
因此夢想建立“人間天堂”是許多浪漫派詩人共同擁有的心願。這種心願原出自盧梭的自然主義，受其影響至大。而表現在詩歌上便是對這種“人間天堂”的描繪和嚮往。然而像這樣的崇高而遠大的理想，這種宛如柏拉圖哲學王國的非凡的理想，這種超前的智慧與前衛的作風，往往換來的就只有激進的革命份子的嘲諷和極端的評論家的攻擊，而詩人就被看成是宣揚出世思想，不思進取的紈袴子弟，因而出自紈袴子弟之筆的就成了毒藥，可是眞正的自然詩人並沒有介意，他只會依舊地捧着自己的一願眞心，像子規一樣唱過不停，直至最後一滴血幹涸在人間。也只有眞正了解他的人才清楚明白他歌唱的目的。
注解：
①見Joseph T. Shaw, “Literary Indebtedness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ethod and Perspective,王潤華譯本《比較文學理論集》第一卷之<文學影響與比較文學研究>，七四頁。
②同上七三頁。
③見楊牧編校《徐志摩詩選》導論，四至五頁。
④《徐志摩詩重讀志感》，轉引自《詩人徐志摩》十八頁。
⑤見同注③
⑥呂家鄉 《個性解放的追求和幻滅——徐志摩詩歌的思想傾向》；轉引自《詩人徐志摩》，四五頁。
⑦見張秀亞〈新月派詩人朱湘〉；牧人林海音編《中國近代作家與作品》，四九五頁。
⑧見同注③，十一頁。
⑨參看顧朱隶編《徐志摩詩全編》，詩《先生！先生！》一首後注釋：
一九二三年冬志摩居故鄉硤石東山麓三不朽祠。臨近東寺戲台腳下有乞丐一羣，志摩曾送冬衣，並與他們一起喝酒交談。《先生！先生！》和《叫化活該》均寫於此時，……”一壹一頁。
⑩參見徐志摩致成仿吾公開信〈天下本無事！〉，原刊於晨報副刊，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載於粱錫華《徐志摩詩文補遺》第一輯。書信，十一頁。
（11）參見孫乃修〈徐志摩；性靈深處的妙悟〉，載於《走向世界文學——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一九八五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112）見粱錫華，《徐志摩新傳》一二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