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的單純信仰
雲帷利
一
王國維《人間詞話》説：“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①現代詩人中，最能當這種稱譽的莫過於郭沫若和徐志摩了。兩人一生的言言行，看來似是變化不定，而實際則全憑一赤子之心做主，實在單純不過。然而兩人生前身後，都招致不少物議，足見了解一個人之難，而了解一個詩人尤其不易了。
徐志摩是一個純粹的詩人，生前雖受不少非議，然終以英年早逝而博得不少同情。郭沫若得享天年，學問博大精深，言行牽涉甚廣，譽多，毀亦隨之。幸與不幸，也眞難説呢。
二
徐志摩是個比較樂觀的人，但生前的心境卻不是一直都很順暢的。他也有十分失意的時候。自一九二二年十月國國以後，發覺中國社會的實況和他的理想相差很遠，而且越來越遠，使他十分失望。詩也就愈來愈寫得少了。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詩集《猛虎集》的序文中説過這樣一句話：“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頽廢。”②説出他內心於失望之餘，對自己的信仰也感到懷疑，甚而至於頽廢了。
徐志摩的”單純信仰”是了解他的思想、爲人及其文牽的關鍵。然而這”單純信仰”到底是甚麼呢？他並沒有明確的解釋。國而引起了各種揣測。胡适在徐志摩逝世後約一個月所寫的《追悼志摩》一文中這樣解釋説：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裏曾説他的心境是“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頽廢”。這句話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觀眞是一種”單純的信仰”，這裏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裏，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③
愛、自由和美這三樣東西都存在於徐志摩的思想之中，那是毫無疑問的。在徐志摩的詩文中，也時常提到，但卻從未把三者合爲一體西説是自己“單純信仰”。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寫的《從小説講到大事》一文中談到他翻譯的一篇小説中的主角瑪麗亞對自己的國家的執着的愛時，曾這樣讚揚説：“多可愛呀這單純的信仰!”④所以，徐志摩自己的“單純信仰”也應該是相類似的。愛、自由和美既是各自分問的三樣東西，似乎也不好説“單純”。茅盾就對胡适的這個解釋不表問意。他説：
胡先生這解釋，我不能同意。我以爲志摩的單純信仰是在他的作品裏（詩集《心摩的詩》和散文《落葉》、《自剖》等）屢次説過的一句抽象的話：“苦痛的現在只是準備着一個更光榮的將來”。這就是他“曾經有過的”單純信仰!他的第一期作品就以這單純信仰作酵母。我以爲志摩的許多披着戀愛外衣的詩不能夠把來當作單純的情詩看的；透過那戀愛的外衣，有他的那個對於人生的單純信仰。一旦人生的轉變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且超過了他期待的耐心，於是他的曾經有過的單純信仰發生動搖，於是他流入於懷疑的頽廢了!⑤
茅盾所引用的那句話出自徐志摩的《落葉》一文。那是一九二四年九月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演稿。其中引用了三首詩：《毒葉》、《白旗》和《嬰兒》⑥。其中《嬰兒》一詩所寫的是母親在分娩時所受的苦楚。徐志摩在引用之後説：
這也許是無聊的希冀，但是誰不願意活命，就使到了絕望最後的邊沿，我們也還要妄想希望的手臂從黑暗中伸出來挽着我們。我們不能不想望這苦痛的現在只是準備着一個更光榮的將來，我們要盼望一個潔白的肥胖的活潑的嬰兒出世。⑦
要了解這一段話的意義必须光了解徐志摩寫這首詩的時代背景和他當時的心情。這三首詩大的都作於一九二四年九月間。兩年後，徐志摩在一九二大年三月間寫的《自剖》中説：
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記得前年奉直戰手時我過的那日子簡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時，獨自挽着腦殻使在書桌上受罪，彷佛整個時代的沉悶蓋在我的頭頂——直到寫下了《毒药》那幾首不成形的咒詛詩以後，我心頭的緊張才漸漸的緩和下去。⑧
徐志摩是在看到當時社會的黑暗和罪惡後，內心十分鬱悶的時候，寫下《毒药》等幾首詩來狠狠詛咒的。表現出他的詩人本色。雖然社會十分黑暗，但他也並不完全絕望，所以他説：“痛苦的現在只是準備着一個更光榮的將來”。這其實只是他對於苦難重重的中國社會所抱着的無可奈何的：希冀“罷了。他後來又回憶説”在我那時帶有預言性的想像中，我想望着一個偉大的革命”。⑨《嬰兒》一詩中的嬰兒，無疑是代表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個和平的世界。產婦臨盆的痛苦應即象徵他當時想望着的偉大的革命。但天眞的徐志摩原本是不會想要經過“苦痛”和“受罪”去實現他的理想的。所以，把這無可奈何的“希冀”解釋做他的“單純信仰”似乎也不甚貼切。當然，這希冀和他的信仰有密切的關係。
三
然而，徐志摩的“單純信仰”到底是甚麼呢？這最好是到他的文章中去尋求解釋。
前面提到的《落葉》是徐志摩表達自己的思想和信仰的一篇重要文章。他在這篇文章中說道：
我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也許我自已天生就是一個感情性的人。比如前幾天西風到了，那天早上我醒的時候是凍着才醒過來的，我看着紙窗上的顏色比往常的淡了，我被窩襄的肢體像是浸在冰水襄似的，我也聽見窗外的風聲，吹着一顆棗樹上的枯葉，一陣一陣的掉下來，在地上捲着，沙沙的發響，有的飛出了外院去，有的留在牆角邊轉着，那聲響眞像是歡氣。我因此就想起這西風，冷醒了我的夢，吹散了樹上的葉子，他那成績在一般饑荒貧苦的社會裏一定格外的可慘。那天我出門的時候，果然見街上的情景比往常不同了；窮苦的老頭小孩全躲在街角上發抖；他們遲早免不了樹上枯葉子的命運。那一天我就覺得特别的悶，差不多發愁了。⑩
這段話是徐志摩的性情的最好注腳。他富於感情，看到秋風落葉的情景時，除了自己內心的哀嘆外，更想到悽慘的貧苦人家。頗有杜甫作《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時悲天憫人的情憫。《志摩的詩》中，以貧苦人家的生活爲題材的詩有不少，如：《古怪的世界》、《先生!先生》、《叫化活該》、《誰知這》、《大平景象》、《小幅的窮樂圖》等。對勞苦大衆，深表同情，而對於丑陋的社會，深惡痛絕。《毒葉》等三篇便是對社會罪惡的詛咒。徐志摩便是這樣一位感情熱烈而分明的人。所以，他明白的說：“我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感情以純眞爲貴，徐志摩所信仰的正是純眞的感情。所以，他說：
感情，眞的感情，是難得的，是名貴的，是應當共有的；我們不應得拒絕感情，或是壓迫感情，那是犯罪的行爲，與壓住泉眼不讓上冲，或是搯住小孩不讓喘氣一樣的犯罪。(11)
何以“感情”也能成爲信仰的對象呢?大凡信仰，實都是屬於感情的。感情是詩和宗教的基礎。徐志摩之信仰感情，正是希望以感情來建段一個理想的社會，所以他說：
人在社會裏本來是不相連續的個體。感情，先天的與後天的，是一種線索，一種經緯，把
原來分散的個體織成有文章的整體。但有時線索也有破爛與渙散的時侯，所以一個社會里必须有新的線索繼續的產出，有破爛的地方去補，有渙散的地方去拉緊，才可以維持這組識大體的勻整（12）
在徐志摩看來，感情可以彌補社會的缺陷，使社會變成一個和諧的整體。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如一盤散沙，各不相連，但感情像一條線，可以把各自分離的個人牽在一起，發生密切的關係，從而產生出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來。何以感情能發生這麼大的作用，改變社會的面貌呢？他說：
所以我說眞的感情，眞的人情，是難能可貴的，那是社會組識的基本成分。初起也許只是一個人心靈里偶然的震動，但這震動，不論怎樣的微弱，就產生了及遠的波紋；這波紋要是喚得起同情的及應時，原來細的便並成了粗的，原來弱的便合成了強的，原來脆性的便結成了韌性的，像一縷縷的寧蔴打成了粗繩似的，原來只是微波，現在掀成了大浪，原來只是山罅裏的一股細水，現在流成了滾滾的大河，向着無邊的海洋裏流着。……感情是力量，不是知識。人的心是力量的府庫，不是他的邏輯。有眞感情的表現，不論是詩是文是音樂是雕刻或是書，好比是一塊石子擲在平面的湖心裏，你站着就看得見他引起的變化。沒有生命的理論，不論他論的是甚麼理，只是拿石塊扔在沙漠裏，無非在幹枯的地面上添一顆幹枯的分子，也許擲下去時便聽得出一些幹枯的聲響，但此外只是一大片死一般的沉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成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織成大網的線索。（13）
感情本來發自個人的內心，但是，如果以個人的心去觸動别人的心，以自己的感情去燃燒别人的感情，細流匯为江河，流向整個社會，這樣，便可以消史人與人之間的一切紛爭，消除社會上的一切罪惡，從而建立一個和平安定的美好社會了。這便是徐志摩的單純理想，是他的赤子之心。
這樣單純的信仰和當時墮落腐敗的社會，當然是格格不入的。然而這信仰也正是为了挽救墮落腐敗的社會而產生的。所以，他接下去説：
但是我們自己的網子又是怎麼樣呢?現在時候到了，我們應當張大了我們的眼睛，認明白我們周圍事實的眞相。我們已經含糊了好久，現在再不容含糊的了。讓我們來大聲的宣佈我們的網子是壞了的，破了的，爛了的；讓我們痛快的宣告我們民族的破產，道德，政治，社會，宗教，文藝，一切都是破產了的。我們的心窩變成了囊蟲的家，我們的靈魂裏住着一位可怕的大謊!……我們周圍有一哭聲與笑聲，哭是我們靈魂受污辱的悲聲，笑是活着的人們瘋魔了的獰笑，那比鬼哭更聽的可怕，更悽慘。我們張開眼來看時，差不多更沒有一塊幹净的土地，那一處不是叫鮮血與眼淚冲毀了的；更沒有平安的所在，因爲你即使忘得了外面的世界，你還是躲不了你自身的煩悶與苦痛。……現在時候逼迫了，再不容我們霎那的含糊。我們要負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來補織我們已經破爛的大網子，我們要在我們各個人的生活裏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纖維來合成強有力的繩索。（14）
這些話飽含血和淚，近於吶喊，完全是出自詩人的肺腑眞情。然而，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在當時腐敗的社會裏，是注定會碰壁和失望的。結果便是寫了《毒藥》等幾首詩來咒駡一番。一九二六年秋天，徐志摩在上海暨南大學演講時回憶說：
我那時感着的沉悶，眞是一種不可形容的沉悶。它仿佛是一座大山，我整個的生命叫它壓在底下。我那時的思想簡直是毒的，我有一首詩，題目就叫《毒藥》，開頭的兩行是——
‘今天不是，我歌唱的日子，我口邊涎着獰惡的冷笑，不是我說笑的日子，我胸懷間插着發冷光的刀劍；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惡毒的，因爲這世界是惡毒的，我的靈魂是黑暗的，因爲太陽已經滅經了光彩，我的聲調，像是墳堆裏的夜梟，因爲人間已經殺盡了一切的和諧，我的口音，像是冤鬼責問他的仇人，因爲一切的恩已經讓路給一切的怨。’
我借這一首不成形的咒詛的詩，發泄了我一腔的悶氣，但我卻並不絕望，並不悲觀，在極深刻的沉悶的底裏，我那時還摸着了希望。所以我在《嬰兒》——那首不成形詩的最後一節——那詩的後段，在描寫一個產婦在她生產的受罪中，還能含有希望的句子。
在我那時帶有預言的想像中，我想望着一個偉大的革命。因此我在那篇《落葉》的末尾，我還有勇氣來對付人生的挑戰……一年，一年，又過去了兩年。這兩年間我那時的想望有實現了沒有？那偉大的‘嬰兒’有出世了沒有？我們的受罪取得了認識與價值沒有？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别我知道的還只是那一大堆醜陋的蠻腫的沉悶，壓得癟人的沉悶，籠蓋着我的思想，我的生命。它在我的經絡裏，在我的血液裏。我不能扺抗，我再沒有力量。（15）
現實社會跟徐志摩的理想相差也太遠了。盡管他狠狠詛咒，但黑暗並不因此消失，甚至於越來越暗。雖然他並沒有完全絕望，還抱着希望，但一年一年的過去了，他理想的“嬰兒”一直都沒有出世。於是，他感到泄氣了。他在這之前，一九二六年三月間所寫的《自剖》中便這麼說過：
我是個好動的人；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盪……
近來卻大大的變樣了。第一我自身的肢體，已不如原先靈活；我的心也同樣的感受了不知是年歲還是甚麼的拘5摯。動的現象再不能給我歡喜，給我啓示。……
我自已也不懂得何以這變遷來得這樣的兀突，這樣的深徹。原先我在人前自覺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飛沫，在在有閃光；現在這泉眼，如其還在，仿佛是叫一塊石板不留餘隙的給鎮住了。（16）
由於受現實打擊，眼着着理想破滅了，灰心是很自然的。從上面那段話可以着出徐志摩當時懨懨然的神情，然而他並不死心。從一九二五年十月間寫的《迎上前去》看來，他還是一個充滿鬥志的理想主義者，緊抱着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他說：
我相信眞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在這灰這斷片這泥的底裏他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這樣的一個。……
我是一只沒籠頭的野馬，我從來不曾站定過。我人是在這社會裏活着，我卻不是這社會裏
的一個，像是有離魂病似的，我這軀殻的動靜是一件事，我那夢魂的去處又是一件事。我是一個傻子：我曾經妄想在這流動的生裏發現一些不變的價值，在這打謊的世上尋出一些不磨滅的眞，在我這靈魂的冒險是生命核心裏的意義；我永遠在無形的經驗的巉巗上爬着。
冒險——痛苦——失敗——失望，是跟着來的，存心冒險的人就得打算他最後的失望；但失望卻不是絕望，這分别很大。我是曾經遭受失望的打擊，我的頭是流着血，但我的勃子還是硬的；我不能讓絕望的重量壓住我的呼吸，不能讓悲觀的慢性病侵蝕我的精神，更不能讓厭世的惡質染黑我的血液。厭世觀與生命是不可並存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徒，初起是的，今天還是的，將來我敢說，也是的。我決不容忍性靈的頹唐，那是最不可救藥的墮落，同時卻繼續軀殻的存在；在我，單這開口說話，提筆寫字的事實就表示後背有一個基本的信仰，完全的沒破綻的信仰；否則我何必再做甚麼文章，辦甚麼報刊？（17）
徐志摩是熱愛生命的，所以，他說“我是一個生命的信徒”。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所寫的《我所知這的康橋》中便也這麼說：“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18）由於熱愛生命，所以反對悲觀主義。他在《落葉》裏也曾這樣說過：“難怪悲觀主義變成了流行的時髦！但我們年輕人，我們的身體裏還有生命跳動，脈管裏多少還有鮮血的年輕人，卻不應當沾染這最致命的時髦，不應當學那隨地躺得下去的豬，不應當學那苟且專家的耗子。”（19）有生命才有感情，純眞的生命產生純眞的感情，有感情就可以改造社會，建設一個美好的社會。這是徐志摩的理想和信仰，也就是上面那說話中所說的一個基本的信仰，完全的沒破綻的信仰”。純眞的感情是發自心靈深處的。沒有純眞的感情，人的心靈就會頹唐、墮落，而只剩下一個軀殻了。所以徐志摩說“我決不容忍性靈的頹唐，那是最不可救藥的墮落，同時卻繼續軀殻的存在”。他的“靈魂的冒險”便是想“尋出一些不磨滅的眞”，這“眞”主要的便是感情的眞。他在一九二六年四月間寫《再剖》中也談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他說：
我當初也並不是沒有我的信念與理想。有我崇拜的德性，有我信仰的原則。有我愛護的事物，也有我痛疾的事物。往理性的方向走，往愛心與同情的方向走，往光明的方向走，往眞的方向走，往健康快樂的方向走，往生命，更多更大更高的生命方向走——這是我那時的一點“赤子之心”。我恨的是這時代的病象，甚麼都是病象；猜忌，詭詐，小巧，傾軋，挑撥，殘殺，互殺，自殺，憂愁，作僞，骯髒。（20）
徐志摩的愛和憎是很分明的。然而他所愛的都只存在於他的理想之中，而眼前所看到的卻是種種罪惡，正是他所恨的。所以，在現實的世界裏，他只看到種種病象，而他所“崇拜的德性”；他所“信仰的原則”（愛、自由和美都在其中）都只存在於他的理想之中，在他的“赤子之心”中。他的單純信仰便是由這赤子之心所生的純眞的感情。
四
本着他的赤子之心和單純信仰，徐志摩渴望一個和平美好的社會。所以，他讚美蘇聯的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他在《落葉》裏便這麼說：
前幾時有一天俄國公使館掛旗，我也去看了。……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裏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卻也爲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在那旗子抖動的聲響裏我不僅仿佛聽出了這近十年來南斯拉夫民族失敗與勝利的呼聲，我也想像到百數十年前法國革命時的狂熱，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梯亞牢獄時的瘋癲。自由，平等，友愛！友愛，平等，自由！你們聽呀！在這呼聲裏人類理想的火燄一直從地面上直冲破天頂，歷史上再沒有更重要更強烈的轉變的時期。……巴士梯亞是代表阻礙自由的勢力，巴黎市民的攻擊是代表全人類爭自由的勢力。巴士梯亞的“下”是人類理想勝利的憑証。自由，平等，友愛！友愛，平等，自由！法國人在百幾十年前猖狂的叫着。這叫聲還在人類的性靈裏盪着。我們不好像聽見嗎，雖隔着百幾十年光陰的曠野。如命兇惡的巴士梯亞又在我們的面前堵着；我們如其再不發瘋，他那牢門上的钻釘，一個個都快刺透我們的心胸了！（21）
這些話跟徐志摩的理想和信仰有密切的關係，完全是出自肺腑的眞言；茅盾在引用了這段話之後批評說：
在這裏，志摩不但讚美法國的七月革命（這是一個可怕的革命，緊接着是皇帝皇後上了斷頭台，而且有恐怖時代），又讚美蘇俄的革命是“人類史裏最偉大的一個時期”，“爲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了。無怪志摩的一個朋友要批評他“思想之雜”和“感情之浮”了!而且這“浮”這“雜”，又是多麼可怕呀!但這是反映“個異常的心境”罷了語語見《落葉》的志摩自序（。以後他就沒有那麼“雜”，他說“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有俄國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這日子的”。）見《列寧忌日——談革命》，《落葉》頁一二六此外在《自剖集》，在《巴黎的鱗爪》，還有許多同樣的話。這是不足爲奇的。（22）
“思想之雜”、“感情之浮”，這是對徐志摩的一般評價。如果說徐志摩上而那段話可以反映出他的“感情之浮”，那大抵是不錯的。以他這樣一個信仰感情的人，是無論如何都不會“深沉”，甚或“穩重”和“純達”的。至於說也可以反映出他的“思想之雜”，那就未必可信了。一個感情單純的人，其思想亦必單純，絕不會”雜”。而實際呢，以他那樣一個出身於大商人家庭的人而能讚美蘇聯和法國的革命，正足以反映出他的思想之“純”而不“雜”。雖然他在《落葉》的序文中說：“除了第一篇《落葉》反映前年秋天一個異常的心境多少有點分量或還值得留，此外那幾篇都不能算是滿意的文章”，但這並不表示他上而那段話是在心境不正常的時候說出來的，因而和他的基本思想不一致。而其實，他正覺得《落葉》一文是“有點分量或還值得留”的。文中所表達的思想是經過爬梳的，跟他的理想和信仰是一致的。在他以後所寫的一些文章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思想，經非即興之作。正如他在《秋》一文中回憶寫作《嬰兒》一詩的情形時所說的：“在我那時帶有預言性的想像中，我想望着一個偉大的革命”。他正希望中國也能來一場大革命，把眼前“兇惡的巴士梯亞”打破，以便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友愛”的新社會。
雖然徐志摩說過“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有俄國人的英雄性才能忍耐到今天這日子的”這樣的話，但這並不表示他反對俄國革命，他只是害怕看到革命的慘痛犧牲罷了。任何一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反對建立美好社會的崇高理想，更何況徐志摩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天眞單純的理想主義者。他一直都期得着中國也能爆發一場革命，只是他對革命的看法稍有不同。這當然和他的信仰有關係。但另一方面，他對於革命的理解亦甚膚淺。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間所寫的《列寧忌日——談革命》裏便這樣說：
睡夢是可怕的，昏迷是可怕的；我們要的是覺悟，是警醒我們的勢力。不論是誰，不論是甚麼力量，只要他能替我們移去壓住我們靈性的一塊昏沉，能給我們一種新的自我的意識，能啓發我們潛伏的天才與力量來做眞的創造的工作，建設眞的人的生活與活的文化——不論是誰，我們說，我們都拜倒。列寧，基督，洛克佛拉，甘地；耶蘇教，拜金主義，悟善社，共產黨，三民主義；——甚麼都行，只要他能替我們實現我們所最需要最想望的——一個重新發現的國魂。……我個人是懷疑馬克斯階級說的絕對性的。……
但這不是說我們就不應得有革命工作的努力。革命我們当然得積極準備，而且早動手一天更痛快，只是革命有種種不同的革命，目的，手段，完全不同，甚至相冲突的僅有。我是一個固陋寡聞的人；但新近也常聽見甚麼“國民革命”的呼聲。有人告訴我這是國民黨的工作，孫文主義的花果，雖則，我不怕丢臉對你們説，我所知道的孫文主義不比我知道南美洲無花果樹的生活狀態多。……
但是再説呢，有革命覺悟的，不問他的來源是莫斯科或是孫文學説或是自己的靈府，總是應得獎勵的，總比混在麻木的生活裏過日子的強得多。實際爲革命努力的，也不聞他走的是正路是小路是邪路，也是僅得讚賞的，總比在勢利社會裏裝鬼臉的強得多。思想錯誤不礙，只要它動活，它自然會有走入正途的機會；用力方向不對也不礙，只要精力開始往外用，它遲早有用對的一天。（23）
徐志摩是讚成革命的，而且一直都希望中國來一場大革命，把腐敗骯髒的社會掃幹淨。可是，他雖然一面期待革命的倒來，一面又害怕革命的激烈行動，害怕犧牲。他的人道主義思想和他的單純信仰使他心境矛盾。他對革命的理解是很膚淺的。在這之前一年，一九二五年五月間，他在莫斯科瞻仰了列寧的遺體後寫了一篇題爲《血》的文章，很清楚的説出了他的矛盾心理。他説：
我對我們一部分眞有血性的青年們也忍不住有幾句話説。我決不怪你們信服共產主義，我相信只有骨裏有髓管裏有血的人才肯犧牲一切，爲一主義做事；只要十個青年裏七個或是六個都
像你們，我們民族的前途不至這樣黑暗。但同時我要對你們説一句話，你們不要生氣：你們口裏説的話大部分是借來的，你們不一定明白，你們説話背後，眞正的意思是甚麼；還有，照你們的理想，我們應得準備的代價，你們也不一定計算過或是認清楚；血海的滋味，換一句話説，我們終久還不曾大規模的嘗過。……我們要救度自己，也許不免流血，但爲甚麼我們不能發明一個新鮮的流法？（24）
他一方面希望能來一場革命，驅除中國社會的黑暗，他也相信，如果十個青年之中有六七個爲一主義做事，中國便可得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無法面對一場嚴厲的革命，因爲他怕看到因革命而引起的大量流血。他希望能有一種新鮮的流血方法。這大概是指少量的流血吧，但到底是怎麼樣的新方法，他沒説清楚，恐怕他自己也不甚清楚。由來人類史上有哪一場革命是不流血的？不帶破壞性的？這一點徐志摩是應該知道的，因爲他讚美過蘇聯和法國的革命。但是由於他始終緊抱着對感情的信仰，想以感情來改造社會，所以，他心目中的革命，始終只是一個人道主義者因爲不滿社會黑暗而生出來的理想，或者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的仁慈心腸所生的幻想。對於實際的革命，他是不很了解的，甚至於害怕的。正如茅盾所説的：“見着革命的“影子”就怕起來”。（25）
將近一年之後，一九二六年春，怕看到流血的徐志摩終於看到了“三一八”慘案北京女師大學生的鮮血。這一次慘案引起了所有有正義感的作家的憤慨。鮮紅的血色似乎也使徐志摩有所覺悟了。他在當時所寫的《自剖》一文中這麼説：
這回卻不同。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裏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裏的一個慘象。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這着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但這深刻的難受在我是無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釋的。這回事變的奇慘性引起憤慨與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時我們也知道在這根本起變態作用的社會裏，甚麼怪誕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殺無辜，還不是年來最平常的現象。自從內戰糾結以來，在受戰禍的區域內，那一處村落不曾分到過這奸污的女性，屠殘的骨肉，供犧牲的生命財產?這無非是給冤氛团結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鮮艷的怨毒。再説那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着Martyrs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膽量實行，我們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塗的。所以我個人的沉悶決不完全是這回慘案引起的感情作用。（26）
《自剖》全文不到五千字，寫作的時間卻拖了好幾天，從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可見徐志摩當時的心境是十分沉悶的。由徐志摩主編的北京《晨報》《詩鐫》剖刊在四月一日首次出版，他在《詩刊弁言》中説：“這第一期是三月十八血案的專號”。（27）這位人道主義者，看到了腐敗的政府屠殺無辜的學生，是當然會感到”憤慨與悲切”的。這次慘案對他的理想和信仰是一次很大的冲擊，所以他説：“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擊”。無辜者的鮮血，使他想起了俄國冬宮的血景，大抵也使他想起俄國公使館裏的那面紅旗吧。在他沉痛的心靈深處，更希望能實現一理想中的革命”。這樣，“這憶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由塗的”了。他的這些話和兩年前到俄國公使館觀旗後所説的話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説出來的，絕非戲言。這當然也和他的性情，以及他的單純信仰有密切的關係。
一九二大年秋天，徐志摩在上海暨南大學演講時，分析了當時中國社會造成青年煩悶心理的三個原因：混亂，變態，一切標準的顛倒。在討論社會變態時，他又強調感情對社會的作用和重要性。他説：
甚麼是人羣社會的常態？人羣是感情的結合。雖則盡有好奇的思想家告訴我們人是互殺互害的，或是人的團結是基本於懼怕的本能，雖則就在有秩序上軌道的社會裏，我們也看得見惡性的表現，我們還是相信社會的紀網是靠着積極的情感來維係的。這是説在一常態社會的天平上，情愛的份量一定超過仇恨的份量，互助的精神一定超過互害互殺的現象。但在一個社會沒有了負有指導使命的思想的中心的情形之下，種種離奇的變態的現象，都是可能的產生了。（28）
這番話跟他於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時所説的是完全一致的。可見他這個時候還抱着自已的理想和信仰。但是，他的心境在經過了很大的震盪之後，已和先前大不同相了。他“感到這時代的悲哀，一種不可解脫又不可擺脫的混味”，感到“生命的枯窘”，感到“我們這民族已經到了一個活力枯窘的時期”。（29）他更起而攻擊知識階級的墜落，並頌揚農民階級。他説：
我們歷來因爲四民製的結果，士之子恆爲士，商之子恆爲商，思想這任務完全爲士民階級的專利，又因爲經濟製度的關係，活力最充足的農民簡直沒有機會讀書，因此士民階級形成了
一種孤單的地位，我們要知道知識是一種墮落，尤其從活力的觀點看，這士民階級是特别墮落的一們階級，再加之我們舊教育觀念的偏窄，單就知識論，我們思想本能活動的範圍簡直是荒謬的狹小。我們只有幾本書，一套無生命的陳腐的文字，是我們唯一的工具，……我們這讀書階級形成了一種極孤單的狀況，一來因爲階級關係，它和民族裏活力最充足的農民階級完全隔絕了，二來因爲畸形教育以及社會的風尚的結果，它在生活方面是極端的城市化，腐化，奢侈化，惰化，完全脫離了大自然健全的影響變成自蝕的一種蛀蟲，在智力活動方面，只偏向於纖巧的淺薄的詭辯的乃至於程式化的一道，再沒有創造的力量的表示，漸次的完全失去了它自身的尊嚴以及統豁領導全社會活動的無上的權威，這一沒有了統帥，種種率亂的現象就都跟着來了，……我們現在爲救這文化的性命，非得趕快就有健全的活力來補充我們受了過度文明的毒的讀書階級不可。也有人説這讀書階級是不可救藥的了，希望如其有，是在我們民族裏還未絕開化的農民階級，我的意思是我們應得利用這部份未開鑒的精力來補充我們開鑒過份的士民階級。（30）
這些話，如果現在還有人説，是也許會被認做是“四人幫”的同黨的。但由天眞的徐志摩説出來，實在一點也不足爲奇，也許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單純，信仰的單純。
五
徐志摩一生的生活都是受到他的單純信仰所影響的。他的詩文，他的婚姻，他的求學，在在都可以看出受感情所影響的痕迹。正如他在《我所知這的康橋》中所説的：“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31）而關係最密切的的，要算是他的詩了。他在《猛虎集》的序文中回憶當初寫詩的情形時説：
只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眞有些像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冲，那就是我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甚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
我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是我十一年回國後兩年內寫的；在這集子裏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滅，但大部份還是情感的無關關的泛濫，甚麼詩的藝術或技巧都談不到。（32）
他最初寫詩時純任感情。所謂“偉大力量”便是他在《落葉》中所説的“眞的感情”。一個重感情的理想主義者難免會成爲感情的信徒。然而由於理想和現實之間格格不入，他由憤世疾俗而流於失望，甚至於枯窘，詩作也就越來越少了。所以，他在《猛虎集》的序文中又這麼説：
我記得我印第二集詩的時候曾經表示過此後不再寫詩一類的話。……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跟着詩的產量也僅‘向瘦小裏耗’。（33）
徐志摩的第二集詩《翡冷翠的一夜》出版於一九二七年。當時他已很少寫詩了。他在題辭中說：“我如其曾經有過一星星詩的本能，這幾年都市的生活早就把它壓死。這一年間，我只淘成了一首詩，前塗更是渺茫”。（34）“向瘦小裏耗”是《猛虎集》中的詩《兩個月亮》裏的話。（35）這裏引以自況。徐志摩十分喜愛大自然。他主張人應永遠接近自然。（36）大自然是詩人創作的一大源泉，都市生活當然是使他詩作減少的一個原因，但決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前面說過的，他對當時社會的失望。像徐志摩這樣一個理想主義者，眼看看腐敗社會的種種罪惡面無可奈何，滿懷的理想破滅了，頽唐是在所難免的。對於生活既已缺少熱忱，創作當然是更提不起勁來了。正如他在《秋》中分析了社會的種種症候之後所說的：：
跟着這種種症候還有一個驚心的現象，是一般創作活動的消沉，這也是當然的結果。因爲文藝創作活動的條件是和平有秩序的社會狀態，常態的生活，以及理想主義的根據。我們現在卻只有混亂，變態，以及精神生活的破產。這仿佛是拿毒藥放進了人生的泉源，從這裏流出來的思想，那還有甚麼眞善美的表現?（37）
這其實是就他自己來說的，是他的詩作減少的眞正原因。也就是在理想破滅之後，他由“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人懷疑的頽廢”。但是，在他出版《猛虎集》之前，似乎又稍微振作起來了。他在序文中說：
今年在六個月內在上海與北京間來因奔波了八次，遭了母喪，又有别的不少煩心的事，人是疲乏極了的，但繼續的行動與北京的風光卻又在無意中搖活了我久蟄的性靈。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着開始了跳動。嫩芽的青紫，勞苦社會的光與影，悲歡的圖案，一切的動，一切的靜，重復在我的眼前展開，有聲色與有情感的世界重復爲我存在；這彷佛是爲了要挽救一個曾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頽廢，那在帷幙中隱藏着的神通又在那裏栩栩的生動，顯示它的博大與精微，要他認清方向，再别錯走了路。
我希望這是我的一個眞的復活的機會。（38）
徐志摩覺得自己是“復活”了。然而復活後的徐志摩將會是怎麼樣的呢？他的詩集名爲《猛虎》，似乎象徵他的態度，將像猛虎一樣去和醜惡的社會搏鬥。然而他會不會像後來聞一多的蛻變那樣，由一個唯美的詩人變成一個社會鬥士，去實現他“理想的革命”呢？這眞難說。他在說了這些話以後不久便意外去世了。無從看到他復活後走向哪一個方向。
如果把徐志摩的詩集比照着來看其內容的差異，也許可以得出一點消息來。在《志摩的詩》裏，徐志摩多少是樂觀的。他的詩處處表現出他是個理想主義者。其中以下層社會生活爲題材的詩有不少，詛咒社會醜惡的也不少（見前文第三節）。但是到了《翡冷翠的一夜》裏，這樣的詩便很少了，只有《大帥》，《人變獸》，《廬山石工歌》等幾首。比較多的是悲嘆和怨艾。到了《猛虎集》裏，雖然他說他又看到了“勞苦社會的光與影”，但這方面的詩卻一首也沒有。他去世後出版的《雲遊》也是如此。那麼，“復活”後的徐志摩將會有怎麼樣的轉變呢？ 《猛虎集序文》的末尾有一段話也許可做注腳：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甚麼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不用向我説正今天就有千萬人在大水裏和身子浸着，或是有千千萬萬人在極度的饑餓中叫救命，也不用勸告我説幾行有韻或無韻的詩句是救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説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韻腳是根據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的……這些，還有别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們一説到只是叫我難受又難受。我再沒有别的話説，我只要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裏有它獨自知道的别一個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詩人也是一種凝鳥，他把他的柔軟的心窩緊抵着薔薇的花刺，口裏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39)
他始終只是一個理想主義的詩人。社會的種種苦難，他看得很清楚，他一直都很清楚，但是，他沒有勇氣去改革。他期待革命，他的“理想中的革命”，但卻沒有膽量去實現。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是落伍了，但他似乎只願做“一種天教歌唱的鳥”。《猛虎集》中有兩首褻詠鳥的詩：《杜鵑》和《黃鸝》，兩種善於歌唱的鳥，應該是比喻他自己。看來，“復活”後的徐志摩只想繼續以詩去歌唱他理想中的世界，“不到嘔血不住口”。在他去世之前似乎還沒想到做一位社會鬥士。這是因爲受了他的“單純信仰”所限製的緣故。不過，他要是沒有那麼早去世的話，以他疾惡如仇的性格，也許也會像聞一多那樣來一次蛻變的。但是否會如此，也正如茅盾所説的，“這是一個謎”了。（40）
①見《三國維遺書》第十五冊，《人間詞話》捲上二頁下；上海古籍書店，一九八三年夏天稿。
② 《猛虎集》是徐志摩生前所出版的最後一個詩集。詩集在八月份出版，他在十一月十九日逝世。引文見蔣後總和梁實秋編的《徐志摩全集》第二輯三四六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年。
③見 《徐志摩全集》第一輯三五八頁。參看注②。
④見《徐志摩全集》第三輯三七一頁，參看注②
⑤見《徐志摩論》， 《茅盾論現代作家作品》九七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年。
⑥《落葉》是篇名，也是文集名。文集出版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徐志摩在《序》中说：“《落葉》是前年九月間寫的。”所以，應是一九二四年九月間的作品。至於 《毒藥》等三首詩，徐志摩在《落葉》中説是“近作”，又在一九二六年三月間寫的《自剖》一文中説是作於“前年奉直戰爭”的時候（見下文），奉直戰爭爆發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七日，所以，這三首詩應即作於九月間。都收在一九二五至年出版的詩集《志摩的詩》中。
⑦見同注④，三二頁。
⑧見同注④，三九六頁。
⑨見《秋》，同注④，六六二頁。
⑩見同注（4），一六至一七頁。
（11）見同注④，一八頁。
（12）見同注④，一八至一九頁。
（13）見同注④，二○至二二頁。
（14）見同注④，二二至二三，四六頁。
（15）見同注⑨，六六○至六六一一頁。關於《秋》的寫作時間，趙家璧在《篇前》中説：“志摩的《秋》，是前年在暨南大學的講演稿”（見同注⑨，六二六頁。）文集出版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推算起來應是一
九二九年秋天所作。陳從周編《徐志摩年譜》時，便採用趙説，列爲一九二九年的作品（見陳書七九頁）。但是徐志摩在《秋》的開頭説：“兩年前，在北京，有一次，也是這麼一個秋風生動的日子，我把一個人的感想比作落葉，從生命那樹上掉下來的葉子。”這顯然是指他在一九二四年九月所寫的《落葉》。文中還有好幾處提到兩年前所作的《落葉》和兩年來的時局和心境變遷，也提到兩年前的詩《毒藥》和《嬰兒》，推算起來，則《秋》當作於一九二六年秋天。文中所表達的情懷跟他在同一年中所寫的則的文章如《自剖》、《再剖》、《求醫》等所表達的極相似。如果徐志摩和趙景深都沒有記錯的話，那麼，《秋》應作於一九二六年秋天，而用爲講稿則是在三年後的秋天了。
（16）見同注④，三九一至三九二頁。
（17）見同注④四三四至四四○頁。
（18）見同注④，二五四頁。
（19）見同注④，四六頁
（20）見同注④，四○九至四一○頁。
（21）的《志摩全集》三冊乙集一○六至一○八頁；香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年。由蔣復總和粱實秋所編的》徐志摩全集《刪去了徐志摩讚美蘇聯革命的一段話，共三一七字。（見同注④三二至三三頁）另一篇文章》列寧忌日——談革命《中也刪去了一段讚美列寧的話，共八七字。（見同前，二二九頁。參看陸小曼編《集》乙集二二七頁）。
（22）見同注⑤，八九頁。
（23）見同注④，一一五至一三八頁。
（24）見同注④，五九四至五九五頁。
（25）見同注④，九○頁。
（26）見同注⑤，三九五頁。
（27）見《徐志摩全集》第六輯二五五頁。參看注④。在同一期的《晨報》《詩刊》上，還有一篇聞一多的紀念文章《文藝與愛國——紀念三月十八》，文中説： 《詩刊》的誕生剛剛在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後，本是碰巧，我卻希望大家要當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愛自由，愛正義，愛理想的熱血要流在天安門，流在鐵獅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筆尖，流在紙上。……我們覺得諸志士們三月十八日的死難不僅是愛國，而五是偉大的詩。我們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藝上大成功；若得著死難者的熱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們的蹤迹，殺身成仁了。
因此我們就將《詩刊》開幕的一日最虔誠的獻給這次死難的志士們了！”（見《聞一多全集》第二冊四○五正四○六頁；此京二聯書店，一九八二年）聞一多和徐志摩的性格不同，但都富於理想和正義感。這是詩人所不可缺少的品質。
（28）見同注④，六四三頁。
（29）見同注④，六六四，六七八頁。
（30）見同注⑨，六七九正六八五頁。
（31）見同注④，二四三頁。
（32）見同注②，三四三至三四四頁。
（33）見同注②，三三八，三四五頁。
（34）見同注②，一七九頁。
（35）見同注②，四三四頁。
（36）他在《我所知還的康橋》中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上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滋養”。見同注④，二五五頁。
（37）見同注④，六七七至六七八頁。
（38）見同注②，三四六至三四七頁。
（39）見同注②，三四七至三四九頁。
（40）見同注⑤，一○○頁。
徐志摩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