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命運
——澳門華文小說的重要母題
莫嘉麗
澳門華文文學隨着經濟的騰飛，於八十年代出現了旺盛的趨向。稍弱的小說創作也有新氣象。其中，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在澳門華文小說爲數不多的篇章中，以移民爲題材的小說佔了相儅的比例。澳門是一個移民地區，關注移民的命運與心路歷程，顯然體現了澳門華文小說的本土性意識。從八十年代末發刊的《澳門筆匯》①第一至十二期所發表的小說看，移民題材的小說約佔所發小說五分之一的比例，而成爲近二十年來澳門文學經常出現的“母題”。文學“母題”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指原始主題；“廣義的，則可謂傳統文化母體中基因似地經常出現的主題、形象、故事和情景的復合體。”②世界性的“母題”是人類歷史和文化的承載體，它折射着人類有史以來普遍性人生經驗和心理經驗的積澱。“移民”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幾乎每一個民族，都積澱着或漂泊、放逐，或流浪、重生等尋找新的生存空間經歷中復雜的集體記憶。中國的新文學，由早期鬱達夫，郭沫若等知識分子的流寓日本所產生的苦悶，對故國的懷想與愛恨的表述，到台灣文人的“放逐”心態的流露——被迫“放逐”於孤島與自我“放逐”於海外，到新時期大陸“留學生文學”陣陣浪潮的興起，乃至南粵地區流行一時的描寫由北南移來工作的“打工文學”中的一部分，都屬於本質意義上的“移民”書寫。“移民”主題也是海外華文文學長期以來對華僑、華人現實與處境、心態的折射。
澳門是一個移民地區，據統計，“本土人”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點二，大陸移民佔百分之五十點四，其他國家或地區爲百分之九點四③。就中國人而言，最早到澳門定居的是福建莆田和廣東的潮、汕人，近代以後，廣東沿海各縣，如中山、新會、陽江、電白、順德、南海、東莞等地的人，紛紛移居當地。此外，還有華僑五萬餘人，大多是東南亞各國歸僑。另外，還有一部分其它國家的移民。④移民是澳門的一個龐大羣體，相對於當地原住民，他們是某種意義上的“闖入者”。“闖入者”面對異境的現實生存，文化碰撞等經歷與心路歷程，成爲作家們密切關注的對象，移民命運逐漸成爲澳門文學的重要母題，顯示出澳門文學關注社會現實的現實主義品格，以及深究人的存在狀況的文學追求。
第二屆澳門文學奬（一九九七）活動中，獲小說頭奬的是題爲《命運——澳門故事》（廖子馨）的作品，小說以新移民爲描寫對象；對於該作的藝術性，評委中有不同的反應，有以“澳門意識濃厚，時代感強烈。典型澳門故事，人物也有代表性。”而高度評價⑤；有認爲該作的小說意識不強的。然而，小說最終獲得最高奬項。⑥此事頗具象徵意味地顯示了人們不僅認同文學對澳門移民的關注，並以對“移民”事件的反思爲“澳門意識”，以“移民”經歷爲“典型澳門故事”。“移民”現象既是澳門社會現實，也已經開始成爲澳門人文關注的對象。
那麼，澳門以“移民”爲題材的華文小說——姑且稱之爲“澳門華文移民小說”，折射了怎樣的移民歷程與心態？反映了怎樣的移民意識與移民文化？它自身具有哪些本土特質而有別於其它同類作品？
在《澳門筆匯》中發表的十餘篇華文“移民小說”，有兩個側重傾向：第一，以描述現實處境與生存奮鬥爲目的；第二，以現實處境爲背景，重在揭示主人公心態。這些作品爲人們提供了澳門移民多方面的處境，以及蘊涵其中的文化心態：
一、偷渡劫難
如鄭重的《釣魚》。小說描寫一個剛上岸的偷渡客驚魂未定，就遇上到海邊釣魚的一“土生”葡人，只好也佯裝垂釣。即可脫身之際，卻突然發現釣上了同時偷渡的女友姐弟倆的屍體……作品通過節奏強烈的行爲，心理描寫，以及情節的突然反轉，將偷渡者命運的悲苦無告表現得無以復加。
然而，偷渡更多地成爲移民隱痛的背景，以及身份未能確認的因素。
二、身份苦惱
在許多篇章中，非常大量地描述了身份的隱晦性（非法）帶來的現實困境與心理障礙。《夜盡時分》（陶裏）裏的紅衣女郎是偷渡客，目下成爲昔日戀人的“地下夫人”，人物氣息有如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陳白露；《黃昏變奏曲》（勁夫）中的劉志超，《澳門九景》（餘潤林）中的“我”、“阿蟬”等一羣人也都是偷渡客，他們命運各異，但卻曾經爲取得正式身份付出過沉重的代價。偷渡過程的歷盡波劫已經由於其可以想像或不堪回首而化爲虛寫；劫後的無證日子，是無盡的提心吊膽，仰人鼻息……最爲典型的是林中英的《重生》，作品不是直接描寫偷渡少女銀彩無證的日常苦惱，而是通過描述銀彩終於取得明確的澳門居民身份後，即在“重生”的第一天種種超常行爲，側寫她無法再隱匿的壓抑：路遇查證警察，不甘示弱；闖入大百貨公司，爲爭“尊嚴”而購買昂貴衣物，並因過度敏感他人的態度而與人口角，表現出極度的自卑；這種壓抑意識爆發的頂點，是對自己在長期的寂寞、苦悶、孤獨中產生“愛意”的男主人投懷送抱……小説對少女的各種心理意識，特別是性意識的畸形發展，作了強烈而細膩的描寫，而這一切，恰恰表達了因身份不明而導致的意識失常狀態，人物的內心衝突通過人物的失常行爲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題目《重生》的含義，很明顯，具有表層與深層的意義：表層指無證者由於取得正式居民的身份，人生將有新的開她，有如重生；深層無疑暗示人物潛藏已久的潛意識在新的環境下化爲具體的言行舉止，仿如另一重生之人。
這一都分作品，涉及到人類存在的疑慮與恐懼：人以不確定身份飄浮于未確定空間，將何以自處？
三、胼手胝足，創業致富
幾乎所有移民題材的小說，都表達了這樣一種認同：只要踏足澳門，具有明確身份，勤勞發奮，一定有出頭之日。《爲誰吶喊》（勁夫）、《澳門九景》、《黃昏變奏曲》等作品就圍繞這一主題作文章。其它的小說，或側面，或虛寫，總不離其宗。作品多敘述移居者經過艱難歲月，拼命搏鬥，終於達至小康水平，過着富足安逸的生活。在這一過程中，堅持中華民族的勤勞、誠實、以德報怨等優秀品質，倡導做正直的人。這一題材與東南亞的移民題材有相似之處，即大都敘述處在底層的人生之形而下的物質生活變化，人物並由此實現人生目標，獲得滿足，而較少觸及形而上的精神煉歷。這與此類題材的描述對象（勞力階層）的實際狀況相關。這一類小說的模式基本上是主人公先苦後甜。
由此可見，作品表現的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認同，有兩個層面，一是倡導傳統的道德準則；二是堅信並演繹着“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式的大團圓人生。而且，在對社會與人生作價值判斷時，持肯定的態度，同時表現出傳統的滿足於溫飽的小農意識。
四、一關之隔的困惑
澳門與珠海，僅一關之隔。然而，這有形關卡的背後，卻隱藏着許多無形的困惑與酸甜苦辣。《過埠新郎》（馮鋸鵬）《跛得與閉眼女神》（張兆全）兩篇，均取材於澳門男性娶內地女子爲妻的現實。前者敘述因關卡相隔，夫妻難以團聚；最後，丈夫將妻子安置在珠海拱北，自己則每日入關上班，出關探妻，“穿梭於兩個不同制度的社會”。小說眞實地反映了當地較爲特殊的“一家兩制”的景觀，其中不無澳門下層男性難以成家立室的辛酸。後者的困惑也許不能完全以關卡的阻隔詮釋：跛腳的阿得娶了美麗的內地女子，而她卻完全是爲了以婚姻作爲“過關”的跳板，阿得的悲劇不言而喻。該作爲“方言小說”，敘述語是語體文，人物對話採用了幾乎是一音對一字的粵方言，許多當地社會流傳的口語相當生動傳神，而且符合人物的身份。而敘述人阿得的心理敘述，用語和意識反而與人物的身份及文化程度有距離。
而《失去的空間》（許勁生）所反映的悲劇，也與夫妻分居於澳門、內地有一定關繫。女主人公因爲分居於澳門的父親不負責任，而產生了心理障礙，對男性的“空間”失去了信心，同時也失去此一空間。文本表述了移民生活的另一種事實：由于兩地生活，導致的不忠婚姻，禍及下一代。小說站在女性的立場，譴責了男性的不忠與不負責任，揭示因此形成的負面效果，造成的社會問題。其實兩地生活不是婚姻觸礁的根本原因，但作者以此爲背景，特別是以夫妻分居在兩個不同體制的社會裏爲背景，描述在這樣的環境下女性失去保障，而造成種種悲劇，就不僅僅是譴責男性，還涉及了對社會環境的質疑。
五、其他
澳門華文移民小說的內容極爲豐富，除了上述幾大類以外，還有對人世間友情親情的贊頌，如勁夫的《世間情愛》、《爲誰吶喊》等；有揭露並譴責、批判現實的，如鄺淡奇的《少年淚》，勁夫的《他才十六歲》，都落筆於少年的社會問題；莫名的《利經理的生意經》描述了一個損人利己的不法商人；區仲桃的《人，這種動物》採用魔幻的手法，表述了對商品社會中的人情淡薄，民族傳統日益丢失的憂慮，都市的批判意識是明顯的。廖子馨的《洗頭》側寫移民命運，包含了對商業都市所滋生的拜金觀念的否定；小說的人物心理描寫十分細膩，傳神，場景的營造與心理交融在一起，形成某種象徵的意味。陶裏的《夜儘時分》背景深邃，歷史感與時代感交錯，中西觀念交匯，與他別的非魔幻小說一樣，有風情在字裏行間流轉；其在敘寫人與人的關繫中流露出來的強烈的都市意識，使作品有別於其它充滿鄉土氣息（有的是小農意識）的移民故事。小說的風格無疑是獨特的。
相對於大多數以敘述下層勞動者爲主的澳門華文移民小說，除了《夜盡時分》頗爲特殊外，廖子馨的《命運——澳門故事》也是一個例外。《命運》是澳門文學中較少的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爲描寫對象的移民題材小說，它與《重生》都選擇了共同的觀察點：人物心理。大專畢業生沈巧的“命運”有一連串的悖論：在家鄉時，盼望都市生活，因而有意淡化與畫家子平的朦朧情感；待置身澳門，開始感到喧鬧的都市無法保有寧靜的心靈，對畫家的懷想成爲喧鬧中唯一的寧靜；一旦無意中獲得了都市人的永久“身份”，很自然地放棄了“浪漫”的情思：“其實她最想得到屬於自己的生活自己操縱的人生”，“而子平的愛不過正巧攀附在她的人生追求之樹上”。很顯然，她的追求與阿嬋等的只求溫飽富足有相當距離，與銀彩爭一時之長短的意氣也截然不同。小說的主題無疑受到“城裏的人想衝出去，城外的人想走進來”這一著名命題的影響，然而，作者沒有一般化地操縱筆下的人物爲批判都市文化而懷戀鄉村、放棄都市生活。畢竟，當物質匱乏時，形而下的生存需求往往超越形而上的尋覓，作爲內地的移居者，沈巧本能地抓住了她的需要，盡管有過掙扎。作者並沒有高高在上地否定這種選擇，反而很溫和地讓人物得償所願。這應該是更貼近澳門移民的眞實的。但這樣一來，作者在小說中所表述的對都市文化的批判，被這一結局消解夷盡。作品的情節淡化，移民經歷的框架承載的是知性女子在選擇人生目標中的猶疑、搖晃，以及由此而來的陣陣微痛……文字很美，以蒙泰奇的鏡頭寫心理，人物仿如立在那個華洋交雜的古城，經歷心靈的掙扎。緩緩的情節，也是緩緩的心靈漣漪，大概是作者有意追求的境界吧。在這樣的美學追求中，試圖揭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的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繫，包括人的精神世界和內心衝突。
如果我們對澳門華文移民題材小說作進一步的總結，會發現有以下特徵：
第一，關於移民背景。
上述小說中的主人公，全部都是大陸的移居者。其移民方式，既有合法的，也有偷渡的。但有一點相同，即他們大多難以在原住地繼續生活下去。作爲移民的歷史背景，逃避戰亂（抗戰時期）、“文革”中受迫害、貧窮等，常常成爲小說人物的移民動因。對大陸特定環境的否定，與對澳門生存環境的認同，形成一種對比。
第二，關於人物。
這類小說的關注點，绝大多數傾向於大陸移民來的底層勞工，即所謂“草根階層”，主人公一般是地盤工人、打工仔、褓母、擺地攤者等；也有少數白領和小老板，但基本沒有描述知識界移民者生活之作。而實際上，澳門移民不僅有大陸的，也有東南亞各國的華僑，以及其它國家的一些移民。就大陸移民而言，也有各個階層的人，其中，知識分子就爲數不少。各個階層的移民在新的陌生的空間裏，自有不同的經歷與心態；即使有相近的經歷，也必然有相異的感受。《重生》裏的銀彩與《命運》中的沈巧，在獲取“身份”後的反應，就凸現了各自不同身份、素養導緻的不同心理壓力。知識分子移民的心理歷程必然更爲復雜多樣，其文化的涵蓋力對於表現人的存在狀況，對小說由表現移民生活轉向揭示移民文化，對拓展澳門華文移民題材小說的歷史精神內涵，無疑具有更深層的意義。這是一個極待開拓的空間。
第三，關於身份。
無正式身份的困惑與痛苦，爲此而付出的精神，心理的與精力的代價；獲取身份之後的解脫感與自信心的回復，以及隨後的成功，皆成爲小說極力表現的重要內容。身份成爲價值判斷的重要標尺。不過，所有的作品都沒有涉及“文化身份”內容，而這一問題在殖民統治地區，往往是較爲突出的現實問題。也許，作品的人物基本在中國人圈內活動，“文化身份”不言而喻。
第四，關於認同與批判。
這裏的認同與批判，指作者通過小說體現出來的對澳門的體認結果。如上所述，小說表現出對澳門身份與社會體制的認同。與對都市文化由五十年代的批判過渡到後來的認同，甚至極尽鋪張之能事去描寫認同的香港文學不同的是，澳門文化結構的更新，是在經濟突變下突然引發的，因此，對都市文化，它們是認同多於批判。所以，《命運》中的沈巧選擇了留在能自我把握的澳門；即使如《洗頭》，也只是對墮落行爲提出否定性的價值判斷。
本世紀三十年代開始萌芽的澳門華文新文學，是在中國新文學的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的。長期以來，她從文學觀念到創作實踐，都秉承了中國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八十年代後，澳門文學逐漸在建立自我形象的基礎向多元化發展，從而開始追求既有文學根性又有地方風貌的本土性文學。詩歌、散文尤其表現出這樣的意態。小說也出現了實驗性很強的作品，但現實主義依然是大趨向。文學直面人生，反映現實的“使命觀”並沒有消解在現代社會的“消費觀”中。由於文學的社會的種種原因，在澳門華文文學中，小說比詩歌、散文滯後，而甚少引起研究者們的關注，目前論及澳門文學的論文，於小說大都限於概況介紹，而對蘊涵其中的文學的、文化的價值未能深入，而如果期望澳門華文小說有長足的發展，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她無論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廣度，在表現主觀世界的強度厚度，還是在藝術形式創新的嚐試等方面，都表現出一種日趨向上的勢態。
每一種藝術形式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都呈現出自身的成長特徵，澳門詩歌既向我們展示古雅的舊體詩，也爲我們提供其以現代和後現代的藝術取向，與本土化的情緒表述融爲一體，凸顯出明顯的個性的另一面；而澳門小說的總趨向是傳統寫實，作家們往往選取澳門本土的歷史與現實生活作爲素材，以表達他們“對於生活的哲學態度”（福克納）。取材於本土，在文化認同上以本土的立場觀照歷史與現實，是促成澳門華文小說具有本土意識的前提。而澳門以移民爲題材的華文小說，是這種本土意識的一個具體體現。
從一些相關的母題之中尋找文學、文化的傳統，找到某種人們爲之困擾、爲之焦慮、爲之歡欣的隱秘情結，是我們關注母題的延續與發展的目的。
注：
①澳門筆會主編，澳門僅有的兩個公開發行的綜合性文學雜志之一，另一個爲澳門大學主辦的《蜉蝣體》，主要發表新人習作。（編按：《蜉蝣體》爲“蜉蝣體”雜志主辦，非澳門大學主辦。）
②楊匡漢《飛鳥尤知戀故林——論台灣當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母題》，見《時空的共享》，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③黃翊《多語社會與語碼轉換》，見《澳門語言博物館》，香港海峰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七月版，第十三頁。
④見《澳門經濟四百年》第四——五頁，黃啟臣、鄭煒明著，澳門基金會一九九四年版。
⑤《澳門筆匯》十二期第四頁，澳門筆會一九九八年版。
⑥事見《澳門筆匯》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