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視六七十年代的澳門文學
——《澳門離岸文學拾遺》讀後札記

趙朕


　　由澳門基金會支持、吳志良先生主編的繫列叢書《濠海叢刊》，從澳門的歷史、地理、風俗、語言及文學等方面反映了澳門社會過往歲月的圖景，以較強的資料性和資訊性，撥開了習慣勢力的帷幕，爲讀者展現了一方生意盎然的文化綠洲，從而使“澳門是文化沙漠”的觀點陷於尷尬的窘境。
　　《澳門離岸文學拾遺》①是《濠海叢刊》中的一種，由青年詩人凌鈍編輯，收集了六七十年代澳門作家在香港《文藝世紀》、《海洋文藝》和《當代文藝》等雜志上發表的詩歌、小說及散文等作品。據《澳門日報》總編輯李鵬翥著文稱，在五十到八十年代，“澳門還沒有出版過一本公開售賣發行的文學雜志”②。這樣，許多文學青年就把作品投給香港的文藝雜志。當年經常發表澳門文學青年作品的文藝雜志，除上述三種文藝雜志外，還有《伴侶》等幾家。這些文藝雜志培養和奬掖了一批澳門青年作家，對澳門文學的發展頗具影響，成爲澳門文學發展歷史上光彩奪目的一頁。《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是一部“編而不選”的作品集，共收入詩歌一八四首，詩論八篇、散文三十七篇，短篇小說三十四篇，計二六三篇（首）。這些作品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澳門六七十年代文學作品的創作面貌，其成敗得失，盡在壳中。它是澳門文學發展的重要的一環，也是澳門文學的一個窗口，探視這個窗口，對於我們領略澳門文學的發展軌蹟及其風採、有着不可忽視的意義。
　　《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收入自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八零年七月的十四位澳門詩人的詩歌作品一八四首。其中收入詩歌作品最多的詩人有韓牧（收入八十二首）、汪浩瀚（收入四十三首）、陶裏（收入二十七首）等。之所以溢出六七十年代的時限，該書編者凌鈍在《澳門離岸文學：代序》③中說：“一九五九年是雪山草在《文藝世紀》發表第一首詩作的年份；一九八零年則是《當代文藝》（按，應爲《海洋文藝》）停刊之前發表最後一首澳門詩作的年份。”基於這種有始有終的考慮，多收入了三十篇詩作，並不影響這個時期詩歌的創作面貌。更何況這裏收入的也不是澳門這個時期詩歌創作的全部作品，只不過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詩創作的端倪而已。
　　這個時期的澳門詩歌，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詩人的創作觀和審美旨趣都顯現出鮮明的現實主義傾向。出現這種局面的因由，一是傳統的影響。在三四十年代澳門新文學發軔時期，就受到內地文學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的強烈的階級性和社會意識哺育了襁褓中的澳門文學、形成了一種慣性的審美旨趣；二是香港的影響。本來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文學，由於社會進入劇烈的轉型期，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應時而入，給香港文學以強烈的刺激，但是香港爲澳門提供文學作品發表園地的《當代文藝》、《文藝世紀》和《海洋文藝》等刊物都是堅持寫實路向的，這就直接影響到澳門文學的創作方向，使其在習慣的現實主義的路向上繼續運作。基於這兩種因由、澳門作家認同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強調詩人的世界觀、人生觀的主導作用。陶裏在詩論《“三觀”和“兩境”》④中指出：“文學作品，就是一首小詩也好，它總是作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和藝術觀的反映。”又說：“一個作者不論有意無意，總是通過自己的作品去反映自己對世界社會的看法，同時亦反映個人對人生，對生活，對人與人之間的關繫所持的態度，肯定某些事物，否定某些事物。這就是他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就構成作品的主題。”韓牧則在此基礎上強調了詩歌“是舊時代的墓志／又是新時代的旗幟”（《答一位詩讀者》），必須與羣衆同呼吸共命運：“水滴千方百計奔向海洋／淚／卻在冒認是海洋一份子／海洋會稀罕一滴淚麼／做一滴水不要做一滴淚”（《詩的回答》）。由於這種現實主義的詩歌觀的哺育，澳門詩人較爲關注社會底層的羣衆生活，反映他們的悲慘境遇。如，雪山草的《冷暖人間》以沉重的詩句揭露了貧富不均，冷暖反差的“不合理的人間”，汪浩瀚的《艇村》控訴了“黑夜像一張百孔千瘡的破被，蓋着這歲月的難捱的‘艇村’”的悲苦生活，韓牧的《坐木箱的》、《商品》、《午飯》、《自動機器》等分別從不同的視角反饋了處於生命的零度的人們的困苦境遇。特別是《商品》一詩寫了“老婦人”、“小女孩”和妙齡女郎不同的謀生手段。“老婦人”和“小女孩”千方百計地兜售商品，爲糊口而奔波，實在令人同情；而妙齡女郎將自己作爲商品予以出賣：“濃妝而又枯燥的／排排坐在浴室／那亮堂堂的玻璃櫥窗裏／編號別在橙色的制服上／尷尬於挑選者評題品足的目光這是零售／聽說還有批發
　　還有出口”。這種自我的出賣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駱南橋的《老黃牛》是以物喻人、落墨於“黃牛”，卻着眼於普通的勞動者：“車子不知多大歲數／輪子比整載貨物還重／你這老態龍鐘的黃牛／慢慢吞吞地拉着車子／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中／顛顛簸簸地前進着”。人到暮年還這樣在生活裏掙紮，其悲哀的程度是可以想見。詩人們在表現這些困苦的生活境遇時，不是出於獵奇，而是表達了詩人們“以有這些事物而悲／寫他們是爲了把他們消滅”（韓牧：《日記一段》）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詩人們在關注社會底層的羣衆生活時，還注意發掘了勞動的神聖意義和勞動者的閃光品德。如陶里的《樹海》和《伐木工人》，前者贊頌了神聖的勞動將一片荒谷變成了樹海，後者謳歌了面對“貧困在煎熬”的伐木工人，懷着“求生存的意志”，追尋“另一個明天”、“做命運主人”的壯志豪情。汪浩瀚的《築路工人》寫築路工人忍着“痛楚”不畏艱辛，把築好的路留給他人而自己卻總是“舉步艱難”的高尚品德；《腳》寫勞動者“從不回頭”、“永不疲倦”的頑強意志；韓牧的《粗糙的手》與內地詩人嚴陣的《老張的手》的構思相近，都是以“手”爲切入點來贊美勞動者，只是後者是體現了受壓迫受剝削的苦難，前者着意於表現勞動的威力與神聖：“就全靠這些一粗糙的手／接觸撫摸／粗糙的木材平滑了／粗糙的石頭平滑了／粗糙的金屬平滑了／碧玉明亮了／钻石放光了”。從這一組排比句，我們不僅能領略到勞動的神聖與偉大，還能體味出勞動者默默奉獻的人格力量。
　　謳歌青年男女的愛情感受，表達眞善美的思想境界的作品，也給人留下突出的印象。這些表現愛情題材的詩章，大都寫得感情眞摯，樸素健康。有些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內地詩人間接的愛情詩的影響，如雪山草的《採茶姑娘的歌》、陶裏的《愛情三重奏》等。他們歌頌的愛情是產生於勞動生活中的愛情，充滿着歡快的勞動生活的樂觀情緒，根本找不到無病呻吟的憂鬱和感傷。《採茶姑娘的歌》通過歌聲來襯托姑娘的心靈美，她的美是與“一籃歌聲一籃山茶呵／一朵茶花一顆姑娘的心”的勞動美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愛情三重奏》雖然被香港著名詩人何達批評爲“像這種寫詩的方法，是一種爲禍已久的流行病”⑤，但這種寫法在五六十年代的內地較有影響，以不同的意象，從不同的時空渲染和升華了詩的主旋律。如這個“三重奏”中的《畫》，給戀人先後畫了三個形象，“潔白的船”和“燦爛的彩虹”都不能贏得戀人的芳心，後來又畫了“碩壯的播種人”，才得到戀人的首肯，這是因爲“有了勞動者的勞動／大地花開幸福來”。通過前兩節的渲染、鋪墊和對比，就深刻地揭示出，只有用汗水澆灌的愛情之花才能開發得艷麗多姿，只有在共同勞動中建立起來的愛情才能無比眞摯與深厚。陶裏、汪浩瀚寫的愛情詩較多。陶裏的《相逢》、《我們在風雨中走》、《憶》等都是相當不錯的愛情詩，健康、樸實，善於直抒胸臆和鋪墊渲染，讀來能給人“一股襲人的熱流／重新喚醒我的生命活力”。汪浩瀚的愛情詩委婉而纏錦，以細膩的筆觸渲泄了錦錦悠悠的愛的感覺。如《窗》所寫的“親切甜蜜”的戀愛的感覺，《送》所表現的夫妻相濡以沫的情結，《遙寄集》所揭示的夫妻風雨同舟“去開拓／一條嶄新的航道”的豪情，《斷腸篇》所抒寫的對失意的愛的同情更使人牽魂動魄。
　　這個時期體現澳門詩歌獨特個性的是詠物詩。從數量看，在《澳門離岸文學拾遺》录入的一八四首詩歌中，詠物詩就有八十首；從所詠的範圍看，題材極爲廣泛，涉及自然景象、社會生活、現代器具等諸多領域。這些詩基本上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以物抒懷，詩人由某種“物”，觸發靈感，托物言志，抒發感慨。如陶裏的《草》，看似演繹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詩意，實則有更豐厚的精神內涵，揭示了面對“任寒風再凜冽／任土地再乾癟”的種種險惡所表現出來的頑強的生命力和樂觀精神。江思揚的《船》，以船爲古老中國的象徵，概括了“橫越多少激流／繞過多少暗礁”，“才駛入／文明的海灣”的艱苦歷程。韓牧的《澗的話》和《燈塔》，都是借物以抒懷的傑作，前者歌頌了“不問起點，但奔前程”的勇於進取的精神；後者塑造了一個工作勤奮、忠於職守、無私奉獻的崇高形象。這些詠物詩都寫得“不即不離”，既不停留在“物”上，又切合“物”的本質特徵。或托物言志，或詠物述理，或以正面描摹，或側面烘托，都是在曲盡事物妙處的基礎上來展現抒情主人公的情思。
　　另一類是借詠物抒發一時的情調或表達剎那的感興。這類詠物詩在內地的現代詩歌史上所見多有，對澳門詩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如韓牧的《日出》，寫爲了“一睹日出的神採”，匆匆忙忙地趕第一班街車，第一班輪渡，第一班纜車，結果“來到山頂已曙光片片”，因而誘發了“能於黑夜裏攀登的人，／才配迎接第一線陽光”的感慨。這首詩前三節的一步緊似一步的渲染，雖着筆於交通工具的更換，卻落墨在心理的動態的變化過程，反映了觀看日出的急切心情。江思揚的《太陽》也是寫觀看日出的感受的，但它不像韓牧那樣流露出惋惜而又遺憾的情緒，卻是以飽含激情的筆寫道：“這時在我奔騰的心海上，／也升起一線陽光，／多麼溫煦呀，直暖着我的心”，其觀看日出的愉悅情緒，無须多用筆墨已盡在其中了。汪浩瀚是寫詠物詩的高手，發表的數量多，質量也較高。他的《冬夜小集》、《雪的隨想》、《春天小拾》、《讀畫記》和《竹的素描》等組詩都是這類短小精悍，膾炙人口，意趣盎然的詠物詩。如《笛》通過笛的自白寫出詩人渴望參與，渴望抒發的情懷：“有多少情思困鎖在我心中／需要你的手打開我的玲瓏／讓這一管樂思滔滔如流水／流過牛羊吃草的小山坡／流過那白雲的河”。又如《流水》寫詩人從雪後結冰的“流水”，引發感慨的情愫：“即使曾經結冰／曾經封鎖了整個冬季／也將會融化的／也將會融化的／注滿你的湖泊／注滿你的江河”，在排比、反覆中強化了詩人對未來的堅定信念。
　　《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收入自一九六一年到一九七四年澳門作家發表在香港的短篇小說三十四篇。這些小說的作者，有的現在還活躍在澳門文壇，如陶裏、汪浩瀚（太瘦生），也有的在當時發表了好幾篇作品，名噪一時，至今卻難尋下落，如劍瑩、江映瀾等。還有的在編輯幫助下發表了處女作後，就揖別文壇、悄然淡出。這些作者的狀況就充分說明，這個時期小說的水準高下不一。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難尋繹其創作的軌蹟。
　　綜觀這個時期的小說創作，也像詩歌一樣，堅持寫實路向的現實主義創作佔絕對優勢，其主要表現是作者懷着強烈的社會責任意識，展示了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的種種不幸，並將這種不幸揉進掙扎、抗爭、歡樂、悲苦的日常生活的圖景裏，進而揭露和鞭撻了社會的黑暗與不公。這類題材的輻射面較廣泛，有寫女性的悲慘遭遇的，如《只怨驚飆蕩落花》，《阿彩》、《悲劇》、《凱玲的故事》等，有寫因賭博而致人性異化的，如《出獄後》、《老顧客》、《格力狗》、《薪金》等，有寫伴隨着生活環境的改變而釀就思想錯位的，如《距離》、《離巢鳳》、《無從寄出的信》等。
　　女性的悲慘遭遇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頭戲，但在澳門作家筆下女性已不再是像祥林嫂（魯迅：《祝福》）、春娘（柔石：《爲奴隸的母親》）、“賣草女人”（羅淑：《生人妻》）那樣，束縳於族權、夫權、神權等宗法封建制度下的女性，而是澳門這個殖民地的社會現實所譜就的女性哀歌。萍姑（楚陽：《只怨驚飆蕩落花》）本來是一個“純潔無瑕”的少女，爲籌借母親的喪葬費，誤入“舞場老鼠”靚仔金花言巧語的陷阱。殊不知與靚仔金結婚後，她經常遭到靚仔金拳腳相加的虐待，還逼迫她賣淫掙錢，供自己揮霍。小說的結尾寫靚仔金搶她的金戒指時，“狠狠地把她推開”，“她的身軀就像一根去勢極速的棍棒從樓上飛快滾下來，身後還拖着一條鮮紅的血路”!無須作者細寫，萍姑的悲慘命運已在讀者的預料之中。凱玲（林逸：《凱玲的故事》）的遭遇，不像萍姑那樣爲生活所迫而誤落陷阱，而是在一場英雄救美人的劇中，險些一被拖入泥潭。凱玲是一個單純而又愛慕虛榮的少女，在歸家途中，遇到阿飛的調戲。正當危難之際，一個叫東尼的青年只身救美，打得兩個阿飛抱頭鼠竄。由此，二人相愛，如膠似漆。在東尼帶凱玲去參加阿飛的淫亂派對時，被警方收審，凱玲才得知東尼是香港來的阿飛，專幹誘騙少女爲娼的勾當。原來的阿飛調戲凱玲，途中救美，以及派對舞會，都是東尼一手策劃的陰謀。如果說凱玲的不幸遭遇是出於感恩的觀念而上當受騙的，那麼淳樸、善良的秀麗（心剛：《悲劇》）則是在惡濁的社會風氣的侵蝕下，潛移默化地釀造了斷送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苦酒。秀麗在澳門讀書時，是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學習成績很好，又肯助人，師友鄰居，個個都很誇奬她”。可是在她轉入香港的一家英文書院讀書後，在所謂“新潮”風氣的誘惑下，她的思想和行爲逐漸發生變化。從喜歡打扮，愛穿奇裝異服，到經常參加夜間“派對”，離家出走，以至“墮胎昏迷，送醫不治”。是“誰使她從一個用功讀書、樸實無華的學生，變爲一個無心向學，道德敗壞的‘飛女’，最後還丢了性命？”作者在這種尖銳的反詰中，把批判的矛頭直指惡劣的社會風氣。尤其是作者通過前善後惡的對比描寫，更加使人對她的“送醫不治”無比惋惜，從而對導致她的悲劇的社會因素更加痛恨。
　　澳門的博彩業是亞洲聞名的，然而它的發達所造成的負效應，則構成了社會風氣頽敗的重要因素，也腐蝕着許多平民羸弱的靈魂。秦江的墮落（李思狂：《出獄後》），林先生家的衰敗（鍔未殘：《老顧客》），陳先生的自殺以及阿芳因老板賭博破產失業（遊靜萍：《格力狗》）等，都形象而生動地揭露和批判了賭博給社會帶來的危機及其連鎖性反應。譬如秦江，如不染上賭博的惡習，就不會貪污兩萬元公款，也不會下獄判刑，更不會在走投無路時鋌而走險，幹起販毒的骯髒勾當。這一繫列的連鎖反應，不只是毁了一個秦江，它所造成的後患則是不可估量的。
　　盡管澳門的經濟不如香港發達，但她長期被淪爲殖民地的歷史，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風氣的侵蝕和毗鄰香港的社會轉型的影響，而出現一些思想道德錯位現象。這種思想道德的錯位，主要表現爲金錢觀，價值觀和婚姻觀的變異，使人與人的關繫呈現出一種危機。譬如《距離》（李心言）寫了司徒紅和杜明的思想距離。他們既是鄰居，又是同班同桌的同學，兩小無猜，十分要好。小學畢業時，杜明家遷往香港；可是八年後他們重逢時，杜明變得講究實際，一味追求賺錢，在思想觀念上卻與司徒紅言不投機，產生了很大距離。《離巢鳳》（鍔未殘）和《無從寄出的信》（江映瀾）都是涉及婚戀觀錯位的小說。前者是寫彩鳳因婚外情而釀造的家庭和個人的悲劇，後者是寫“妹妹”受到遊戲人間的思想影響，追求打扮和享樂，因父母對她的男友不滿意而離家出走。這兩個與傳統的道德相悖反的故事，在作家筆下都將其矛盾白熱化，予以批判，從而顯現出澳門作家極力維護傳統道德的追求，以及不同於香港作家的價值取向。
　　這個時期澳門小說的另一特徵是以平民化的題材謳歌了平民的高尚的思想境界。這種創作態勢與內地的影響不無關繫。在澳門新文學的發軔時期，直接受到內地現代文學的影響，形成了一定的承傳關繫。建國後雖然澳門與內地暫時處於隔離狀態，使澳門文學走上相對發展的道路，但內地文學創作的趨向也常常在澳門文學中有所反饋。從《澳門離岸文學拾遺》中的小說來看，約有五分之一的比例是贊頌平民百姓的高尚情操的。且不論其藝術水準如何，單就其比例不難發現內地文學影響的雪泥鴻爪。如，《雄爸》（太瘦生）寫雄爸被工頭打傷而失業，工友們團結起來奮起鬥爭，並取得了胜利。《拾錢包的車夫》（李滌非）寫三輪車夫林源在“妻病兒飢，借貸無路，債主臨門”的因境中，拾到一個裝有五百多元的錢包；但是正直人的良知終於使他成爲拾金不昧的人。《路》（東生）寫搬運工人忠叔組織居民自己籌款，自己動手，將一條崎嶇不平，泥塵遍布的小路修成平坦的水泥路。《小芬的一天》（江映瀾）寫小芬剛一上班就得到工友們的關心與幫助。《冬暖》（江映瀾）寫惠萍得知阿程因單戀自己而發瘋，她以自己的溫情和精心照料使阿程痊癒並結爲眷屬。《一羣夜校學生》（楚山孤）寫何佩娟因生活所迫不能在夜校堅持學習，三個成績好的同學主動幫助她補課，終於使全班獲得了優秀成績，等等。這些小說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或爲正直善良者，或爲民造福者，或爲團結友愛者，或爲助病扶危者，都具有閃光的道德精神。盡管在短小的篇幅裏，未能把人物塑造得較爲豐滿，但也透露出澳門作家對歌頌美好的道德品質的努力和對完善道德修養的期盼與追求。
　　《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收入自一九六零年十月到一九七八年一月澳門作者發表的散文作品三十七篇，涉及七位作家，其中以江映瀾、陶裏的作品居多，佔二十七篇。從這些作品看，澳門作家或敘事或抒情或議論，與詩歌、小說無所差異，也是以一種平常的心態採摘生活本身的體驗、將審美的視野投向了眞實的、純情的平常的世界。此間留給人最深的是對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生所付出的憐憫心和同情淚。那雙足殘廢，靠乞討爲生，而且屢屢被置入窘境的南姐（李滌非：《枯枝》），那個想借當局“制水”的機會發筆小財，殊不知當局宣布的“暫停制水”，竟導致一敗塗地的南貨舖小老板（江映瀾：《倒》），戲院門前那兩個孤苦伶仃，相依爲命的小兄弟（江映瀾：《雨中聯想》）等人物的悲慘命運，在作者們的筆下都能從人道主義的視點去觀照他們，並且能將自己的同情和憐憫升華爲對生活本質的認識。在《雨中聯想》中作家面對一雙相擁而臥的小兄弟寫道：“雨停了。身旁的人也不知在甚麼時候散盡。可是，我的心在下雨，而且響起了驚雷。”對於這種“驚雷”，作者進一步指出：“雨本身是無罪的，只是由於社會不健全，人謀不臧，沒有妥爲設防置備，這才釀成所謂‘天災’，其實‘天災’說底到還是半出於人禍!”面對人們臧否不一的“雨”，作家的這種對社會生活本質的深刻認識，無疑是加強了作家勘探生活深層思緒的張力。
　　“人有哀樂，有時是歷史使然，有時是社會使然”。陶裏在《籠居瑣語》中的這幾句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尷尬和社會的齷齪。他以犀利的筆對種種黑暗、落後的現象給予了幽默的諷刺與謂侃。如，他家不買電視機，因爲“看電視是一種生活情趣，但在這同時又被逼接受要賺我們的金錢的商業宣傳，情趣就索然了”（《不入圍》）；到菜場或商店購物，因小販或店員的“暴發戶嘴臉，想起他們的窮形惡相”，就裹足不前了（《購物》）；到廟街買了兩件襯衣，到家一試，一件“出奇的窄，使我變成裹蒸粽”，另一件“衣身合了，但袖子出奇地長，肢手一揮，可演古裝戲”（《買新衣到廟街》）；至於茶樓“爆棚”，連那些“外表似紳士淑女，但也不免於此時出現爭位現象，尷尬之狀，無以復加”（《茶樓大牌檔越南牛肉粉》）。如果說陶裏是以幽默的調侃揭露了生活的窘迫與無奈的話，那麼江映瀾則以女性的細膩筆觸和奇妙的構思，不溫不火地給予社會以柔中帶剛的詰問。她的《風鈴和水》是一篇構思奇特，意趣盎然的作品。朋友贈送的“高低有致地作遊魚狀”的風鈴，“叮叮咚咚的音響，這聲，像魚遊吐水，又像風擊浪花”，實在讓人感到愜意。然而，突然“制水”的消息，擾亂了小家小戶的寧靜生活，使她憶及十四年前和十年前制水時的尷尬。由此生發了她對魚形風鈴的羨慕：“只有你，才能戰勝缺乏了水的種種不便與不安!”作家還懷着女性的良知和敏感，把對人間醜蹟劣行的斥貶流注筆端。如，面對嗜賭如命的年輕的媽媽，她不無同情地指出：“她把青春擲在這仙宮的玩具中，而孩子卻在凡間做着飢餓的饞夢。”（《東方蒙地卡羅》）和朋友一家帶孩子去烏溪沙渡假，在孩子們遊泳時，卻提前半小時清場，“原來，有此地第一號大官員到來視察”（《戀夏餘情》）。作家似乎是不經意地一點，但是一種爲良知所驅動的正義感和激濁揚清的撻伐便無所掩飾地流溢出來。
　　留戀親情、友情，尋求精神家園，也是澳門作家的一種追求。在他們的筆下頗有興致地描述了親情、愛情、友情、鄰裏情等人間有情的人和事，既寫出了他們綿綿脈脈的深切感受，也反映了他們間的齟齬，讀來給人親切、溫馨之感。李心言的《寸草春暉》是一篇抒寫母愛情懷的佳構。對於這種歷久不衰的母愛題材，作者沒有泛泛地從俗，而是選取了父親遠在南洋而又音訊不通的特定環境中，母親在拮據的生活條件下，最大限度地來充實孩子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四件小事，因而留給孩子的印象極深，同時使“我們不但看到‘母愛’，而且看到一位勤勞、刻苦、聰慧、正直的母親的美好形象”⑥太瘦生《結婚》中的“她”，對過去戀人因選擇阿飛的悲慘結局的同情，江映瀾的《聚散》對老鄰居的留戀等都反映出作家對精神家園的企戀，以及他們爲建構這種精神家園的努力。
　　統觀《澳門離岸文學拾遺》中的作品，其數量和質量都與人們的期望值有一定的距離。本來，進入六七十年代澳門受香港的影響，經濟有所發展，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較前有明顯的提高，爲文學的新生提供了有利的契機；但是澳門經濟發展的重點不是向國際大都會進軍，而是瞄準了國際大都會的消閒，成爲“東方的蒙地卡羅”。這種實際利益的追逐，淡化了文學的社會使命，分化了文學創作隊伍，文學無可辯駁地受到幹擾。盡管如此，《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收入的作品還是有很多傑作的，她以自己的實力昭示了這個時期的文學成績，爲澳門的文學歷史留下了不平凡的足蹟。
　　注：
　　①《澳門離岸文學拾遺》，凌鈍編，澳門基金會一九九五年出版。
　　②李鵬翥：《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及將來》，《澳門文學論集》，澳門文化學會一九八八年出版。
　　③④見《澳門離岸文學拾遺》，凌鈍編，澳門基金會一九九五年出版。
　　⑤何達：《談陶裏的詩》，《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澳門基金會一九九五年出版。
　　⑥《文藝世紀》短評：《爲甚麼能夠動人?》，《澳門離岸文學拾遺》，澳門基金會一九九五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