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局限

胡悅

　　看老舍先生的一篇短文，名字叫《頭一天》，描寫的是他二十年代去英國教書，到達英國頭一天的情形。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嘴上說的是京片子，紙上寫的是京味白話文。《頭一天》記述的是個人的經歷、感受，既非描寫英雄事蹟，又不討論大是大非問題，文章也就沒必要義正辭嚴，用的淨是口語化調侃的筆調，成心逗樂玩兒。
　　其中一段描寫老舍所住的一所兩層小屋的環境：院墻只是點矮矮的木樹，左右鄰家也有不少花草，在左手裏的院中還有幾棵梨樹，掛了不少果子。我說：“左右”，因自從在上海便轉了方向，太陽天天不定從哪邊出來呢！
　　老舍特意爲他使用“左右”而作了一個說明，意思是從去上海坐船赴英國起，自己已不辨東南西北，只好用“左右”來指示方位了。
　　初看到這段話時愣了愣神，用“左右”指示方位有何不妥，有必要特別說明嗎？老舍在這裏耍嘴皮子，只是想爲最後一句“太陽天天不定從哪邊出來呢！”的俏皮話作鋪墊吧。卻猛然想起老舍的北京人身份，明白了七、八分。之後看其另一篇《我怎樣寫<一馬>》的文章提到，他寫<一馬>時，每寫幾段就讀給一位朋友聽，請其作批評。並特別指出該朋友是北平人，“自然更能聽出句子的順當與否，和字眼的是否妥當。”於是明白了十分。
　　老舍堅持的是用詞造句的地道——地道的京味。北京人是慣用東西南北，少用左右來指示方位的。
　　去過北京旅遊，看過北京地圖的人都會知道，北京的街道多是又長又直，相互平行或垂直交叉的，雖城區地域廣闊，認準了方向就不至於走丢了，當地人的方向感特強。因此遇外地人問路，當地人會告訴問路人目的地所處的方向，該向東西北走多遠之類，不會說向前走往左拐再向右轉這樣的話。
　　北京城是叨皇帝的光，按城市規劃建出來的，街道的布局，延伸的方向皆有一定的規矩。廣州或港澳城市布局卻完全是隨心所欲的，街道橫七竖八，宛若蜘蛛網，陷在裏頭猶如進了迷宮。加上街道狹窄，房屋擠迫，路人難見到太陽的面，不知太陽從哪邊升起決不奇怪。沒有了參照物，哪還分得清東西南北，還是信自己身上的東西保險，左右手決不會弄亂的，於是指示方向亦慣用“左右”。
　　所以廣東人，港澳人去了北京常有人情淡薄之怨，問路後當地人“指東道西”後即以爲盡了地主之誼，把人晾在一邊，沒有方向感的遊客不明所以，以爲其糊弄敷衍。其實，習慣南北有別惹來一場誤會，怨不得“東西”的。
　　老舍的京味文字是中國文學的瑰寶，“我手寫我口”充滿生活化的睿智和活潑的生命力，雖寓意深刻卻沒有曲高和寡之憂。白話文與北京話極爲相近，不可否認老舍的北京人身份對其文學成就有一定幫助，思想落在文字上，駕馭文字的功力不像方言地區的作家易在“翻譯”時打了折扣。但盡管如此，地域文化的限制仍難以避免，某些精妙、地道之處，方言地區的讀者仍難以領略。
　　不應誇大地域文化差異對文學作品感染力的影響，同是中國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使用同一種文字，差異畢竟有限。外國文學作品不乏讀者即爲例證，人類的共性是不分人種國界的。
　　難的是在共性中顯出地方特色，此中的分寸，尚沒有一位當代作家能如老舍般拿捏準確。
　　粵地潮濕悶熱，人性浮躁，粵地作家少見渾厚天成之作，但粵人不拘成見，巧言善辯，文章用詞造句跳脫狡黥、抵死嘬核，本地人讀來過癮非常，但一出省，到湖南、江西已沒人看得懂，更別提越過長江黃河了。
　　本地化與中國化、國際化的關繫，實是粵地文學發展的一大瓶頸。唯其難，才見挑戰性。

　　同是中國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使用同一種文字，差異畢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