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拾喻言（伊索寓言）》問世的意義及影響

鮑延毅

　　《意拾喻言》（又名《意拾蒙引》），是我國第二個、也是我國近代第一個伊索寓言的漢譯本，其編譯者，書上署爲“蒙昧先生著，門人懶惰生編譯”，其實，眞正的編譯者卻是英人羅伯特·湯姆（Thom，Robert一八零七至一八四六），書上所署，不過戲題而已。湯姆生於英格蘭，一八三四年來華，很快學會了漢語，一八三九年用“Sloth”（即“懶惰”）筆名發表第一個中國故事的英譯文。一八四零年進英國領事界，在廈門、鎮海、廣州等地翻譯，一八四三年十月任英國駐寧波第一任領事。編有《英漢字匯》（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1842）及《英漢會話》（The Chinese Speaker，1846）等。
　　湯姆編譯的ESOP，SFABLES（伊索寓言），從有關資料獲知，有兩種版本：一爲一八四零年《廣東報》以《意拾蒙引》（意拾，“伊索”的粵語音譯；蒙引，“童蒙之導引”的意思）爲題發表後的同名結集，由基督教在中國的出版機構廣學會出版（參見一九九二年第一期《棗莊師專學報·伊索寓言在清末的譯介》）；一爲同年在澳門出版的同書異名的《意拾喻言》（見英存本“序一”。喻言，“寓言”的又稱）。因兩種版本（下文均簡稱爲《意》）保存至今者絕少（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上海《新民晚報·近代第一部＜伊索寓言＞的發現》一文雲：這本收存作品八十二則的譯本，“全世界僅存三本，英、日、香港各擁其一”；又雲：新近在國內發現的《意拾喻言》，“是國內的孤本，是世界僅存的第四本”），故“蒙引”本與”喻言”本問世的孰先孰後，一時便難以考知了。
　　我所有幸見到的一個存本（復印件），是現藏于英國不列顛博物館者，大約即《新民晚報》那篇文章所說的英國存本。
　　該存本亦名《意拾喻言》，系一八八九年香港文裕堂（音譯）出版。目录之前，有英文序言性質的文章兩篇。最前面者，據其內容推知，爲修訂者阿爾弗雷德·梅所寫（姑稱之爲“序一”）。文中引述漢語言文學教授詹姆斯·萊奇的話，對《意拾喻言》作了頗高的評價。第二篇篇幅較長，主要介紹英、中文化交流的歷史情況。從文末所署“一八四零年五月十五日於澳門”的文字看來，當是《意拾喻言》的編譯者湯姆的原序（姑稱之爲“序二”）。接下來亦是用英文寫成的篇幅較長的”　導言（主要介紹漢語、漢字常識）與“備考”（主要介紹用羅馬字母拼寫漢字的方式）。目录之後，有以古漢語寫成的短“敘”一篇（末署“知名不具”，看來亦湯姆所寫；姑稱之爲“序三”）及介紹伊索生平的“意拾喻言小引”一篇，之後才是選譯的八十一則伊索寓言。這些作品的印刷格式是：左爲英語原文，中間大字爲古漢語譯文，右爲羅馬字母拼寫的漢字廣東語讀音。
　　伊索寓言，是寓言中的經典，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它的第二個漢譯本的問世，其意義及所產生的影響是極爲巨大的。以下，茲就個人所見，談幾點粗淺認識。
　　一、它在英、中文化交流史中，是具有文獻價值的一個譯本。所以如此說，這是因爲：1．它是英國人用漢語譯介的第一部歐洲文學名著。英、中正式交往，自從馬戛爾尼一七九三年奉命出使中國算起，“已將近一個世紀，可是卻找不到一個英國人熟悉中文，而且要找一個人擔任翻譯，必須找遍巴黎、羅馬和那不勒斯”（“序三”）。自一八二五年馬禮遜（Morrison，Robert）創立了倫敦東方語言學校，一八三七年倫敦大學設立了漢語講座，英、中交往日趨頻繁，研究和熟悉漢語、漢文的人才漸多起來。《意》的問世，便標明着英、中文化交流，已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2．《意》的問世，使我國國人第一次知道了伊索（“意拾”）的名字及其生平，並通過八十餘則作品，略略窺知了伊索寓言的風貌。我國的第一個伊索寓言的漢譯本，乃明代天啓年間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口述、中國人張賡筆錄合做譯成並出版，名爲《況義》。它與《意》相比，所收作品數量既少（其正編收二十二則，補編收十六則。總計三十八則之中，兩則爲柳宗元寓言作品外，尚有數則爲來源未明者），且無一處提及伊索的名字，更遑論其生平了。
　　二、此書編排的開創性的總體設計，有利於英、中兩國讀者對漢語和英語的學習與掌握。湯姆譯此書，目的並非出於平等的文化交流的需要，而是爲了讓其同胞盡快掌握漢語這門交際工具，以便爲全面打開中國大門服務的，這正如他在“序三”中所言，“餘作是書非以筆墨見長。蓋吾大英及諸外國欲習漢文者，苦於不得其門而入。……故特爲此者，俾學者……長置案頭，不時玩習，未有不浩然而自得者，誠爲漢道之梯航也。”所以，他在此書的正文之前，通過長篇的“導言”及“備考”，專門向英國讀者及他國讀者，介紹了漢語、漢字的有關常識，又於每篇作品作了英、漢對照並以羅馬字母注音漢字的編排，這就大大方便了以英語爲母語而學習漢語的人，同時，也一定程度地方便了以漢語爲母語而學習英語的人。這種做法，是對利瑪竇、金尼閣在有的著述中用羅馬字母給漢字注音的新發展，而且創造出了一種外文與漢文相對照的編排方式。
　　三、在尊重伊索寓言原作的基礎上，儘可能在形式上使其漢民族化。於此，我想起了一八九八年《柏林腓特烈·威廉帝國大學東方研究所學報》的《發刊詞》。該《發刊詞》在談到其任務時，曾作過這樣的強調：“尤其是着眼於德意志民族不斷擴大的商業、傳教和殖民的利益，開闢那些至今尚不熟悉或不太熟悉的語言領域； 與此相關的是要盡可能對各有關民族的文學、禮儀和風俗、宗教、法律觀念與制度以及一般的歷史和文化的發展做認眞細致的研究。”（轉引自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第二期《文史知識·德國漢學研究〔4〕》）《意》的編譯者，其編譯此書的目的和做法，基本相同於這篇《發刊詞》的“夫子自道”，而且，可以說取得了相當成功的效果。由於湯姆熟悉伊索寓言的原作，加以又以熟練、準確而淺近的古漢語譯述，因而，譯出的作品，頗具中國“風格”； 在此基礎上，他又通過使用中國名物、典章制度或俗語、典故等等，再次地將其“漢化”處理，從而使這些譯作，儼然成了中國的“美文”。這對於學習漢語的英國讀者來說，不僅大大有利於他們的學習和掌握，同時，在他們學習的過程中，還會通過譯作中濃鬱的中國歷史與文化氛圍的薰陶，大大增進其對中國歷史文化的了解。這方面的例證，俯拾即是。如，第一則《豺烹羊》（即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伊索寓言》中的《狼和小羊》。下文，此版本簡稱爲“人本”），其開篇一雲：“盤古初，鳥獸皆能言。一日，豺與羊同飲澗水。”（引文中標點，爲筆者所加。下，引例同此）篇末“點題話”則爲“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即此之謂也。”第三則《獅熊爭食》（即“人本”的《獅子和熊》），其開篇云：“《山海經》載，獅子與熊人同爭一小羊。”篇末“點題話”則爲：“俗云‘鷸蚌相纏，漁人得利’是也。”第七則《豺求白鶴》（即“人本”的《狼和鷺驚》），其開篇云：“神農間，有豺食物，骨骾在喉。”篇末“點題話”則爲：“俗云‘過橋抽板，得命思財’，正此謂也。”……引文中的“盤古”、“山海經”、“神農”云云，皆原文中所無，譯者所以這樣“無中生有”，祇是爲了增進其同胞的中國歷史文化常識。此外，他還注意了將原作中的古希臘神只之名，全然換成中土神名。如，《蛤求北帝》（即“人本”的《青蛙要國王》）中，以“北帝”取代了“宙斯”；《愚夫痴愛》（即“人本”的《黃鼠狼與愛神》）中，以“嫦娥”取代了“愛神”；《眞神見（現）像》（即“人本”的《赫爾墨斯和雕像者》）中，以“眞神”取代了“赫爾墨斯”。……有的作品，他乾脆給它們加上類似中國成語典故的題日，如，《狼與羊盟》（即“人本”的《狼和羊》），《齊人妻妾》（即“人本”的《頭髮斑白的人和他的情婦們》），等等。
　　湯姆此舉，極大地影響了林紓。即如改換原作中的神名而言，林紓在他與別人合譯的《伊索寓言》（一九零二年出版）中，可謂“全面繼承”，“亦步亦趨”，譯作中只能見到“海若”、“河伯”、“太歲之星”等中土神名，再也找不見古希臘神只的影子。但，林的摹仿，因其未看讀者對像（他是爲中國讀者譯介此著的），故爾可以說，其效果與《意》相較，似乎適得其反了。
　　四、將《意》中作品，與中國大陸各種伊索寓言的譯本（包括林譯本）相比照，發現約有十則是各譯本所無者。如，《獅驢爭氣》、《獵戶逐兔》、《裁縫、戲法》、《獵犬責主》、《狼計不行》、《狼斷羊案》、《鴉欺羊善》、《業主貪心》、《意合拾勸世》等。這，對於研究伊索寓言的來源及版本（包括外文版本）來說，都具有一定意義。
　　五、在中國教育史上，《意》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本用作學校教科書的寓言集。把寓言用於學校教育，歐洲某些國家在遙遠的古代已經開始了，並且收到良好效果。“在雅典，從公元五世紀開始，《伊索寓言》成了兒童故事的主要來源。在學校裏，低年級的學生從伊索寓言中學習民間的智慧，高年級的學生則利用它們進行修辭訓練。公元一世紀羅馬的著名教育家昆提利安以希臘的學校教育爲根据，提出了自己的教學計劃。依照這個計劃，兒童入學後首先接觸的就是伊索寓言，然後才是荷馬和維吉爾的史詩”（見“人本”陳洪文《譯本序》）。《意》問世後，也被列入學校教育，用作了香港重點中學和其他英、漢學校的教科書（見“序一”）。此種舉措，對中國內地學校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此後，伊索寓言及中國本土寓言，或被編入課外讀物、教科書，或被用作教科書者漸多。光緒庚子年（公元一九零零年）江南書局印行的學生課外讀物《中西異聞益智录》，其卷十一共輯有十九則寓言，基本爲伊索寓言。光緒辛丑年（公元一九零一年）出版的教科書《蒙學課本》、光緒甲辰年（公元一九零四年）出版的教科書《繪圖蒙學課本》及《啓蒙課本初稿》等，都選入了中西寓言（見陳蒲清《世界寓言通論》第三編第十三章。一九九零年九月，湖南教育出版社作。）辛亥革命後，中、小學國語（文）教科書，選入伊索寓言或其他寓言，更是司空見慣了。
　　六、由於《意》鋒芒畢露，戰鬥性強，遭到清政府查禁（請參閲拙文《＜意拾喻言＞二題》。載一九九五年第三期《棗莊師專學報》），於是，它便成爲我國文化史中第一本遭查禁的寓言著作。作爲“奴隸的語言”的伊索寓言（列寧語），是沒有國界的，它最受被壓迫人民的熱愛與歡迎，也最易被他們掌握和運用。其譯本《意》表面上是被清政府禁絕了（至今世界僅存四本這一事實，便足證清政府確實查禁過），但，伊索寓言卻如歷經野火的蔓草，又變換着不同的書名，以種種譯介形式，在中土出版、傳播，且更其“蓬勃”、“旺盛”。將《意》之後、辛亥革命之前的伊索寓言的譯本稍稍開列，即有：赤山畸士（即張赤山）的《海國妙喻》（一八八八年，天津時報館印行），金匱梅侶女史寫的《海國妙喻》（一八九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承印），周桂笙的《新庵諧鐸》（一九零零年，上海清華書局出版。下卷大部爲伊索寓言），林紓等的《伊索寓言》（一九零二年，商務印書館發行），博文居士的《伊娑菩》（亦“伊索”的音譯詞。——筆者）喻言》（一九零三年，香港文裕堂出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