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上的拱門

胡國年

　　在一個秋高氣爽的周日，我一家四口逛新口岸的香山公園。一到步，十一、二歲的小兒女就問路旁拱橋似的東西是甚麼。
　　我說那是政府建的友誼紀念物，叫“東方拱門”。
　　“拱門？生鏽士巴拿（扳手）就眞！”一位路過的老伯不冷不熱地說，“簡直是將幾百萬扔下鹹水海！”
　　這拱門是不是廢鐵？它有甚麼藝術價值？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暫且讓後人去評說。但它在那拱着，的確又遮擋着遠處的藍天白雲和近處燈塔松濤。
　　我正在思量之間，突然妻子扯我一把：“哎，那不是主任嗎？”我一看，果然是長着栗色毛發，身材修長的主任向我們走來。我一喜，忘形地向她熱烈揮手，並着兒女迎上前去。
　　“伊麗沙白！”她用手輕撫着我女兒的頭，接着又向着我的兒子說：“安東尼奧！”
　　小兒女用葡語向她問早安，她笑着頻頻用葡語回應。但由於語言的不通，我們有話也說不出來，只能無奈地道別。
　　“你的兒女有葡文名，入了葡籍嗎？”健談的老伯好奇地問。
　　“不，我們都是中國籍……”我一邊答他，一邊目送着主任遠離的身影，心中突然浮現着另一道拱門。我深信心中的這道拱門不會像東方拱門那樣遭人奚落……
　　事情還得從十多年前說起，那時我和母親趁着移民潮來到了澳門，最初投靠一位表親，後來靠雙手自找生計。不久妻子和兒女也獲准來澳，暫棲在路環。同年，父親在內地退休後移居香港，但不到一年就因心臟病發而長眠，烏雲開始籠罩着我們家了。
　　小女兒有先天性心漏症，經常心跳和口臉發黑，走不了幾步就得蹲在地上喘息。醫生都說宜在小孩時做心臟修補的手術。當然，那要花上一大筆錢。爲此，我到當時的社會福利署求助。但當我向幾位說本地話的小姐查詢時，老是得不到要領，得到的是不耐煩的臉孔，冷漠的話語和一絲絲刺鼻的香水味……我感到失望，正想離開。一位穿着外套栗色毛髮的高個子女士攔住了我，用手勢示意我進入辦公室，微笑地讓我坐下，通過翻譯聆聽我的苦衷。不一會，她輕鎖着眉宇打了三、四個電話，然後告訴我有些心漏症會隨着發育而改善，不用太擔心，但也應從速檢查，因我住在路環，她指引我去氹仔社會福利署辦理“貧民紙”，然後去山頂醫院求醫。臨别她還跟我握手。頓時一股熱流注入了我的心田，對眞正的葡國人我有了新的印象。
　　到了那年夏天，我辦妥了有關免費醫療的證件，帶着女兒去醫院。當走到社會福利署山頂醫院辦事處時，我們又看見了那位身穿白外套，栗色毛髮的高個子的葡國女士。她親自帶我們去找心血管專科的醫生，隨後又熱水燙腳似的離開，好像有幹不完的事情等着她親力親爲似的。她的出現，使我心裏好像有了底，我不知道她尊姓大名，只知道辦事處的姑娘稱她爲主任。
　　幾天後，我陪妻子和女兒到醫院驗血，兒子說要跟同學玩耍，要留在路環的家。那些天，酷熱非凡，創了澳門高溫的紀录，是人都想钻進水裏圖個涼快。可我還得背着女兒在烈日之下登高爬低，當我滿頭大汗地回到家之際，忽然鄰家的小孩跑來告急：“你的兒子在海邊出事了！”我一聽，像五雷轟頂，連鞋子也顧不得穿，光着腳丫向譚公廟的海灘飛奔而去！原來是幾個小孩在那打水戰，越玩越忘形，誰知樂極生悲，兩個被海浪捲走，其中一個被人救回，而另一個是我的大兒子，卻不知所蹤……我像瘋了一樣，放開嗓門狂呼兒子的名字，在高低不平的堆石叢中跌跌撞撞，腳板被尖石割破，頭顱被礁石碰起了血瘤……遲一步從澳門買菜的妻子回來後，手裏的東西往地裏一扔，她用拳頭捶胸，用手板猛拍大腿，淒厲地呼號。第二天，母親戰戰兢兢的趕來路環，第一句話就問她的孫子，我能答甚麼呢？她當即倒在地上，那時她已患了癌症……
　　傷心地不宜久留，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我們搬到下環街。在一處露台裏鋪上木板，圍上帆布暫棲身。主任知道後，曾派了兩位工作人員來訪貧問苦，並很快地安排了我陪母親到香港瑪嘉烈醫院診治。
　　第二年春末，女兒要去廣州的一間大醫院裏留醫，費用由社會福利署支付。整個心臟手術由國內一流的教授操刀，過程很順利。手術後馬上入監護室，各種先進的儀器顯示着她的脈膊、血壓和體溫。第二天早上，情況良好，醫生破例讓我們進去看女兒，並估計兩天後可以轉移到普通病房。我們差一點兒歡呼起來！可是，命運總在作弄人！在幾小時後，全監護室的病人突然起了補液反應，原來是吊的大针有問題。我女兒剛動了手術，體質最弱，反應最烈，渾身打顫。到了下午，醫生突然關門搶救，爲她切喉抽痰……聽說那批出事的補液全被撤換，但我女兒的人間地位也被無情地撤換了!幾天後，我們帶着女兒的骨灰，帶着對那些補液的怨恨，帶着一連串可怕的回憶回到澳門。
　　不久，身受三重打擊的母親病情惡化，入住山頂醫院。兩天後她五官麻木，她要用手撬開眼睛才能看得到我，說話也含糊不清，一周後她吐出最後一口血痰，離開了人間。我和妻子當即跪在地上嗚咽……
　　兩年中，失去了父母給自己的依靠，失去了兒女給自己的憧憬!每逢假日，我們特別懷念兒女，妻子說不敢看街上的小孩，怕是勾起傷心事；我呢，卻是偏要硬着頭皮看街上的小孩，看看有沒有孩子的面容。一切兒童的服裝、玩具、食物、卡通片，還有家中的遺物都會突然變成一把鋒利的匕首，直捅向我們的心窩!
　　絕望中，誰來打救我們呢?有誰呢?
　　有一天，我被通知去爲廣州醫院的單據簽名。在辦好手續後，主任通過翻譯問我有甚麼要求?我說要找一份工。她問我以前做過甚麼工作?我說以前當過教師，而現在甚麼工作都行，在訴說中又想起親人的事，我禁不住哭了起來。主任見狀，頓時手忙腳亂，差一點兒把辦公桌上的茶盃弄翻，她隨即打電話代我問工。她的葡語我聽不懂，但她那失措的眼神和焦慮的語調卻使我永世難忘，我即時感到，她在默默地伸出一雙手來，好讓我走向希望之路。
　　不久，主任通知我去得勝馬路一所天主教學校見工。我幸運地被神父录用，一幹就是十多年。後來，那位神父離任，我向他道別致謝。那位神父說：“你不要謝我，要多謝兩位外籍女士，一位是學生家長，是另一位外籍女士委托她來懇求我的，不然的話，我不會僱請你。”
　　哦!那位外籍女士就是主任了，她總是不聲不響地做事，總是在我困惑的時候，默默地向我伸出雙手……
　　在我找到飯碗之際，妻子有了身孕。主任喜出望外地親自爲我們找最好的醫生，並按醫生的意見，要確保這一胎，讓我妻子做了箍子宮頸的小手術。
　　翌年春，這一胎保住了，女兒誕生了！主任爲她起了葡文名字：伊麗莎白，並爲她親手織了一套毛衣。
　　次年秋，兒子問世，主任爲他起了葡文名字：安東尼奧。並爲我妻送去紅玫瑰。
　　新生的兒女填補了我們心靈的眞空，替換了我們腦海中不少的沉渣，我們的精神樂園在不斷的開拓之中。
　　爲了謀生，小兒女都放在大陸寄養，每逢聖誕就接他們出來去見主任。主任見到他們，綻開了笑臉，親昵地直呼他倆的葡文名字。但小東西卻不賣賬，見她前來卻轉身哭起來。我們一時像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後來，主任索利地脫去白外套，兩個小傢伙就讓她抱了。
　　“哦，他們以爲主任是要打針的護士姑娘呢！”我妻子笑着說。
　　接着，我掏出兩張照片，送給主任。主任連忙道謝，並讓職員貼在黑板上。那黑板照片可多呢，琳瑯滿目，五光十色，都是一張張健康、愉快的笑臉，都來自許多個家庭。這些都是她們默默耕耘的一些回饋。
　　兒女後來入讀何東中葡小學的幼稚班，也多得主任的寫信聯絡。他倆很喜歡學校，有一次女兒爲一位葡文老師回國探親而哭了一整天；有一次兒子在家碰傷了下巴，他貼上紗布仍要上學，我爲他拍了一張照片，題爲：傷了下巴不請假。
　　生活的漸趨安定，保證了我們對事業樂園的開拓：我在澳門大學兼讀了六年，取得教育學士文憑，堂堂正正地戴了四方帽子；我妻子也深造三年，取得了華師大的教育文憑。兩個兒女在念小學，我們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新生的家。
　　多年來，在得勝馬路上，我屢次遇見主任，她幾年不變地穿着大方而樸素的衣服，而且都是走路上班和下班。她見到我，必安詳地問伊麗莎白和安東尼奧，我用手勢比喻他倆的高度，用生硬的英語介紹他倆就讀的年級，她聽後笑得更燦爛了。
　　有一年市政議會選舉，我在第一投票站當工作人員，該站的主席是一位葡籍女士。在查對選民登記冊時，我見有安東尼奧的名字，我就說我的兒子也是這個名字，是山頂醫院一位主任起的，那主席聽了以後就問我：“你的女兒是不是叫伊麗莎白?你太太是不是做過箍子宮頸的小手術?”“啊?你怎麼知道……”傾談之下，我才弄清楚，這位主席也是山頂醫院的另一位主任，而現在是社會工作司司長飛迪華!
　　“安東尼奧”對我來說是多麼有意義的名字啊!我進修時，外文老師要我起外文名字，我就用“安東尼奧”；去年復活節前夕，我信奉天主教接受領洗，我的教名也叫“安東尼奧”!
　　主任叫甚麼名字?我至今不知道，有人說她的先生姓邊度……不知道名字不重要，因爲她是施恩不圖報的無名英雄。
　　憶昔絕望時，我和妻子沒有嗜賭，沒有酗酒、沒有吸毒、沒有瘋癲、沒有自殺，靠的是甚麼?靠的是人間的愛心，其中有主任她們眞摯的誠意和熱情的手!是她們讓不止我一個破碎的家庭重新調整、重獲新生、重在社會立足、重新發出光和熱!她們不是設計和塑造紀念物的藝術家，她們只是平凡的社工，然而正是靠這些極平凡和不聲不響的工作，排除了種族和語言的隔閡，以她們熱情的雙手，日積月累地在平民的心中建樹着一道道的拱門……
　　我心上的拱門就是主任默默地伸出來的雙手和我們家中各人充滿激情的手構成的！
　　物質的拱門能永恆嗎？從它建造好的那一天起，經日晒雨淋，它一天不如一天……
　　心上的拱門不能永恆嗎？從它締結的那一天起，它是成長的，充滿了生命力的……
　　啊！心上的拱門才是最重要！
　　心上的拱門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