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從文化到文學
——越華新詩淺論

黃文輝

一


　　編完這期的“越南華文新詩專輯”後，主編陶里先生讓我談談對這些作品的意見，這使我很惶恐，因爲我是第一次接觸越華新詩的，對其情況跡近“無知”。因此，以下所談純是我個人對越華詩歌的第一印象，不當之處，請高明指教。
　　老實說，第一次看完這些作品（注一），我的感覺是“一般”——不是說詩不好，而是這些詩沒有給我很大的驚喜，它們跟我看慣的大陸、台灣詩歌沒甚麼兩樣，從語言形式到主題內容，都沒有任何特别之處。然而，當我看到陶里先生的〈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注二），我認識到自己的“一般”評價，對越華新詩以至越華文學來說是很不一般的。
　　陶里的文章提醒我們注意到越華文學是海外華文文學這一範疇的組成部分。就“海外華文文學”這一概念而言，饒芃子教授曾指出，“該命名的語詞組合透露了某種不尋常的關係。‘海外’指地域上的本土以外，‘華文’指的是漢語，‘文學’指的是人類表情達意的共通形式之一。民族的語言離開本土以文學的形式生長，這種事實隱含着政治、歷史、種族、文化、經濟之間的糾葛，也顯現該命名以‘邊緣性’的地位承擔着重重疊疊的‘關係’諸如語言與生存、記憶與同化、漂流與家園、世界性與民族性、邊緣與中心等等。簡要說，該命名呈現了這樣一種特殊的文學寫作：在飄浮不定的異質環境中以漢語書寫情志。”（注三）（重點號爲筆者所加）注意到這點很重要，它意味着越華文學不僅僅是一種文學創作活動，更是一種態度，一種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堅持。這一點從陶里文章裏的介紹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確認：越南雖與中國自古已有交往，中國文化更對其産生了重大的影響，但當代的越華文學卻是在戰火與鎮壓的夾縫中艱難成長的，其間如沒有對中華文化的肯定和尊崇，以及由之而起的堅定信念，越華文學可能早被扼殺於襁褓之中，焉有今天的這個“一般”?雖然，用漢語寫作並不一定就代表作者認同中華文化，但在不同的國度依然堅持用漢語寫作這件事本身就值得引起思考；正如饒教授在題爲<海外華文文學與文化認同>的論文中提到，“漢字本身的文化意蘊與它所傳達的認同取向之間，或和諧，或分裂，相當耐人尋味。沿着文學作品語詞的軌跡，我們不斷相遇那些跳蕩的尋找着的心靈，在主流與非主流之間、邊緣與中心之間、現代與傳統之間，心靈的呼應千姿百態，思想更是一條條方向各異的小路，伸向幽昧或明亮的地帶。文學以其特有的表達方式，爲一羣特殊的人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留存下細微、深邃的心靈感觸，使我們得以在冷冰冰的歷史素材之外，還能從一種帶着暖意的字裏行間，感觸到文化認同對於一個人，一個生活在家園以外的人，意味着甚麼。”（注四）就此而言，先不說越華新詩的成就如何，這份堅持漢語寫作的熱情已值得我們去尊重。

二


　　詹明信（Ｆｊａｍｅｓｏｎ）在批評他的西方同胞對第三世界文學的無知時指出，“我們對那些往往不是現代派的第三世界文本缺乏同情心這種狀態本身，就是當人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確實還有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現實的更深層的懼怕”，他說，“對於具有由我們自己的現代主義所形成的欣賞能力的西方讀者來說，一部流行的或社會寫實的第三世界的小說——雖然不是立即感到的——似乎是曾經閱讀過的作品。我們感到，在我們與這部陌生文本之間存在着另外一個讀者，或者說是大寫的異己讀者（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ａｄｅｒ）。對於這個異己讀者來說，一種我們認爲是老生常談或幼稚的敘事方式具有我們所不能分享的信息的新鮮感和對社會的關注。……如果我們希望同異己的‘理想讀者’能有足夠的相同之處——也就是說，能有效地閱讀這個文本，就必須放棄許多對我們個人來說是十分寶貴的東西，承認一種陌生因而可怕的存在和環境，一種我們不了解和情願不去理解的存在和環境。”（注五）我以爲自己原先對越華詩歌的閱讀便很有點像西方讀者對第三世界文學的閱讀一樣，帶着濃厚的“中心論”色彩，把越華詩歌看作老生常談的“一般”，而忽略了其作爲海外華文文學的特殊性，就此說自己無知，并不爲過。因此，還是讓我們回到越華詩歌的本身吧，看看在放棄掉因襲已久的“一般”成見後，越華新詩將呈甚麼特色。
　　從主題來看，越華詩歌以詠物（如江汀＜水珠＞、秋夢＜菊花茶＞、永華＜燭＞、施漢威＜礁石＞、石羚＜盆栽二三題＞、文錦寧＜手＞等）及懷人的（如艾虹＜不題＞、大湯＜寄語＞、冬夢＜思念＞伍世良＜鳳凰花＞等）居多，山水遊記（如凡筆＜山城行＞、周永新＜頭頓歸來＞、故人＜蜆港＞、＜順化＞等）次之，也有對現實的反映（如伍世良＜賣彩票的女孩＞、＜遲歸的蛺蝶＞、劉爲安＜賣唱的女孩＞等），而常常成爲海外華文文學“母題”的抒發對中國懷念的“鄉愁”作品卻很少見，在《越華現代詩鈔》中只有銀髮的＜中國是夢裏的風箏＞：
　　夢裏
　　喜愛風箏的父親
　　站在勁草的曠野裏
　　用風
　　把思念搓成一條長線
　　放的不是蝴蝶
　　不是蜈蚣
　　更不是盤旋的老鷹
　　是赫赫一只萬里長城
　　在萬里長空
　　飛舞
　　凌晨二時轉側
　　他左枕一條湄公河
　　右枕一條珠江
　　還在心坎浩浩流淌
　　他的臉上一座花山
　　卻
　　笑意正濃
　　我以爲這僅有的一篇很有意思。它說明了越華詩歌跟其他海外華文文學一樣，也正處於海外華人由“葉落歸根”的心態轉型爲“落地生根”的大趨勢中（注六），“中國”由傳統上的地理位置轉化爲文化上的情感認同。這種轉變在文學上的表現，便是懷念故國作品的減少及抒情主角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的父親，這跟像餘光中的<鄉愁>、洛夫的<邊界望鄉>、鄭愁予的<鄉音>等直接以“我”作抒情主體的懷鄉詩不同，“中國”是父親的，是父親夢裏的，至於作者本人的情感態度呢，不得而知。在他們那裏，“故鄉”已非黃河長江，而是他們生於斯的越南·他們已有“另一種鄉愁”：
　　盡抹盡沒九龍風貌
　　水稻田
　　隴上花
　　我難忘的農舍
　　夢裏依稀的村莊
　　如今——是否安在?
　　恚怒牽憶
　　憂憂慮慮就那麼延伸
　　千千浪淘盡淘盡
　　望無限的青蔥
　　阡陌流離
　　竟把蓑衣笠影飄泊
　　——劉望明〈另一種鄉愁〉
　　乍看會以爲是來到陶潛的田園，其實是越南，越南的堤岸，一個華人的聚居地。大湯〈寄語〉中所唱的有著“青山绿田”、“悠悠的水流”的“故鄉之歌”不會是餘光中的〈民歌〉；而李志成的〈話舊〉也說“另一種鄉愁”，寫的是友人“自外歸越考察業務，闊别廿多載，乍然重逢”時之感。這些都反映出新一代的越南華文作者雖以華文寫作，但其鄉愁之思已非李白的明月；之所以這樣可能跟作者不是生於中國有關係。基於同樣的理由吧，在我所能見的越華詩歌中，看不到有像美國華文文學所呈現的文化衝突的困惱——一種新移民在異質環境中的對自身處境及其文化身份的思考（注七）；這或許能說明越華作者已融入當地生活，漢語在他們而言是一種“書寫情志”的手段。
　　然而，越華新詩的語言依然是很“中國”的：
　　且捲起
　　一簾幽邃
　　今晨　滿窗外萬紫千紅
　　杏壇遍處
　　忽覺　千朵色白蓓舊
　　在陽光披晒
　　葉滿枝椏樹間
　　若隱若現
　　包苞待放
　　——劉望明<一樹蓓蕾千朵開>
　　今夕
　　春香湖月色古典
　　一泓褐琉璃的湖水
　　畫舫不見　隱約扁舟瓣瓣
　　羅蜜歐與朱麗葉　隱約
　　湖畔圍爐把盞　漢子們
　　把小亭都飲成了翦燭的
　　西窗
　　——凡筆<山城行>
　　千山萬水一壺
　　菊花、我舉盃
　　山山不幌
　　水水無搖
　　搖不欵不乃一羹橹聲
　　吹無茄無笛一壺簫簫斑馬
　　一盃響絕
　　琴鳴
　　—秋夢〈菊花茶〉
　　古雅得教人心醉，顯示了越華新詩豐厚的中國古詩歌修養；同時，這些文字是活潑的、新穎的，請看：
　　無端一陣驟雨
　　便黃昏
　　——艾虹〈不題〉
　　我們圍爐把酒的時光竟如斯存在
　　話舊就點燃在盃影交錯中
　　如倒瀉一盞盞的酒香
　　四散　而嬝嬝上升
　　時間啊！你是一只蟄伏在髮結裏的蛹
　　靜悄悄地蠶食着我們的歲月
　　——李志成〈話舊〉
　　黃昏一陣雨淋漓
　　後
　　我急急扶着快跌下的蒼茫
　　歸鳥原來早已銜走了
　　一輪落日
　　關窗時
　　驀然驚覺
　　竹林寺隱約的鐘聲
　　細碎溶化成
　　一片晚雲
　　騰飛
　　——陳國正<夕暮時刻>
　　台灣詩人覃子豪曾說：“詩的語言，應力求注意的是：新鮮、精確、簡煉、生動、優美。”從以上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越華新詩已做到覃子豪的要求。這是一件不簡單的事，它至少說明兩個情況：首先是它證明了陶里以下的評價不虛：“從四十年代詩人馬禾里開始，越南華文文學已打下了現代詩的基礎，歷年都有有追隨者以成功的作品問世。如今，經過大災難之後，繼承有人，有的更是文筆不凡，令人十分鼓舞!”（注八）另外，這些詩歌對漢語的熟練運用說明了華文在越華詩人那裏不只是一種對漢文化的認同，更是越華詩人對詩歌本體的回歸。越南當代詩人陳國正在<談越華詩壇三十年來的嬗遞>一文的結尾部分說：“深信我們留在故土的詩客都飽受戰火的蹂躪，歷經的劫難，對生命本質的意義都有眞確的體認，表現的作品相信會推向更高的層次。”這种對詩歌本源的肯認，與台灣詩人洛夫的觀點不謀而合：“詩，就是一種對生命與宇宙無限的感悟，而不是名教致知的工具。”要做到這一點，就不只是運用漢字抒寫情志那麼簡單，而是對漢語的美學力度的思考，是對“詩是甚麼？”的思考；只有對上述兩個問題的思考才可能産生以上優美的詩行，因爲洛夫也說，“詩的語言是一種特殊的語言——一種純粹的、感性的語言”，詩歌不是字與字的符號組合，它是一種美。因此，越華詩人的卓越詩行表明，身處海外仍然堅持用漢語寫作，不只是把漢語當成一種傳意工具、一種文化符號，更是對文學的思考；這種思考使越華詩歌超越了作爲表徵的漢字符號，進入文學的無垠空間，一個能感染人心的空間，不管你是否懂得漢字。一九九六年五月三日完稿
　　注釋：
　　〔注一〕囿於條件及筆者的淺陋，本文所論詩作只涉陸進義主編《越華現代詩鈔》
　　（越南，河內民族文化，一九九三），及《蜉蝣體》（澳門，一九九五）第五期＜越南華文詩歌專輯＞內的作品。
　　〔注二〕分載於《澳門日報·鏡海》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廿八日及一九九五年一月四、十一、十八日。此外還可參看陶里：＜越南南方華文文學的舊貌新顔＞，載《逆聲擊節集》（澳門，五月詩社）；陳國正：＜談越南詩壇之三十年來的嬗遞＞、＜越華詩壇五年來的演進>，載《蜉蝣體》第五期（澳門，一九九五）。
　　〔注三〕據<論海外華文文學的命名意義>打印稿，頁七。
　　〔注四〕據打印稿，頁四。
　　〔注五〕詹明信：<處於跨國資本主義時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學>，載《馬克思主義：後冷戰時代的思索》（香港，牛津，一九九四），頁八八——八九。
　　〔注六〕可參閱江冰、公仲主編：《走向新世紀——第六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人民文學，一九九四）中施建偉、王耀輝<世界華文文學及其走向>及夢莉<泰華文學的走向>兩文的介紹。
　　〔注七〕可參閱潘亞暾：《海外華文文學現狀》（北京，人民文學，一九九六）第六章中對美國華文文學的介紹。
　　〔注八〕見陶里：<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澳門日報》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