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可樂瓶
穆欣欣
（一）
銅馬廣場對我來說，沒有太多的記憶。在知道那兒的銅馬像以前，它與所有城市的廣場一樣，習慣煞有介事地在中央安放一座自認為是精心設計的藝術品，強迫人們記憶；而我在知道了那座銅馬像的淵源之後，也並沒有從此對它另眼相看。直至到銅馬像拆遷那天，我仍理智地認為搬走它是件理所當然的事。
要不是那天歪在床上翻起一本殘舊的蕭紅傳，銅馬廣場可能永遠也闖不進我的記憶。儘管是一連串不相干的記憶，拼拼湊湊，唯有拼湊的痕跡觸目，幾乎掩蓋相干的記憶。
而所有記憶的連接點，卻是昔日立在銅馬廣場西南角的大可樂瓶子。你還記得嗎？
（二）
大約八六、八七年間吧，老作家蕭軍率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澳。
清晨蕭老由女兒蕭耘陪着，徜徉在披着朝霞的銅馬廣場中，行至大可樂瓶子處，蕭老說北京甚麼都有，就是沒有這樣的大瓶子，拍個照留念吧。於是拉上女兒認認眞眞地立在旁邊。蕭老白鬚白髮，安詳的深處，是一種甚麼都見過的無言，然而，對大可樂瓶子情有獨鍾，又仿佛童心未盡，誰又能想到這就是當年的拼命三郎?
（三）
當年蕭軍與蕭紅的結合，是一個傳奇，一段故事，起初和結局都是悲哀。
蕭紅是中國三十年代文壇上頗有影響的女作家，可她逃不掉命運的悲劇，更可悲的是，有反抗，卻是無助的。
蕭紅的一生仿佛都在逃。逃掉家裏設置的買賣婚姻，繼而又掉進另一場的婚姻騙局。三郎的出現是救命恩人。他們的結合是偶然，也是必然，何況再沒甚麼比志同道合更能使這對戀人互相吸引了。
從戀人到夫妻，克服了物質上的匱乏，努力地搖着筆桿子，輾轉流連，呼喚着自由、正義，以及一切年輕人的憧憬。
他們倆，一個硬朗，一個委婉；三郎的愛寬大包容，像大寫意，蕭紅的愛細膩得帶點浪漫。三郎的硬漢子作風填補不了蕭紅精細之處，而蕭紅的多愁善感也不足包容三郎的粗獷。
感情的矛盾積聚在蕭紅心內，她不甘三郎所說作家的妻子是半個作家，她感到自己的天空是低沉的，也弄不懂這何以就是所有女性的天空。她想飛呀，可是又飛得那麼艱難。
最後她終於走了，離開三郎，卻還愛着三郎。她在臨走前為三郎留下的字條上說：是命運的力量使他們結合，思想的力量令他們分開。
蕭紅於四二年逝於香港，死得寂寞，一如落紅，令人心碎。
（四）
至於蕭軍，走過了當年最鋒芒的日子。時代、歷史、人為的因素太多，使蕭老隱然。直至那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澳，人們想起了他，於是由他率團出訪小城。
這也算是一次“出國”，有人要為蕭老訂造西裝，遭蕭老拒絕，說我穿不慣那玩藝兒。所以，蕭老一身家常藍布衣褲，鬆鬆大大套在身上，頭戴維吾爾族呢絨小帽，就來了。
蕭老健談，從談話中可見他當年受魯迅先生的影響極深，無不體現他那一貫的硬漢子精神。蕭老以京劇《打漁殺家》為例說：蕭恩是奴隸，教師爺是奴才；奴隸會反抗，奴才永遠都不會……二者區别就在此。雖然他們同樣為奴……
鋒芒可以收起，可鐵骨仍在。走過歲月，顯然蕭老仍忘不了當年的《奴隸叢書》，蕭紅的《生死場》，他的《八月的鄉村》，當年以田軍為筆名。奴隸作品也是在輾轉流亡中誕生。
（五）
後來，從蕭耘口中得知，對於蕭老訪澳，記者們最感興趣的，還是當年和蕭紅的一段情，才發現記者是很殘忍的職業，他們樂於把對方割得遍體鱗傷，以展示别人的傷口為榮，自己卻也並不見得就絲毫無損。有點像鷸蚌相爭的結果，到頭來仿佛大眾都是漁人。是這樣的嗎？
面對耄耋之年的老人，記者們怎忍去觸他數十年前的感情痛處？我不知道老人以後的感情生活，不過聽說在蕭紅死前，她的三郎已經再婚。可一生人的刻骨銘心，祇能一次，於老年的三郎、如今的蕭老，又該是怎樣？
回到北京後，蕭耘代蕭老寄來兩樣東西：一張父女在大可樂瓶子旁的照片和一本魯迅先生作跋的《奴隸叢書》——《八月的鄉村》。
蕭老沒過多久便辭世了，他走得悄然，沒有生榮死哀。
能在世人記憶中留痕的，又有幾個呢？
（六）
拉了幾個朋友去看大可樂瓶子，在澳門這邊已難尋其蹤，倒是在海的那邊還寂寞地立着幾個。
原是不相干的呀，幾個不相干的大汽水瓶子與幾個本不相干的人一樣，要不是為了某個偶然的契機，是不會走到一起的。
那個大汽水瓶子，在我記憶中，是對兩位已故作家的懷緬。
八七年萬軍與女兒萬耘在大可樂瓶旁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