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念慈小說理論淺析

彭海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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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這種文學體裁，自東漢以還，飽受了長期的冷淡對待以後，到了晚清，其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知識分子堂而皇之地重視小說，諸如創作、評論、翻譯、出版……等，並宣稱小說具有莫大之教化功能，梁啓超斷言：“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梁氏等人發掘了小說巨大的教育潛能，僅此一端，即已超越前人；而更爲可喜的是，王國維、黃人、徐念慈等人，更以美學的觀點肯定小說，這令小說地位的提升具有更深刻的意義，小說不單是改良政治的本錢，也是美化社會面貌的良藥。
　　隨着小說的被重視，有關小說的理論、具體的批評，以及與小說相關的研究，紛紛面世。這些理論，有包裝在舊有形式之中的，也有改換新裝，甚至在新舊之間，竟意外地產生了某種程度的調整和契合。例如：古老的評點可以用來評點新近出版的小說，梁啓超便評點了自撰的《新中國未來記》；而古老的評點在評點舊有的小說時，也可以採用現代化的觀念，燕南尚生在《新評水滸傳三題》中，便以進化論及民主立憲的新觀點來評點《水滸傳》。而小說的序跋有許多也是上乘之作，在理論及批評上與原作互相輝映，如《老殘遊記初編自序》中的憂患意識，令人一新耳目。而新的專題論文和叢話隨筆也可向傳統作品注入新血，如王國維的《小說小話》，王黃二人都深受西方美學的影響，以新的觀點對古老作品進行深入探討，這對古老的作品而言，產生了新生的作用。
　　而嶄新的小說理論，往往亦有石破天驚式的出現，其中最能震撼人心的，莫如梁啓超的小說社會功能論：小說能改造一切。但對這種理論，亦有不盡讚同者，徐念慈即爲其中一員。他提出應正視小說的地位。他認爲小說對社會是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不應過份抬高其地位，而他的小說理論，有部分是很與别不同和頗有見地的，例如：他對小說市場的重視、著作及發行小說的意向、以美學論小說等。本文嘗試從徐念慈的一些專題論文、期刊敘啓及叢話隨筆中（如《餘之小說觀》、《小說林緣起》、《小說管窺录》等文章），探討他的小說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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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念慈（一八七四——一九○四），字彥士，别號覺我、東海覺我，江蘇昭文（今常熟縣）人。年少即通英、日文，兼長數學和寫作。一八九八年左右，適應新學熱潮，開始譯著活動。一九○一年組織教育同盟會，後爲革命團體中國教育會常熟支部負責人之一。一九○五年任小說林書社編輯部主任，並擔任競存公學、愛國女校等教學工作。一九○七年二月起，與黃人等一起創辦並主編《小說林》月刊，出至十一期，因誤服藥物致死，年僅三十四歲。
　　徐念慈長期從事小說譯著及編輯工作，故他的小說理論中，頗爲注意小說市場的狀況，大致而言，他的小說理論可包括以下幾方面：（一）小說與社會的關系：
　　“小說能影響社會”這種觀念，在晚清時，是極其明顯的，其中首開先河及影響巨大者，莫如梁啓超。他於一九○二年在《新小說》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之《論小說與羣治之關系》中，強調了這個劃時代的觀念：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系》）。
　　繼他之後，陸續有附和者及修正者出現，徐念慈是肯定小說的功能，但他對梁啓超的觀點作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修正。他在《餘之小說觀》中認爲應公平對待小說之地位，以前視小說爲洪水猛獸，今又以小說爲最佳之文學，這種極端的觀念，是有所偏差的。他認爲：
　　小說者，文學中之以娛樂的，促社會之發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昔冬烘頭腦，恆以鴆毒霉菌視小說，而不許讀書子弟，一嘗其新，是不免失之過嚴。今近譯籍稗販，所謂風俗改良，國民進化，咸惟小說是賴，又不免譽之失當。餘爲平心論之，則小說固不足生社會，而惟有社會始成小說者也。
　　其實這種正視小說的觀念，在一九○七年黃摩西（黃人）已於其《小說林發刊辭》中作出警易：
　　昔之視小說也太輕，而今之視小說又太重也。
　　徐念慈與黃摩西同是《小說林》的主編，兩人對於小說地位問題的意見亦相同：小說具有一定的社會功能，但若過於強調，便會流於不切實際。
　　（二）著作、發行小說的取向：
　　作爲《小說林》的主編之一，徐念慈的小說理論與其他小說理論家最大的分别，是對小說市場的重視，這是相當實際與現實，而這種實用，又不像梁啓超小說新民的論調。梁啓超是以愛國知識分子論小說，夸夸而談，徐念慈則以小說發行人來論小說，着眼於書市的現況上。
　　1．著作小說的取向：
　　（1）提出著作小說的數量應比翻譯小說多：
　　晚清小說，翻譯數量比著作數量爲多，推究其原因，徐念慈認爲有二：
　　①外國之社會風俗對國人而言，不啻是新奇之事，而中國人之家庭、社會，國人以爲已耳熟能詳，致使許多人寧取翻譯外國小說而棄從事本國創作。
　　②翻譯小說功夫較簡易、成本輕，而著作小說則筆墨繁，成本重。
　　面對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徐念慈希望著作者能加以留意，多創作本國之小說，令小說具有本國文化之特色，方能提高著作者之創作水平，故他希望：
　　此間不乏植一幟於文學界者，吾願諸君之一雪其恥也。（《余之小說觀》）
　　（2）著作小說的選材：
　　從一國之小說銷售情況，可知其國民之知識水平；從暢銷小說的類别，可窺其國民之習性，因此徐念慈認爲可利用小說的選材來提高國民之知識和改變習性。他眼見當時國民最喜閱讀的是偵探小說，其次爲艷情小說，而他認爲這種趨勢是值得擔憂的：
　　夫偵探諸書，恆於法律有密切關系，我國公民之資格未完備，法律之思想未普及，其樂於觀偵探各書也，巧詐機械，浸淫心目間，余知其欲得善果，是必不能。艷情諸書，又於道德相維系，不執於正，則挾斜結契，有藉自由爲藉口者矣。蕩檢踰闲，喪廉失恥，窮其弊，非至婚姻禮廢，夫婦道苦不止。（《余之小說觀》）
　　他對於當時之狀況，認爲應加以改善，利用“有裨於立身處世諸小說”來改善人心，否則“不得不爲社會之前途危矣”。
　　（3）文言、白話小說之流行趨勢：
　　晚清時代，“文言小說之銷行，較之白話小說爲優”，這其實是一個相當奇怪之現象，因文言較白話難懂，按道理計，白話小說“言語則曉暢，無艱澀之聯字，則意義則明白，無幽奧之隱語，宜乎不脛而走矣”，但當時卻反其道而行，對於這種現象，徐念慈亦不明其所以然，但他卻知道，情況若繼續下去，對白話小說的發展會有很大的障礙，所以他提出：
　　夫文言小說，所謂通行者既如彼，而白話小說其不甚通行者又若是，此發行者與著譯者，所均宜注意者也。（《余之小說觀》）
　　2．出版、發行小說的方針：
　　（1）小說之書面設計：
　　但凡出版一部小說，爲求吸引讀者，其書面設計應力求整潔、清晰，甚至美觀。在當時，徐念慈已看出了這種需要，所以他綜合了以往出版小說的情況，得出三種方式：
　　其一綜合各種，而以第幾集第幾種名之者，其一以小說之內容，而以偵探、歷史、科學、言情等等名之者。其一漫畫花卉人物於書面，而於本書事迹，有合有不合者。
　　（《余之小說觀》）
　　但三種方法均有其缺點所在，第一法“強絕不相侔者滙而置之一帙，已屬無謂，況舊刻之叢書，搜輯遺簡，合成一集，其大小長短，裝璜文飾，無一相同，其出版焉，亦無有今日出此，明日出彼者，今則反是，則第一法之不可通也。”而第二法以小說內容命名，表面上本無不妥，但因小說內容復雜離奇，實難分類，故第二法“舉一端以概之，恆有失之疏略者”。第三法本能起美化作用，但因“今者圖畫之學尚未精造，印刷不盡改良，往往所繪者不堪入目。即繪事工矣，而設色之劣，紅綠黑白，濫用雜施，遂使印出之品，不及兒童所玩之花紙，不能鼓興趣，適以增厭惡也。”徐念慈認爲第三法可採用，但“不可不力求改良也”。
　　（2）小說之命名：
　　當時小說翻譯之數量甚多，甚至有“一冊數譯”的現象出現，由於譯者各不相侔，致使同一小說的書名竟又各自不同：
　　《狡狡童子》之即《黃钻石》、《寒牡丹》之即《彼得警長》、《白雲塔》之即《銀山女王》、《情綱》之即《情海劫》、《神樞鬼藏录》之即《馬丁休脫》，在譯者售者，均因不及檢點，以致有此駢拇枝指，而購者則蒙其欺矣。（《余之小說觀》）
　　不同的書名，令讀者浪費金錢，重復購買以爲不同而實際相同的小說。爲避免這種弊端，徐念慈提出了兩個解決的方法：
　　①譬如一西譯書，而於其面書明原著者誰氏，原名爲何，出版何處，皆印出原文；今名爲何，譯者何人，其於日報所登告白亦如之，使人一見而知，謂某書者即原本爲某某氏之著也。
　　②至每歲之底，更聯合各家，刊一書目提要，不特譯書者有所稽考，即購稿者亦不至無把握。（《余之小說觀》）
　　（3）小說之定價：
　　徐念慈認爲若要使小說成爲普羅大衆樂於購買的東西，則小說的定價不宜太高，應以符合大衆消費爲大前提。他覺得小說的售價若較相宜，則可加速小說的銷售。他以一位發行人的身份指出，發行小說其實並不易爲，且獲利不會深厚，但依然希望大家以推廣小說爲己任，降低小說售價，而令更多人購買，俾能起推動作用：
　　竊謂定價之多寡，與銷售之遲速，最有密切關系，吾願業此者，大貶其價值，以誘起社會之慾望。姑一試之，法果效也，則遵而行之，洵坦途哉。即不然，而積貨之去，轉貨新者，亦未始無益也。（《余之小說觀》）
　　3．對改良小說的建議：
　　晚清時代之小說，種類繁多，銷售量亦大，但在形式、體裁、文字、旨趣、價值上仍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徐念慈認爲若要推動小說的發行、增加小說的銷量、開拓小說市場，必須令小說能迎合各階層社會人士之心理，換言之，應針對某一階層而專門著作某一階層之小說，俾使各取所需。他認爲應特别爲五種社會人士專門創作適合他們的小說：
　　（1）學生社會：徐念慈指出當時高等小學以下之學生，很少閱讀小說，關鍵在於當時之小說“實無一足供學生觀賞”，所以他認爲應大力開展學生小說：
　　宜專出一種小說，足備學生之觀摩。其形式，則華而近樸，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積較尋常者稍小。其體裁，則若筆記或短篇小說。或記一事，或兼數事。其文字，則用淺近之官話，倘有難字，則加音釋，偶有艱語，則加意釋。全體不逾萬字，輔之以木刻之圖畫。其旨趣，則取積極的，毋取消極的，以足鼓勵兒童之興趣，啓發兒童之智識，培養兒童之德性爲主。其價值則極廉，數不逾角。（《余之小說觀》）
　　出版這類學生小說，對於教育是可互相配合的：
　　如是則足輔教育之不及，而學校中購之，平時可爲講談用，大考可爲獎賞用。（《余之小說觀》）
　　通過出版學生小說，希望能寓小說於教育，以小說作爲教化學生之輔助工具。
　　（2）軍人社會：一個國家之防衛工作，全賴軍人，故如何激勵軍人的士氣，除了平時的培訓外，應尋求更多的方法，以保持軍人之堅忍、勇往、耐苦、守法等美德，否則，軍人士氣低落，於國家大爲不利，故徐念慈主張：
　　余謂今後著譯家所當留意，專出軍人觀覽之小說。其形式、體裁、文體、價值，當與學生所需者同一改良，而其旨趣，則積極、消極兼取。死敵之可榮，降敵之可恥；勇往之可貴，退縮之可鄙；機警者之生存，頑鈍者之亡滅，足供軍人前車之鑒，後事之師者，一一寫之。（《余之小說觀》）
　　以軍人小說刺激軍人之心志，這種方法其實也是一種心理因素，令軍人以小說中之情節、人物作自己的借鑒，自能激勵心志。
　　（3）實業社會：許多商人、小販，終日爲口奔馳，平時之消遣多爲：
　　除應酬購物外，未嘗不手一卷《三國》、《水滸》、《說唐》、《岳傳》，下及穢褻放蕩之書，以供消磨光陰之用，而新小說無與焉。（《余之小說觀》）
　　這些商人、小販只喜讀舊小說，對新小說及翻譯小說較難接受。徐念慈認爲這也是一個值得開拓的市場：
　　余謂今日著譯家，所當留意，專出商人觀覽之小說。其形式，則概用薄紙，不拘石印鉛印，而以中國裝訂；其體裁，用章回；其文字，用通俗白話。先後以四五萬字爲率，加入回首之繡像。其旨趣，則兼取積極與消極，略示以世界商業之關系、之趨勢、之競爭、之信用諸端之不可忽。其價值廉取，數冊不逾圓。（《余之小說觀》）
　　以商人小說加強商人之商業知識，對帶動社會經濟，實有一定裨益。
　　（4）女子社會：晚清時代之社會，新思想已逐漸萌芽，婦女能懂文字者，比以前大爲增加，但綜觀當時之小說，竟少有適合婦女閱讀者，因當時之小說大多爲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式、拜將封侯式等等。有見及此，徐念慈指出：若要提高婦女之知識水平，應出版婦女小說，從小說中灌輸新的思想予當時之婦女：
　　余謂今後著作家，所當留意，專出女子觀覽之小說，其形式、體裁、文字、價值，與商人觀覽者略同。而加入彈詞一類，詩歌、燈謎、酒令、圖畫、音樂，趨重於美的讀事，其旨趣，則教之以治家瑣務，處事大綱，巨如政治倫常，細至飲食服用，上而孝養奉親，下若義方教子，示以陳迹，動其興感，如是則流行閫以內，香口誦吟，檀心傾倒，必有買絲羅以繡者矣。（《余之小說觀》）
　　4．推廣小說市場的方法：
　　徐念慈在《余之小說觀》一文中曾提及到由於有“一冊數譯”之現象，故倡議應於每年底，聯合各出版社，刊一書目提要，以作購者之指南。而他的《小說管窺录》便類似這種書目提要。此文原載於《小說林》第一卷（一九○七——一九○八），在文章前之志內，說明了寫作此文之目的：
　　本報以《小說林》名，則海內著譯新書，其入小說界之範圍者，宜盡紹介之責。管窺所及，時附數語，非敢雌黃月旦焉。野人獻曝，則智者笑之矣，願讀者略其迹而原其心可也。
　　《小說管窺录》中共收录了由小說林社、申江小說社、商務印書館、新世界小說社、新小說社、時報館、中外日報館、廣智書局等八家機構發行之六十四部小說。每部小說皆注明著者、譯者（若爲翻譯小說），並簡述小說之內容大要，俾使讀者能以此作購買小說之參考，這對於小說市場之推廣，能起積極作用。
　　（三）小說理論中之美學觀：
　　在晚清芸芸美學、哲學大師中，王國維自是一代宗師，而徐念慈是隨王國維美學取向的小說評論者。徐念慈的《小說林緣起》（一九○七年原載於《小說林》第一期）便是一篇以黑格爾（Hegel，1770－1831）及邱希孟（Kirchmann，1802－1884）的美學觀點來探討小說藝術性的專題論文。他認爲小說之所以“殆合理想美學、感情美學而居最上乘者”，是因爲小說所表現之美的特徵是具多方面的：
　　1．小說能滿足人之美的慾望，使無遺憾：
　　徐念慈深受黑格爾的影響：“藝術之圓滿者，其第一義，爲醇化自然。”故徐念慈認爲小說中所表現之精神，應爲追求世間之圓滿，只有圓滿之事情，才能達成人的美的慾望，但這種圓滿，又必須“醇化自然”，絕不是強扭而來。他以曲本之故事情節爲例，說明圓滿而合於理性之情節，正是小說所表達的特徵之一：
　　曲本中之團圓《白兔記》、《荊釵記》、《封誥》、《殺狗記》、《榮歸》、《千金記》、《巧合》《紫簫記》等目，觸處皆是，若演義中之《野叟曝言》，其卷末之躊躇滿志者，且不下數萬言，要之，不外使圓滿而合於理性之自然也。
　　2．小說能表現事物個性（具象理想）：
　　小說中人物穿插，情節復雜、佈局變化萬千，如作者能掌握人物、情節、佈局等，小說自能表現書中事物之個性，個性愈顯現，小說便愈能趨向圓滿：
　　事物現個性者，愈愈豐富，理想之發現亦愈愈圓滿。故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於抽象理想。
　　如能“深明乎具象理想之道”，徐念慈認爲無論哪一部小說，“能使人一讀再讀即十讀百讀亦不厭也”。
　　3．小說能給人以“美的快感”：
　　邱希孟是感情美學之代表，他提出“美之快感，謂對於實體之形象而起”。小說中种种人物之性格、情節之發展，每每能牽動讀者之感情，這种因實體形象不同而引起各異之反應，便是小說所特有之“美的快感”，徐念慈以數部小說爲例，驗證出這個論點：
　　試覩吳用之智《水滸》、鐵丐之眞《野叟曝言》、數奇若韋痴珠《花月痕》、弄權若曹阿瞞《三國志》、冤獄若風波亭《岳傳》、神通遊戲如孫行者《西遊記》、濟顛僧《濟公傳》、闡事燭理若福爾摩斯、馬丁休脫《偵探案》，足令人快樂，令人輕蔑，令人苦痛尊敬，種種感情，莫不對於小說而得之。
　　4．小說具有形象性：
　　“形象性者，實體之模仿也”。以前的社會，以神仙、鬼怪爲題材之小說無不大受歡迎，如阿拉伯之《夜談》、《聊齋》之鬼狐等，皆因這些小說中所描繪之事物，能符合當時人之知識水平，但時代變遷，人的思想相對亦進步，對於無法證實存在與否的東西，自然興趣大減，故對更形象化之事物，其興趣便相對提高：
　　及文化日進，而觀長生術、海屋籌之興味，不若《茶花女》、《迦因小傳》之穠郁而親切矣。一非具形象性，一具形象性而感情因以不同也。
　　5．小說具有理想化：
　　“理想化者，由感興的實體，於藝術上除去無用分子，發揮其本性之謂也。”小說之組成，並不一定全然充滿藝術性，若能除去無用之成分，定能將小說之理想化推動，以帶動整個社會之進化：
　　小說之於日用瑣事亘數年者，未曾按日而書之，即所謂無用之分子則去之，而月球之環遊、世界之末日、地心海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學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進化者也。
　　③
　　徐念慈以小說雜志的主編、小說發行人的身份所提出的小說理論，顯然其價值觀之取向，與别的小說理論家有所不同。
　　處身於晚清小說蓬勃發展的時期，徐念慈亦意識到小說與社會自有其不可分割的關系，且小說風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起教化作用，但他對梁啓超等人“高揚小說”的觀點很不以爲然，認爲小說的功能未必如此絕對。而數十年後的今天，隨着對“高揚小說”觀念的糾正，亦證明了徐念慈的觀點是正確的。
　　在發行、著作小說的取向上，徐念慈提出了相當可貴的經驗之談。在《余之小說觀》一文中，他提出著、譯、發行者都應加注意的種種狀況；而他對於今後小說的改良又關注到不同之社會階層，認爲要專門出版符合各階層之小說。對於小說推廣，他亦不遺余力，他的《小說管窺录》便是一份介紹新書的目录，令購者一目了然，對於小說市場的開展，亦起頗大作用，這可證明他重視小說市場的狀況。
　　徐念慈在小說理論中之美學觀念也有其價值。徐念慈是以黑格爾之唯心觀念論作爲基礎，在當時，他的觀點也是比别人先走一步的。然而，徐念慈在對西方美學的吸收和應用程度上，遠遠比不上王國維。或可說，他並未充分掌握黑格爾的美學神髓，致使他的小說美學觀念並未如王國維一樣引起巨大的回響。
　　最後，在徐念慈的小說理論中看到，他較爲忽略小說創作規律這一範疇。其實，如何創作一部好的小說，是發行小說的先決條件，要有好的小說創作面世，才能有好的小說發行出版，在這方面，徐念慈可說是不足的。
　　總括而言，徐念慈的小說理論並不全是開創先河之見，但其中頗爲側重對小說市場的推展，這是其優點所在；但在小說創作規律及美學觀點上，卻嫌不足；然而，在他短短的一生中，這些對小說研究的成果，卻又已是難能可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