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紅空有情　春泥難護花
——從“浩蕩離愁”詩看龔自珍思想的矛盾性

陳業東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清道光十九年（公元一八三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龔自珍在北京過了二十年冷署閒曹生活之後，辭去禮部主事的官職，輕裝簡從，只身出都。他於七月初九返抵杭州，九月十五日又從杭州北上接還家眷，歷時八、九月，往返九千裏，期間寫成了著名的《己亥雜詩》。這一包括了三百一十五首七絕的大型詩組，是龔自珍晚年，思想較成熟時所作。它敘述了詩人的家世、經歷、著述、社會交往和坎坷的政治生涯，是我們研究龔自珍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材料。前引的，是《己亥雜詩》中的第五首。它較充分地表現了龔自珍初出都門時的心情。透過對這首詩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龔自珍思想中存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性。
　　龔自珍離京的情形，據詩人自述，是“不攜眷屬兼從，僱兩車，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出都。”面對殘花落日，詩人心中湧起了一股無盡無涯、揮化不去的離愁。龔自珍是次自請辭官，並不像陶淵明賦《歸去來辭》那樣輕鬆愉快。因爲從某種程度上說，他離開朝廷是被迫的，是他人生徵途上的重大挫折。所謂“莫道兩京非遠别，春明門外即天涯”（唐·劉禹錫語），龔自珍清楚地意識到，吟鞭一指，就意味着永遠離開京城，永遠告别朝廷，永遠告别仕途。說不盡的失落感和孤獨感在心中激蕩，使他不能瀟灑地離去。京城，與龔家的淵源太深了；朝廷，寄託着龔自珍多少變革理想啊！
　　龔自珍出身於一個官僚地主、書香門第的家庭，世代受到朝廷的恩澤。曾祖龔斌，是邑增生，累封朝議大夫。過繼祖龔敬身，是乾隆己丑進士，官至迤南兵備道。本生祖龔禔身，乾隆壬午科舉人，己丑科會試中正榜，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父親龔麗正，嘉慶丙辰進士，授禮部主事，官至江蘇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史。叔父龔守正，官至禮部尚書。龔自珍的外祖父是著名的文字學家段玉裁，母親段馴是一位女詩人。對於這樣的家世，龔自珍是頗爲自負的。他曾在一首詩中寫道：“家住錢塘四百春，匪將門閥耀江濱。”（《己亥雜詩》其一五六）又說：“祖父頭銜穎光，祠曹我亦試爲郎。君恩谷向漁樵說，篆墓何須百寶長。”（《己亥雜詩》其七）明顯地在炫耀所謂“受恩最深，受恩最早”的門閥。龔自珍生活在這種“世代書香”的濃厚的傳統文化環境裏，爲他後來的思想發展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龔氏幾代人都靠科舉起家，認爲依賴清政權的賞識，便可以施展個人胸中的抱負。龔自珍要走的，也正是這一條路。龔自珍十九歲即中式順天鄉試副榜，二十七歲中式第四名舉人。此時，展現在他面前的，似乎就是其先輩走過的那條康莊大道。他再跨進一步，便成爲進士，若朝考成功，就可以平步青雲，像王安石那樣執掌朝政、進行變革。他在此次鄉試的試文中寫道：“辭其父母，預一命之恩榮；背厥鄉井，望九重之顏色。”可見其躊躇滿志，渴望在政治舞台上一試身手。但是，在他考中舉人之後，連續五次應試皆失敗，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直到道光九年（公元一八二九年），龔自珍已三十八歲，才得中三甲第十九名進士。廷試時，他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縱論安邊、治黃、人才、施政等政策。朝考時，又在《御試安邊綏遠疏》中針砭現實，令因循守舊的閱卷諸公大驚，終於以龔自珍的楷書寫得不好爲理由，不列優等。這件事，使龔自珍先前企圖位列朝綱、進行社會改革的願望徹底落空了。從嘉慶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一八年）到道光十九年（公元一八三九年），龔自珍在京沉淪下僚，雖有文才武略，但胸中的抱負無從發揮。每次上書言事，皆得不到支持，甚至招來猜忌與讒謗。一八三八年，龔自珍在《乞餘保陽》詩中寫道：“苦不合時宜，身名坐枯槁。今年奪俸錢，造物簸弄巧。”可知他因爲“不合時宜”，除了在政治上受到打擊和排擠之外，也曾被罰俸錢，經濟遇到困難。據載，那段日子裏，龔自珍有時甚至靠借債度日。個人的經歷使他逐漸明白，科舉只是一種壓制人才的不合理制度。因而在其詩文中大力抨擊之。但在那個時代，捨此又别無他途擠進官場、一展抱負。所以他又不得不一次再次地應試，並在官場中浮沉掙扎。龔自珍就是在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之中，心神勞瘁地在京城度過了二十個年頭，最後被迫告别朝廷。其心中充塞着“浩蕩離愁”，是必然的了。
　　龔自珍以敏銳的眼光，穿透清朝“盛世”這片金粉面紗，洞察時艱，第一個指出這是封建社會的“衰世”，並倡言變革。早在少年時代，龔自珍就寫過不少安時救世的“高文”。他意氣風發、擊劍吹簫，攪轡而有澄清天下之大志。他提議安定邊疆以鞏固國防；建議發展經濟以緩和階級矛盾；呼籲打破禁錮以解放人才；力主嚴禁鴉片以杜絕白銀漏巵；上言改革官僚制度以澄清吏治。這一切，都是這位“醫國手”爲挽救行將崩潰的封建末朝而開出的救世古方。可惜，朝廷的當政大員不是昏庸老朽，便是顢頇無能，他們尚沉醉在“盛世”的迷人旋律之中，全然不知國勢已危如“彈丸累到十枚時”。龔自珍空有忠君救國之心，卻始終不容於官僚大地主的頑固派，遭到殘酷無情的打擊，最後不得不離開朝廷，只身黯然出都。少年豪氣，空餘追憶。因此，“落花”、“棄婦”的心態自然就更強烈地表露出來了。
　　龔自珍出都，在農歷四月下旬的暮春時節，花事已過，衆芳搖落。眼前的一片落紅，令詩人再一次想到自己的命運：此際告别京城，不也像飄零的落花告别枝頭嗎？長時間蘊於心底，也曾多次發於筆端的“落花”感慨一下子像噴泉般湧出。
　　縱覽龔自珍的詩詞，除了描寫“劍氣”、“簫心”、“風雷”的句子較突出之外，詩人也較多地寫過“落花”。最著名的莫如《西郊落花歌》了。詩中，龔自珍以浪漫主義的色彩繪出落花的奇麗。一方面以落花自比不幸的身世，感到憂傷；一方面又對未來充滿憧憬，反映出他對統治者仍抱有極大的幻想。龔自珍詩詞中的“落花”句，還有“我有簫心吹不得，落花風裏别江南”（《吳山人文徵、沈書記錫東餞之虎邱》）、“從此周郎閉門臥，落花三月斷知聞”（《贈伯恬》）、“天女身騎落花下，顧眄中有風與霆”（《題鷺津上人書冊》）、“逝矣斑騅窗落花，前村茅店即吾家”（《己亥雜詩》其二六）、“野棠花落城隅晚，各記春騮戀馽時”（《已亥雜詩》其二七）、“鶴背天風墮片言，能蘇萬古落花魂”（《已亥雜詩》其二四七）、“昨宵夢裏，猶在長安。在鳳城西，垂楊畔，落花間。”（《行香子·跨上徵鞍》）、“十年千里，風痕雨點斕斑裏。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減蘭·人天無據》）、“羌笛落花天，辦香韉兩兩愁人歸去。”（《南浦·羌笛落花天》）、“一榻茶煙午寂，落花天易陰。”（《綺寮怨·一楊茶煙午寂》）、“落花風，去匆匆。先把胭脂染得玉笙紅。”（《江城子·假山修竹隱蒙茸》）從以上所摘的“落花”句，我們不難發現，裏面有對舊日風光的眷戀，也有對坎坷仕途的自我開解；有飽受憂患的頽唐無奈，也有不甘伏櫪的堅韌執着；有自感身世的慨歡，也有不滅理想的閃光。這些本應是彼此矛盾、對立的東西，卻那麼渾然眞實地存在於詩人身上，它們正是龔自珍思想矛盾的具體反映。
　　回過頭來看看這面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同樣是龔詩中著名的“落花”句。不少人認爲這是龔自珍繼續戰鬥的誓言：此次雖然棄官出都，但絕不會一蹶不振。相反，會投身更廣濶的天地，進行新的奮鬥，爲改革和振興生我養我的中華大地奉獻自己的餘力。我認爲這是脫離龔自珍思想眞實的過譽之辭。這面句詩，與其說是矢志奮鬥的錚錚誓言，無寧說是詩人含情脈脈地向統治者傾訴的款款心曲。
　　我們看看龔自珍另外幾首同時寫成、同樣反映出那心情的詩，便可得到證明。“罡風大力簸春魂，虎豹沈沈臥九閽。終是落花心緒好，平生默感玉皇恩。”（《己亥雜詩》其三）、“亦曾槖筆侍鑾坡，午夜天風伴玉坷。欲浣春衣仍護惜，乾清門外露痕多。”（《己亥雜詩》其六）、“棄婦丁寧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米鑒種種家常話，淚濕紅裙未絕裾。”（《己亥雜詩》其十六）沒有比這更明白的了。龔自珍在出都時流露的，除了那種“浩蕩離愁”之外，更多的是對清王朝的幻想和眷戀之情。他深情地向皇帝表白忠心：自己在政治上遭到排斥，終至告别朝廷，這並非皇帝的過錯，只是由於一班“虎豹”把持朝政造成的。縱使自己成爲“落花”、“棄婦”，仍是默默地感謝皇恩，永不忘記皇帝栽培的劬勞有生之年仍將奮力滋養和維護封建朝廷這朵皇“花”。
　　龔自珍這種忠君思想，是有其深厚根源的。前面已經提過，龔家數代均沐皇恩，家族傳統思想的束縛以及時代和階級的限制使他保持着對皇帝的忠誠。雖然龔自珍敏銳地看出“衰世”的到來，主張變法革新，但他身上還連着一條切不斷的封建社會的臍帶。在天恩祖德的思想熏陶下，他決不可能成為封建王朝的叛逆。他只是不甘心成爲封建社會的殉葬品，爲挽救封建社會的危機才提出變革的主張。他要做的是“補天”，而決不是“翻天”。龔自珍把希望寄託於統治階級的“自改革”，因此，其對“玉皇”感恩戴德、發誓效忠皇帝就一點不奇怪了。“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兩句正好道出了龔自珍那種孤臣孽子的凄涼心態。
　　同時，我們也看到，作爲地主階級改革派，龔自珍不可能認識人民的力量。除了寄希望於“明君”之外，他以爲靠個人的奮鬥便可以挽救封建末世危機。結果，在屢次碰壁之後，龔自珍產生了憂慮與徬徨。他在《己亥雜詩》中寫道：“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棹後，萬千哀樂集今朝。”句子充滿了悲涼和傷感。詩人與黑暗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太尖銳了，使他成爲腐朽勢力的衆矢之的。正如他自己所言：“一官蝨人海，開口見牴牾”（《題蘭汀郎中園居三十五韻》）。在這種惡劣環境下，龔自珍除了寄身世於夢幻遊仙、學佛逃禪作消極的反抗之外，依然對“明主”寄予極大的期望。從他晚年所寫回憶少年時代的部分詩歌（《已亥雜詩》中，就有十首以“少年”起句的詩）看出，他一直戀戀不忘能在一位清明的皇帝之下一展抱負的夙願。因此，“落紅”兩句只是龔自珍在被迫離京時向最高統治者再一次剖白忠心。僅此而已，豈有他哉！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龔自珍的出身、家庭傳統教育、所處時代以及仕途遭遇，決定了他與現實社會的矛盾關係。他看出封建社會的“衰世”已經來臨，欲變法圖存卻遭到重重阻力；他痛恨科舉制度，卻不得不努力擠進官場；他要改造社會的現實，卻又要依賴這個社會而生存；他既痛恨黑暗腐朽的社會現實，又希望這個社會更完善更長久。他吹響了呼喚風雷的戰鬥號角，但往往“未言聲又吞”，不敢也不可能眞正同頑固派徹底決裂。他爲統治者出謀獻策，結果落得“千金劍，一身難”的下場。他譴責當道官僚集團如兇惡的虎豹，但又只能孤芳自賞，歡息自己的落花身世。總之，理想與現實之間的種種矛盾，使龔自珍的一生蒙上了一層濃厚的悲劇色彩，他也只能發出“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兩蹉跎”（《寥落》）的悲歡。不過，即使在這樣淪落失意的情形下，龔自珍仍時刻銘記着“天恩祖德”。他對“君恩”百般留戀，更希望自己能再得到皇帝的垂青，爲朝廷盡力。他曾借路過人家廢園，寫下一首《鵲踏枝》詞，吐露自己的心聲：
　　漠漠春蕪蕪不住。藤刺牽衣，礙卻行人路。偏是無情偏解舞，濛濛撲面皆飛絮。
　　繡院深沉誰是主?一朵孤花，牆角明如許，莫怨無人來折取，花開不合陽春暮。詞中，作者以“孤花”自況，雖然這花開得不合時宜，但仍委婉地希望有人前來折取。翹盼之情，溢於言表!
　　龔自珍在京城的仕宦生涯，在屢經碰壁之後，終以辭官出都寫上了句號。但他顯然是不甘心的，於是利用離京的一刻再次向皇帝表明，他這朵“落紅”並非無情的廢物，他願爲滋養和維護封建制度的皇“花”至死不渝。可惜，這只是他的一廂情願。龔自珍空懷“護花”之情，但回天乏力，終於在離京南歸後兩年，便背負着種種糾纏不解的矛盾賷志而歿，這實在是一代啓蒙思想家的悲哀。龔自珍矢言要維護的那朵皇“花”，即清王朝的所謂“盛世”，也如夕陽而墮，隨着封建社會這株朽樹的日益衰颯而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