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學佛辨
——兼論麻天祥的《龔自珍學佛的動因及佛教文化研究》
鄧景濱
一
龔自珍的學佛，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學術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有人認爲，龔自珍中年開始學佛是因爲官場失意、孑然遠遊，“產生了人生無常的幻滅之感”，“終於在不平和悲痛中從佛經裏找到了寄託”①。或者是由於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在歷史轉變的關頭，“以‘翻經寫字’來排除內心的郁悶，尋求精神寄託”②。一句話，龔自珍學佛不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不是爲了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而是爲了逃避現實的階級鬥爭、現世的痛苦，在“西方極樂世界”找尋精神安慰的消極遁世思想。這是建立在不眞實前提上的一個背離正確的結論。③
此段引文摘自一九九三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麻天祥專著《佛學與人生——近代思想家的佛學思想》中的《龔自珍學佛的動因及佛教文化研究》。
這裏清楚地表明了兩種不同的觀點：前者認爲龔自珍的學佛是消極的，是逃避現實，從佛經裏找尋精神寄託；後者則認爲龔自珍的學佛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是“爲了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因而是積極的。
爲了論證龔自珍的學佛不是因爲官場失意、逃避現實，麻天祥旁徵博引，找出了五個論據：
（一）龔自珍二十八歲時的詩作已有佛語；
（二）龔自珍認識其“佛學第一導師”江沅，不會晚於二十四歲；
（三）龔自珍認識江沅之前已在學佛，否則在致江沅函中就不會有“自見足下而堅進”的語句；
（四）從龔自珍的詩句中可窺測到他在十六、七歲時已讀佛書；
（五）從著名校讎學家顧廣圻在己卯年（一八一九年）所寫的文章中，有“時定庵方談佛也”句。當時龔自珍二十八歲。
據此，麻天祥推翻了一般人所說的“龔自珍學佛自二十九歲始”的論點，而引出他的結論：
綜上所述，龔自珍在二十七歲以前的青少年時期，當他慷慨激昂，縱論天下大事，滿懷信心地致力於科場考試，以躋身於名臣之列，正是他“怨去吹簫，狂來說劍”，春風得意的時候，已經邁開了學佛的腳步了。④在此基礎上，麻天祥推斷出：
那時他對官場的黑暗，社會的腐敗還沒有切膚之痛，因此談不上失意和逃避的問題。⑤
爲進一步闡明龔自珍的學佛是積極的，麻天祥在該文多處強調了龔自珍以“佛教救世”的動因——
希望能在異質文化中，探求經世致用之學，以補天濟世，救亡圖存。⑥
借用佛教來抨擊現實，呼籲思想解放。⑦
龔自珍借對彭紹新的讚揚，坦誠地表達了他的佛教救世，用自己的知識影響人生，改造社會的願望。⑧
希望能利用宗教哲學這一新的武器，在萬馬齊喑的氛圍中，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⑨
他只是把佛教作爲他經世致用的一個新的支點，借助佛教中的一些教義來啓迪人們的靈知本心，以照亮現實的漫漫長夜。⑩
麻天祥以上的論述，有兩點是值得肯定的：
一、明確指出龔自珍的學佛早於廿七歲前開始。這除了麻天祥列舉的理由外，還可以從龔自珍的一些早期作品得到印證。在這些作品中，他熟練地運用了不少佛學名詞，若非學過相當數量的佛籍，又豈能如此運用自如?例如二十歲寫的《懷人館詞選·鵲橋仙》，便有“披薙”（披僧衣剃髮）、“逃禪”（逃避俗世，學佛參禪）、“問割”（請求剃髮出家）、“宗風”（禪宗之獨特風儀）、“香火”（焚香供燈）等佛語。又如廿二歲時寫的《小奢摩詞·露華》，上闕有“禪榻香滿”之句，下闕更充滿了佛語和禪味：
空空妙手親按。是金粟如來，好相曾現。祇樹天花，一種莊嚴誰見?想因特地拈花，悟出眞如不染。維摩室，茶甌經卷且伴。
二、能夠發掘出龔自珍學佛動因中的積極因素，雖然其中有不少過譽或誇大之處，但比起過往的論者，在這方面確實有更大膽的探索！
與此同時，麻天祥的論述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二
顯然，龔自珍在他廿七歲前對“官場的黑暗，社會的腐敗”還沒有達至“切膚之痛”的程度，但也並非沒有認識和體驗，更非沒有“失意”和悲憤。龔自珍廿一歲之後，連續多年隨父赴任所，先後到過徽州知府、江南苏松太兵備道，並協助其父整理文牘、編寫書籍，對官場不無體會。他在廿二歲時寫的《明良論》四篇、廿五歲時寫的《乙丙之際箸議》十一篇，均是抨擊封建專制的名篇，並因此而被目爲“狂言”、“狂士”。他的詩文被批評爲“口不擇言，動與世忤”的“傷時之語，罵坐之言”，並被告誡“修身慎言遠罪”（11）。廿八歲時，他在詩作中透露有人“勸我狂刪乙丙書”（12），加上他在廿二、廿五歲兩度應試落第，令他深深感到科舉制度的不公平，並將這種憤憤不平發泄在他的詩詞中。例如，他在廿二歲時寫的《懷人館詞選·高陽台》便將讒言之傷己、落第之失意，化作詞中的“南國傷讒”、“多愁公才新來瘦”、“消魂心死都無法”等傷感之語。廿三歲寫《懷人館詞選·鵲踏枝》時，即以“一朵孤花”自況，感慨不容於沒落的現實社會。直至廿七歲寫《懷人館詞選·減蘭》時仍感慨萬端地悲歡“身世依然是落花”！
誠然，龔自珍青少年的學佛，儘管有上述的背景，但畢竟還是“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居多。然而，縱觀龔自珍一生的學佛，又是否都如麻天祥所說的那樣積極、入世而沒有“失意和逃避”的“消極遁世思想”？筆者認爲，要正確判斷龔自珍的學佛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必須注意幾個問題：
一、要全面客觀地考察，不能簡單、籠統地一概而論，應按其青少年、中年、晚年三個不同階段進行具體的分析和評價。
二、要一分爲二，不能絕對化地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因其學佛確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有時以积極爲主，有時又以消極居多。
三、要兼顧學佛的動因與效果兩個方面，不能只看動因而忽略效果，或只看效果不看動因。
爲了比較全面而準確地考察龔自珍學佛的動因和效果，筆者通覽了他的年譜和詩文，編寫了“佛事年表”和與佛學有關的“詩文年表”，互相參照印證，並據此將龔自珍的學佛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爲二十九歲前的青少年時期。龔自珍生長在名剎如林、高僧如雲的杭州，其父麗正虔心向佛，樂善好施，與高僧鳳翔上人有深厚的友情；其母段馴，能詩工書，對龔自珍“慈愛甚摯”。家庭教育的影響和寵愛，周圍環境的薰陶和感化，既鑄成了他狂放不羈、恃才傲物的性格，也奠定了他“幼信轉輪，長窺大乘”的思想基礎。
十一歲，龔自珍隨父赴京，受業於家塾宋璠，深受業師之影響，尤其是宋璠“總羣書並進”（13）的治學方法，使龔自珍從小便培養了博覽羣書、兼收並蓄的治學精神，一如吳昌授在《定庵先生年譜》所說的：“其爲學，靡書不覽，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徵博引以伸己說。”這種精神不僅體現於他在青中年時期的文字、訓詁、史學、考據、今文經學、佛學並進，而且也體現於他在中、晚年時期對佛家諸派的析衷融和，包容並學。
十三歲撰《水仙華賦》，用“小劫”、“前身”等佛家語。十六歲“逃塾就寺門讀書”（14），對佛籍接觸日多。二十歲寫的《鵲橋仙》詞，二十二歲寫的《露華》詞，均有大量佛語（見前述）。二十八歲先後寫成《夢得“東海潮來月怒明”之句，醒，足成一詩》、《鄰兒半夜哭》等詩，其中之佛語（如“梵史”、“禪”）、佛典（三世輪回說），足以證明他已經具有一定的佛學知識。
這一階段，龔自珍由接受佛教薰陶，到閱讀佛籍、吸收佛學知識，且將佛語、佛典運用到其詩文的創作中，可見佛學對他已有一定的影響。這時的學佛，主要是出於個人的性格和愛好，以獵奇、追求知識爲主。而佛教“即心即佛”、“自貴其心”的精神與他那強烈的、狂放不羈的個性追求，在心靈深處引起了認同和共鳴，既成爲他思想性格的支點，也成爲他“以我爲宗”、譏切時政的助力。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抨擊封建專制的名篇，如二十三歲所寫的《明良論》中有關“君臣坐而論道”的論述，不也可以窺見其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二十五歲時寫的《乙丙之際箸議》中對封建專制黑暗的猛烈抨擊，也不無佛學否定現實的思想因素在內。
第二階段爲廿九歲至四十一歲。這一階段以正式拜其“學佛第一導師”（15）江沅爲師開始。如果說，龔自珍在第一階段的學佛是不自覺的話；那麼，第二階段的學佛就是自覺的，而且目的性十分明確。正如他在正式拜江沅爲師三年後寫的《與江居士箋》所表示的：學佛是爲了“求無上法寶”、“求無上醫王”、“求萬劫息壤”。這表明他這時學佛的動因是積極的。這一階段，他主要是對密宗、淨土等方便法門的修持和研究，並對佛經的翻譯作了大量的考證。在文化研究的層面上，作了不少的努力，且收到一定的成果。
龔自珍雖然在《與江居士箋》中表明了學佛的積極動因，但在實踐上卻並未能以佛學作爲濟世的武器。縱覽這一階段與學佛有關的詩詞，比較積極的有《能令公少年行》和《西郊落花歌》兩名篇。在《西郊落花歌》中，龔自珍一方面以落花自比不幸的身世，感到憂傷；另一方面又從落花中幻想出佛教的理想境界，從中看到了希望。然而，這也僅僅是希望而已，並不實在。《能令公少年行》是龔自珍失志時“自禱祈所言”。詩中描繪了一個浪漫主義的理想境界，對醜惡的現實社會作出鮮明的否定。然而，這理想境界也是虛幻飄緲、無法實現的。最後，作者只能嘆道：
噫嘻!少年萬恨填心胸，消災解難疇之功?吉祥解脫文殊童，著我五十三參中。蓮邦縱使緣未通，他生且生兜率宮!
千災萬恨，最終還要文殊菩薩去“解脫”!今生不能實現理想境界，只有希望來世生於佛教天堂“兜率宮”!
除了這兩首名詩外，其它與佛學有關的詩詞雖然亦有不少激憤之情，但卻以消極的居多，這主要表現在如下的三個方面：
一是收狂向禪。“狂”，本是龔自珍抨擊封建專制的激情，是改革社會現實的壯志。由於“狂言”、“狂態”觸怒了權貴，加上佛教的禪宗“不須文字傳言語”（16），於是通過學禪去收斂自己的“狂”。他在拜江沅爲師的第一年，便寫下了“我欲收狂欲向禪”（17），“憂患稍稍平，此心即佛者”（18），“收拾狂名須趁早”（19）等詩句。
爲了收拾“狂”向“禪”，龔自珍先後多次戒詩：“我有第一諦，不落文字中”（20），“我今戒爲詩，戒詩亦如之”（21），“今年眞戒詩，才盡何傷乎”（22）!
爲了收“狂”向“禪”，龔自珍還多次焚稿：“心藥心靈總心病，寓言決欲就燈燒”（23），“今年燒夢先燒筆，檢點青天白晝詩”（24），“萬言摧燒之，奇氣又瘖啞”（25），“毅然一炬爲歸安”（26）!這些詩句雖不無激憤之情，但亦反映了他對殘酷現實的無奈和妥協。
二是攜美誦經。每逢政治失意，龔自珍學佛的意念就特别的強烈，而且也往往將“學佛”與“美人”並提，尤其在晚年更爲明顯。可見，這學佛並非以積極入世爲主，而是以尋求解脫、消極避世爲主了。廿九歲時，龔自珍連續兩度會試落第，便在《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七律的尾聯中透露了他的心聲：“何日冥鴻蹤跡逐，美人經卷葬年華。”
此外，龔自珍更有不少詩詞描寫他抄經、誦經等佛事，或讚頌佛力無邊，並以此作爲精神上的良方妙藥：
“一卷金經香一炷，懺君自懺法無邊。”（《驛鼓三首》之三）
“誰信尋春此狂客，一茶一偈到揚州。”（《過揚州》）
“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午夢初覺，悵然詩成》）
“萬一禪開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夜坐》之二）
“宗風向西極，吾道化龍沙。”（《紀夢七首》之七）
“師如法王法自在，吾誓願學修吾今。”（《題鷺津上人書冊》）
三是避世隱居。龔自珍早就有志於隱居江南，正如吳昌綬《定盫先生年譜》所說：
先生夙願恆在具區（古澤名，即太湖）、莫釐之間，卜宅幽棲，攜鬟吹笛，有終焉之志。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山居妙曼之樂，嘗賦《能令公少年行》以自禱蘄……
除《能令公少年行》外，這一階段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詩作就是《寒月吟》之五。此詩是龔自珍與其妻何吉雲“歲暮共幽憂之作也”：
侵曉鄰僧來，饋我佛前粥。其香何清嚴，臘供今年足。我因思杭州，不僅有三竺。
東城八九寺，寺寺皆修竹。何年捨家去，慧業改所託。掘筍慈風園，參茶東父屋。
鐘魚四周靜，掃地潔如沐。白書爲之長，倦骸爲之肅。供黃梅一枝，朝朝寫圓覺。
第三階段是在四十二歲之後，即以龔自珍轉入學習佛教中比較高深、哲理性較強的天台、華宗等佛宗爲標志。他在改定自己廿七歲的作品《闡告之》時曾透露：“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書。”天台宗的“有情無情，皆有佛性”說，與他個性自由、衆生平等的思想產生諧振，且與其舊作《闡告子》“性無善無不善”、“善惡皆後起”的觀點頗有暗合之處，從而喚起他對佛教哲學研究的興趣，希望能在佛教中另癖一條通達經世致用的蹊徑。爲表示對天台宗的崇敬之心，他不僅自號“天台裔人”，而且撰文稱讚“天台如日出”（27），“天台之功，斯爲最大”（28），對天台宗表示了超乎尋常的熱情。可惜，他的良好願望始終未能實現，八年之後便猝然辭世了!
在生命的最後八年中，龔自珍一方面探討天台宗的佛學思想，另方面也繼續過往的誦經功課。他在中進士後的第二年，即四十歲時曾發願：“願誦大藏‘貞’字函《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五十九言四十九萬卷，……限戊戌歲畢之”（29），並作記數簿。後果然在己亥年前如願以償，誦滿了四十九萬卷之數，接着又轉向誦“三普”之文。龔自珍希望能通過口誦眞言，能使善在心中固持，使惡遁而無迹；更希望將佛經爛熟於心，以作進一步的參悟修行。
龔自珍這一階段的學佛情況，在詩歌中得到充分的反映。首先，天台宗成爲詩歌中描寫、禮讚、崇拜的對象。丁酉年，龔自珍時年四十六歲，九月二十三日夜，不寐，聞茶沸聲，披衣起，菊影在屏，忽證《法華》三味（《乙亥雜詩》之七十八有記），自是益臻悟境。
戊戌年，四十七歲，作《題梵冊》，將佛籍推崇到至尊無上、包容一切的地位：
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爲?西方大聖書，亦掃亦包之。即以文章論，亦是九流師。
釋迦謚文佛，淵哉勞我思。
己亥年，時四十八歲，更篤信佛教。他自四十歲始，八年來“持陀羅尼已滿四十九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眼》之文”（見《己亥雜詩》之廿二自注）。並於家中供天台智者大師像，頂禮膜拜。《己亥雜詩》之二百一十三首有記。對天台宗的崇拜，《己亥雜詩》中尚有：
“狂禪闢盡禮天台”（第七十八首）
“六祖天台共一龕”（第八十二首）
“台宗悟後無來去”（第一百五十一首）
“我說天台三字偈，勝娘膜拜禮沙門。”（第一百八十八首）
“台宗古轍幸窺尋”（第二百一十九首）
“重禮天台七卷經”（第三百一十五首）
其次，在《己亥雜詩》中大量出現與佛事有關的詩篇，如誦讀經書：
“懺摩重起耳提若，三普貫珠纍纍若。”（第廿二首）
如借閱經書：
“朝借一經覆以簦，暮還一經龕已燈。”（第三十九首）
如校譯經書：
“遙知法會靈山在，八部天龍禮我言。”（第八十一首）
如談論佛理：
“我言送客非佛事，師言不送非佛智。”（第一百六十五首）
如禮佛燒香：
“從茲禮佛燒香罷，整頓全神注定卿。”（第二百七十五首）
如遊拜佛寺：
“可記前年寶藏寺，西山暮雨怨吳郎？”（第二百二十二首）
如探訪佛友：
“論詩論畫復論禪，三絕門風海內傳。”（第三百零九首）
如哀悼師友：
“似師畢竟勝狂禪，師今遲我蓮花國。”（第一百四十一首）
類似上述內容的詩篇還有第三十四、九十、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一六零一六一、一六六、一六七、一七七、二二一、二二六、二七八、三零九、三一一首等。
由此可見龔自珍晚年的佛事活動比青、中年時期要繁密得多，對佛教的篤信程度也日漸加深。
再次，龔自珍晚年的詩作亦有中年時期“美人經卷葬年華”的思想反映。在《己亥雜詩》除了大量單獨描寫美人或經卷的詩句外，還有一首是將兩者相提並寫的：
綱羅文獻吾倦矣，選色談空結習存。
江淮狂生知我者，綠牋百字銘其言。
此爲《己亥雜詩》之一百零二首，“選色談空”四字正好是這段時間龔自珍生活的寫照，孔繡文也有詩說他“非攜名妓即名僧”。翌年，在《賀新涼》一詞中仍在披露這種“不爲花月冶遊，即訪僧耳”的生活：
“多謝江東風景好，依舊美人名士，有老衲高談奇字。”
這種“英雄垂暮”的心態，在《己亥雜詩》之二百七十六首中反映得頗爲眞切：
少年雖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武皇；
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
此外，龔自珍中年時期的退隱夙願，在晚年的詩作中仍有所流露，請看《己亥雜詩》之三百一十四首：
丹實瓊花海岸邊，羽琌山似峚之陽。
一家可惜仍煙火，未問仙人闢谷方。
再綜覽龔自珍傳世的詞作，亦是以誦經文、談佛事、修心逸世者居多；而麻天祥所說的以“佛教救世”、“補天濟世”、“經世致用”者，卻難得一見。例如：
“煙淡淡，月柔柔，伴我熏香伴我修。”（《無著詞選·天仙子》）
“枕上逃禪，遣卻心頭憶。禪戰愁心無氣力，自家料理回腸直。”（《無著詞選·鳳棲梧》）
“年來我但寫蓮經，要伴荒庵一粟夜燈青。”（《懷人館詞選·虞美人》）
“繞屋種梅花，折梅花供佛供我。”（《影事詞選·法曲獻仙音》）
“繡佛長齋早早，懺渠燕子無家。”（《影事詞選·清平樂》）
“賓朋詞賦，好換了青燈，戒鐘悲鼓。繙編華嚴，懺卿文字苦。”（《小奢摩詞選·齊天樂》）
“傷心怕吟，要銷遣除聽千偈音。”（《小奢摩詞選·綺寮怨》）
“恨應同，誓應同，同禮心經同聽鐘，懺愁休更慵。”（《小奢摩詞選·長相思》）
“春來沒箇關心夢，自懺飄零，不信飄零，請看床頭金字經。”（《小奢摩詞選·醜奴兒令》）
“參禪也肯，笑有限狂名，懺來易尽。”（《小奢摩詞選·齊天樂》）
“佛前容我攤經坐，細剔龕燈，多謝詩僧，明夜拏舟又羽陵。”（《庚子雅詞·醜奴兒令》）
“閒卻調箏素手，只合替郎溫酒。高閣佛燈青，替鈔經。”（《庚子雅詞·一痕沙》）
綜上所述，可見龔自珍在青少年時期的學佛，動因與效果均不是十分明顯。中晚年時期的學佛，動因是積極、消極參半，效果則消極居多；且越到晚年，參與佛事越多，消極面也越大，尤其在詩文創作方面表現得更爲明顯。在這方面，管林、鐘賢培、陳新璋所著《龔自珍研究》第六章“佛學思想與詩文創作”有很好的闡述，對其積極與消極方面均有客觀而詳細的分析。稍嫌不足的是，對其學佛動因中的積極因素似未能給予足夠的注意。
三
龔自珍的學佛，究竟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我們還可以從另一角度去探討：即從龔自珍的詩文中，考察龔自珍對“學佛”與“濟世”關係的看法。如果龔自珍認爲“學佛”與“濟世”並不矛盾，可以互助包容，那學佛就有可能是他“濟世”的動力之一，是積極入世的。如果他認爲“學佛”與“濟世”是矛盾的，互不相容的，那就說明在他心目中的學佛是與“濟世”相對立的，因而也是消極的了。
雖然龔自珍在三十二歲時想將學佛作爲“求無上法寶”、“求無上醫王”、“求萬劫息壤”的手段，也在當年有過“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的理想，但這畢竟是難以實現的夢想。在其他的日子裏，他經常自覺地意識到學佛與濟世是矛盾的，這在他的詩文中有鮮明的反映。
先說龔自珍在二十歲時寫的一闕《鵲橋仙》，詞中有句雲：“吟詩也要，從軍也要，何處宗風香火?”意謂既要吟詩作文，又要仗劍從軍，哪裏還有宗仰佛門的餘地呢?這裏明顯披露了龔自珍的心態：濟世與學佛是矛盾的，兩者難以兼備。
再看他在三十歲所寫的名篇《能令公少年行》，內有句雲：“逃禪一意皈宗風，惜哉幽情麗想銷難空!”意謂立志一心逃避俗世皈依佛宗，可惜“幽情麗想”難以去盡。這裏的“幽情麗想”也包括了濟世豪情壯志，由此亦可見龔自珍的觀點：逃禪學佛與報國濟世不可並存。
最有說服力的還是上面提到的《與江居士牋》。牋中一方面明確地顯示了龔自珍學佛的決心以及“三求”的願望，而另一方面又多處流露了他與靜心學佛相矛盾的心態。一是牋中提到的“還山之志”，實指逸世學佛，龔自珍對此的態度是：“還山之志，非不溫榮寤寐間，然不願汩沒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爲天下笑矣。”表明因爲“政未易”，故不願還山。二是龔自珍曾接江沅信，信中有“慮信根退”語，正好說明其師憂慮他不忘濟世，俗根未斷，因而導致對佛教的“信根”未牢，且有“退失”之跡象。三是在信中一開始便說自己“榜其居日‘積思之門’，顏其寢日‘寡懽之府’，銘其憑日‘多憤之木’。”表示其不忘濟世的志向。在一篇向佛師致謝表忠的信牋之中，竟流露出如此多與學佛相矛盾的心聲，由此足證在龔自珍心目中：學佛與濟世存在矛盾，二者不可兼顧。既然連龔自珍自己也認爲學佛與濟世是矛盾的，哪又如何能以佛學作爲濟世的武器？把學佛看作是與濟世相反的“還山之志”，這也可看出龔自珍是把學佛看作是逸世行爲，就像他經常在政治失意時所流露出來的隱逸避世思想一樣。
龔自珍在二十歲時，就有了一種信念：老人應該學佛，但青年不宜學佛。他在當年的《鵲橋仙》寫道：“才人老去例逃禪，問割慈恩眞箇？”意謂有才華的人老了之後通常是要學佛的，而正值年少，果眞就要到佛寺請求剃髮？當然不能，因爲青少年正當積極入世，正是“吟詩也要，從軍也要”的大好時光。這種老應學佛的信念一直到他逝世前兩年，即己亥出都時仍未改變，故《己亥雜詩》二百二十一首便有“烈士暮年宜學佛”的詩句。烈士暮年，往往壯心不已；但又不能舒展抱負，惟有通過學佛去尋求解脫，以達至心理上的平衡！
顯然，龔自珍這種“學佛”與“濟世”不相容的觀念與他在《與江居士牋》的“三求”觀念是相互矛盾的。然而，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觀念卻是以前者爲主，並以此貫串了他的一生。“三求”觀念雖曾一度成爲他的強烈願望，但當他在現實中無法實現時，便漸漸又回到了原來的觀念上。這正如他在致友人鄧傳密信中所說的“見在終日坐佛香繚繞中，翻經寫字，以遣殘年，亦無不樂也。”（30）將學佛變成排除內心郁悶，尋求精神解說的手段，使他的學佛更蒙上了消極的色彩。
最後，我們還必須看到，在龔自珍的一生中，交融着三種主要的思想：正統考據學、今文經學和佛學。其青少年時期，以正統考據學爲主，中年時期以今文經學爲主，晚年時期則是佛學思想最濃的階段。但綜覽其一生，最主要的還是“經世致用”今文經學。可以說，他的“狂”，主要是“引公羊譏切時政，詆排專制”而來；他改革社會的武器，主要也是借用古代明君賢相的“古時丹”，而非販自“西方之學”的“佛經書”。粵東三子之一的張維屏說得好：“定公得志，恐爲荊公!”（31）終其一生，佛學思想始終並未成爲他積極入世的動力，更未能成爲他批判現實、改革社會的武器。過去的論者，往往比較偏重於龔自珍學佛的消極效果而對其學佛動因中的積極因素有所忽略，麻天祥在文章中能充分發掘出龔自珍在學佛動因中的積極因素，這是值得肯定和讚許的。然而，麻天祥在強調其動因中的積極因素的過程，不無誇大過譽之處；而且在有意無意之中忽略了動因中的消極因素，甚至完全撇開其學佛效果方面的消極因素不提，這就使全文的論述顯得有些偏頗了。
一九九四年八月廿八日
【注釋】
①引文原注：盧興基《龔自珍中年學佛的考察》，《文學遺產》一九八八年一月。
②引文原注：管林《龔自珍研究》一零二頁。
③麻天祥《佛學與人生——近代思想家的佛學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二八頁。
④同上書，三一頁。
⑤同上書，二九頁。
⑥同上書，二三頁。
⑦同上書，三八頁。
⑧同上書，四一頁。
⑨同上書，五零頁。
⑩同上書，六零頁。
（11）見張祖廉《定庵先生年譜外記》。
（12）見《龔自珍全集·編年詩》之《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
（13）見《龔自珍全集·宋先生述》，中華書局一九三九年版，一七三頁。
（14）見《龔自珍全集·定庵先生年譜》，五九五頁。
（15）見《龔自珍全集·己亥雜詩》之一四一首自注。
（16）見《龔自珍全集·編年詩》之《鐵君惠書，有“玉想瓊思”之語，衍成一詩答之》。
（17）見《龔自珍全集·編年詩》之《驛鼓三首》。
（18）見《龔自珍全集·編年詩》之《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
（19）見《龔自珍全集·懷人館詞選》之《金縷曲·贈李生》。
（20）見《龔自珍全集·編年詩》之《戒詩五章》。
（21）同上。
（22）見《龔自珍全集·編年詩》之《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
（23）見《龔自珍全集·編年詩》之《又懺心一首》。
（24）見《龔自珍全集·編年詩》之《客春，住京師之丞相胡同，有丞相胡同春夢詩二十絕句。春又深矣因燒此作，而奠以一絕句》。
（25）同（18）。
（26）見《龔自珍全集·己亥雜詩》之六十首。
（27）見《龔自珍全集·最錄四念處》。
（28）見《龔自珍全集·最錄覺意三昧》。
（29）見《龔自珍全集·誦得生淨土陀羅尼記數簿書後》。
（30）見郭延禮《龔自珍年譜》，齊魯書社一九八七年版，八七頁。
（31）見《定庵文集》，世界書局版卷下評點。轉引自管林、鍾賢培、陳新璋《龔自珍研究》二一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