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對封建社會的批判與維護
丁楠
一
清自順治入關，經歷康熙、雍正，以至清人引以爲傲的“乾嘉盛世”，然後逐漸走向衰落。十九世紀初，中國封建社會開始崩潰。龔自珍（公元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所處的時代，國內各種矛盾逐漸白熱化，而國外，殖民主義侵略四益嚴重，內外交困，導致社會上種種矛盾此起彼伏，清王朝出現前所未有的危機。
當時的中國，社會經濟開由盛而衰。清初，農村經濟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生產方式，在封建政權的統治下，曾有過一段極盛的階段，耕地不斷擴大，田賦急劇增加，促使國家財力大增，但到乾隆晚年，官僚制度的弊端，逐漸把這個繁華盛況遮掩。如乾隆時和珅當國二十年，貪污無算。當他被嘉慶帝抄家時，積聚財富竟等值於清國庫十年的收入；各級官吏之俸銀、祿米，以及其他正式及非正式之額外收入，源源不絕，但他們還貪得無厭，追名逐利。由於政治上的腐朽，引來經濟上莫大的衝擊，受苦最深的自然是老百姓。由於土地兼併的關係，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而賦稅亦大幅度增收，已非清初之規定：每畝科稅三升三合五勺了!在這種種煎熬下，通貨膨脹自是無可避免的結果，以米價爲例：“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餓死者無算，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祇十四、五文爲常價也。至五十年大旱，則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後，不論荒熟，總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爲常價矣。”（錢泳《履園叢話》叢話一《舊聞·米價》）。政治上及經濟上之病態發展，造成貧富、民官兩相對立，從而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惡化，公元一七九六年～一八○四年的白蓮教起義，一八一三年天理教起義，都反映了平民階級的覺醒，亦表明當時的封建社會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清朝之統治，正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了!
在這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的同時，西方的侵略，令中國封建社會崩潰的速度加快。從侵略性的鴉片貿易發展開始，外國商人以鴉片換取白銀，致使鴉片大量輸入，白銀大宗流失，銀價上漲，錢價貶值，物價更高升，人民負擔更重。鴉片的進口，雍正時，約二百餘箱；而至鴉片戰爭前，每年進口竟達三萬九千餘箱，每箱平均價銀約四百兩。白銀之流失非常嚴重。面對着西方資本主義的打擊，清朝封建社會的矛盾更形複雜化，除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外，民族矛盾亦開始明顯地呈現出來。龔自珍面對着這個時代的種種矛盾，在中西政治及經濟雙重衝擊之下，認眞地思考時代的變化，並作出相對應的批評和警告，無可懷疑，他是具有開拓精神的先導者；但作爲一個地主階級革新派，他對封建社會的批判，雖是激烈的，但他的思想，並未完全達到反對封建主義的地步，他的批判，最終目的是希望以更法改革來改造這個封建社會，讓它延續下去，而非希望消滅它。
二
在龔自珍的時代，封建社會滅亡的必然性已是無可置疑。龔自珍思想上的進步，在於他對封建社會的頹勢已經有所預見。他身當清王朝表面還處於太平盛世的年代，卻已能洞察幽微，看到潛伏中的時代危機，他希望通過對社會現狀的揭露和批判，促使人們覺醒。他在著名的《乙丙之際著議第九》中，解剖了“衰世”：
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
整個社會，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而在許多詩作中，龔自珍屢屢以黃昏和秋氣來象徵衰世的悲涼，如《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中之第十二首：
樓閣參差未上燈，菰蘆深處有人行。
恁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靄生。
《題陶然亭壁》
又如在《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中寫道：
名場閲歷莽無涯，心史縱橫自一家。
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
東鄰嫠老難爲妾，古木根深不似花。
何日冥鴻蹤蹤遂，美人經卷葬年華。
他除了指出太平盛世已經名存實亡，社會腐朽已不可挽救，以及當時無眞正人材出現等種種“衰世”的徵兆外，更進一步大膽揭露在“衰世”中醜惡的制度。他以借古諷今的手法，在《古史鈎沉論一》內，向封建帝王的權威挑戰：
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疆。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便其有力。
皇帝之下，便是各級官吏，官僚架構是維繫封建王朝的支柱，但封建專制制度裏的最高統治者，已是無可救藥，那麼，各級官員的素質便可想而知了。看龔自珍在《明良論三》中，可見一些位高權重的大官，竟爲偷安苟且之輩：
夫自三十進身，以至於爲宰輔，爲一品大臣，其齒髮固巳老矣，精神固巳憊矣，雖有耆壽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進，然而因閲歷而審顧，因審
顧而退葸，因退葸而屍玩，仕久而戀其籍，年高而顧其子孫，傫然終日，不肯自請去。
知識分子最高的理想，乃是在官場中追逐名利，藉此炫耀一番，並非以國家大事爲己任，龔自珍在《明良論二》中，已描繪得有聲有色：
堂陛之言，探喜怒以爲之節，蒙色笑，獲燕閒之賞，則揚揚然以喜。出誇其門生、妻子。……作書、賦詩者，稍讀書，莫知大義，以爲苟安其位一日，則一日榮；疾病歸田裡，又以科名長其子孫，志願畢矣。且願其子孫世世以退縮爲老成，國事我家何知焉？
種種腐朽的制度，令人才被扼殺、思想被禁錮，在《明良論四》中，他便指出了這種令人痛心的現象：
人有疥癬之疾，則終日抑搔之，其瘡痏，則日夜撫摩之，猶懼未艾，手欲勿動不可得，而乃臥之以獨木，縛之以長繩，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則雖甚癢且甚痛，而亦冥心息慮以置之耳。
在各種社會批判思想中，龔自珍對當時在思想上居主導地位的儒學的譴責，是引人注目的。自明代以還，儒學伴隨着封建社會的發展而更趨興盛，而到了清代後期，由於封建社會已行將就木，儒學亦無可避免走向末路。龔自珍自幼便生活在一個濃厚傳統思想文化的環境裏，所以他並不僅儒，他所鄙視的，是那些標榜自己爲儒者的人，厚顏無恥，歪曲了眞正的儒學；而忠、孝、仁、義等封建道德，在龔自珍眼中，都已變成虛僞的代名詞。在《鳴鳴堅堅》一詩中，他揭露了所謂忠孝，其實是統治者大力鼓吹的東西，用意是羈絆人心：
古之子弄父兵者，喋血市上寧非哀?亦有小心人，天命終難奪，授命何其恭?履霜何其潔?孝子忠臣一傳成，千秋君父名先裂。
而仁義，則是王者取天下所唱的高調，龔自珍在《葛伯仇餉解》中說：
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巳矣。
這段文字，揭露了所謂“王者”是要用陰謀方可取得天下，歷史上許多打着“仁義之師”旗幟而取得天下者，其實本身已是假仁假義之徒。
龔自珍大膽地揭露了封建社會裏種種罪惡，批判很多病態現狀，可見他比同時代的人眼光更爲遠大，但他的揭露和批判，常常會滲透着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惋惜心情，所以他最希望做到的，不是推翻整個封建社會，而是以“變”去挽救這個暮氣沉沉的社會。
三
龔自珍在《明良論四》中，提出了要“變”的想法：
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縳之病。矯之而不過，且無病，奈之何不思更法，瑣瑣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陊也？
這是他初步的構思，是以“仿古”作爲“變”的基石；而在《對策》一文中，可完整地看到他所提出的對內政改革的理論。首先，要懂得“學古”，方能靈活面對當前的環境：
人臣欲以其言裨於時，必先以其學考諸古。不研乎經，不知經術之爲本源也；不討乎史，不知史事之爲鑒也。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施於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
在經濟上，重視發展農業，以漢初之經濟政策爲藍本：
漢初最抑商賈，高祖禁賈人不得衣絲、乘車，而孝悌力田有常科，三老有常員，以驅民於南畝。
龔自珍亦提出了對人材選拔的看法，要人“專”其材；亦指出這些人材一旦能被國家重用，是應該清正廉明，不應只求名利：
制策又以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材任之，而因以皋、夔、稷、契勖臣等，何其厚也!何其厚也!夫皋、夔、稷、契，皆大聖人之材，而終身治一官，自恐不足，後之人才不如古，而教之、使之，又非其道，疲精神耗日力於無用之學。……之人也，少壯之力心，早耗於祿利之筌阡，其仕也，餘力及之而巳，浮沉取容，求循資序而巳。
對於河患，龔自珍斬釘截鐵地提出了雙管齊下的方法：
制策又以歷代河患不一，禹蹟既難驟復，而今之要道，曰疏，曰防。
而龔自珍亦意識到武備的重要性，爲避免邊境的騷亂、外力之入侵，故他認爲：
制策又以自古治平不忘武備，而因及夫歷代籌邊之策。
在《對策》中，龔自珍所提出的方案，都是針對當時封建社會的種種弊端而定出，而其中有關經濟方面的改革，則明顯地看到他在經濟思想上較爲落後的地方。側重發展農業生產，已不能滿足當時的實際經濟狀況，而龔自珍在經濟思想上，始終維護封建自然經濟，而這種經濟模式，是建基於以封建血緣關係爲生產組織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上。
龔自珍在《平均篇》中已清楚表示，他知道貧富不均會引起社會混亂、王朝覆亡：
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
但對於造成貧富對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他卻沒有充分理解。貧、富、貴、賤的形成，他在《明良論一》中，把責任推給至高無上的“天”，而不是封建剝削制度造成：
貧賤，天所以限農畝小人；富貴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
而他所謂的“貧”，是那些破落的地主階級，而不是社會中最受壓迫的階層——農民。他在《明良論一》中所說的，便是這些“貧者”：
車馬敝而責券至，朋然以爲憂，居平以貧故，失卿大夫體，甚者流爲市井之行。崇文門以西，彰義門以東，一日不再食者其衆，安知其無一命再命之家也?
所以他在《平均篇》中所說要平均的，只是依宗法制度，在“一命再命之家”中分配，並沒有顧及“卿大夫”階級以外的廣大農民：
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巵焉。
另外，龔自珍在《農宗》一文中，強調其心目中認爲是理想的自然經濟模式——按宗法制度，由大宗開始，一切產品應只用於消費，而不是大量生產，當作商品出售：
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漆、果瓜十畝，糶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籜以爲帚，冶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燈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
他認爲這個設計，能做到：
泰厲空虛，野無天札，鬼知戀公上，亦百幅之主也。
這種自給自足的封建自然經濟模式，對地主階級而言，最大的好處是：一方面能保持自己的生產條件，一方面又能令農民被迫寄生於地主階級的農田上，是兩全其美的做法，也是令封建制度能長久維持下去的妙策。龔自珍企圖以這種方式去維繫封建社會的經濟，可見他反封建社會的立場仍有局限性。
四
龔自珍對當時社會的眞知灼見，令人感到他是一位“時代的預言家”，他對封建社會的敢於批判，實在充滿對現實挑戰的勇氣，這對當時及後世的人，在思想啓蒙上所產生的影響是最大的，也是最爲人所稱道的。但他在經濟上所出現的局限性，則與他進步的民主主義思想矛盾。他的經濟改革方案，仍然植根於封建社會的保守意識形態上，是以封建社會理想中的自然經濟爲藍本，但這種模式，在晚清資本主義開始生根與西方資本主義侵略性貿易雙雙發展下，已是行不通的了，因爲當時的中國，已逐漸發展成半封建半殖民的社會，而龔自珍仍是希望以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去挽救瀕臨破產的經濟，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的經濟思想留給後世的影響可算是較少的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的做法，卻可使我們得到啓發：要改造一個腐敗的社會，並非單靠某種制度的轉變（無論經濟或政治），而要從整體的意識形態上循序漸進，平均發展去改變。假如只是改變經濟制度，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了，但政治上依然落後；又或是政治制度完善，而老百姓貧困非常。那麼，對廣大老百姓而言，皆是大大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