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紅與黑》中于連性格發展的典型環境
張健
司湯達是十九世紀法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之一，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理論，對法國、歐洲以及整個世界的現代文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的現實主義代表作《紅與黑》，取材於現實社會，集中概括提煉了三個特殊環境，並通過環境對人物性格的形成、產生和發展的深刻剖析，“眞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小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於連的典型形象。《紅與黑》的問世，標誌着現實主義文學的眞正開端，被譽爲這一文學流派的奠基作品。
一
一七八九年法國的資產階級大革命，到一八三○年七月革命前，是法國封建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復辟與反復辟鬥爭的四十年。
司湯達生長在這個大動蕩的時代，經歷了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洗禮，飽賞了法軍潰散、拿破侖垮台的痛苦和辛酸，有着豐富的社會政治閱歷。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復辟後，司湯達就失去了從事政治活動的可能，他極度鄙視波旁王朝，懷着“根本不想重見被波旁王朝玷污了的巴黎和法國”的心情，遠離祖國，僑居意大利。在那里，他一方面潛心寫作，實際上是用文學這個武器來參與政治，揭露社會的黑暗；另一方面，他時刻關注着封建復辟後的法國階級鬥爭形勢，以政治家般的敏銳觸覺和文學家的觀察力，深刻洞悉了當時社會各種階級力量爭鬥的本質，准確地把握了波旁王朝統治下法國青年一代的思想脈搏。司湯達在《紅與黑》中塑造了於連的形象，並有意識地集中提煉了三個能夠反映波旁王朝時期那種尖銳復雜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的特殊環境，一方面是有力地揭露和批判當時統治階級對青年的壓抑；另一方面是讓於連在這種社會鬥爭的漩渦中，爲實現自身的社會价值而拼搏。
二
司湯達在《紅與黑》中，塑造的三個具體而有特色的典型環境，是於連性格產生、形成和發展的客觀條件。
維立葉爾城的貴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矛盾，是於連反抗性格產生的第一個特殊環境。
於連出生的維立葉爾城，座落在景色宜人的美麗山野中，城里的幾門“簡便的”基本工業，便“城中大多數居民因此快樂地生活”。如由杜伯河的急流供給動力的“無數間鋸木厰”；喧囂的機器噪音使街道都震動起來的市長先生的規模宏大的製釘廠；還有足以使這個小城全部房屋面貌煥然一新的印花布料製造業。伴隨着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深入發展，資產階級意識和“癘疫一般的財利的氣氛”籠罩着維立葉爾城，“有利可圖”這四個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一般的思想”。波旁王朝爲維護其反動統治，在政治上拉攏和培植爪牙，分化“第三等級”中的反復辟力量，修建教堂，建立教會，派出教士橫行鄉裡，魚肉人民；在經濟上爲支付龐大賠款和承擔外國占領軍的軍費，不得不向大資產階級妥協，並相互勾結，殘酷敲詐廣大平民。從維立葉爾城的政治格局可見一斑，如外省貴族出身，靠鐵釘廠發財，王政復辟後投靠保皇黨，並視維護復辟政權爲天職的德·瑞那市長，他是維城最高的權力代表；如拿破侖時期的暴發戶，後投靠並仗着秘密教會組織修道會的勢力，用一万二千法郎買到貧民寄養所所長職務的哇列諾，他钻營作歹，無惡不作，由小小的所長升到市長、省長，當上了議員，又封爲男爵，從而把自己同復辟政權緊緊地拴在一起；又有由教會派來的間諜，“穿着黑道袍”的政府密探馬士農神父，在那王座與祭坛互相支撐的時代，他僞善奸詐，仗勢欺人，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這三人搆成了維城的“三頭政治”的政治格局，均是復辟王朝的代理人。這伙人有的原來已是貴族，有的是新貴族，爲了搜刮更多的錢財，爭權取勢，爾虞我詐。所有這些，使眞正受壓的中小資產階級和工農羣衆，在冀求自我改善的道路上，除了“門第”障礙外，又增加了一個能換取爵位的“資本”的障礙。這也就搆成了促使主人主於連反抗性格產生的特定的社會和生活的典型環境。
身處這種社會環境中的于連，出身于小資產階級家庭，社會地位低微，從小就有着不滿現實的思想。而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盧梭、伏尔泰等人所宣傳的“權利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培養和加強了于連的平民意識。于連生活在被門第和金錢主宰的時代裡，對現實社會中階級的差異有着“一種天生的敏感”，他非常鄙視和仇恨有錢有勢的貴族、神父和資產者，自發地產生了不甘卑賤的思想和勇於反抗的性格。他不能忍受德·瑞那市長對他人格的侮辱和職業的輕蔑，聽到市長答應給他的待遇後，第一句話就是“我不願意做奴僕”，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同誰一桌吃飯？”；他不僅斷然拒絕貧民寄養所所長哇列諾高薪聘請他當家庭教師，而且還大罵這個暴發戶是“流氓”、“社會的蟊蟲、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他從“禮拜堂的建造和裁判官的審判”得到啓發，放棄了打算穿“紅”軍裝的道路而選擇了披“黑”道袍的道路，決心要做一名“能拿到十萬法郎的薪俸”的神父，以便更好地“回敬那些上流社會的人們”。這些行動，都是于連對上流社會的反抗性格的初步顯露。他在即將離開維城前曾暗自表露：“這般有錢有勢的人們，假如他們手中和我們手中握着同樣的作戰武器，兩方打起仗來，他們還能勝過我們嗎？”這是他深深地憤慨“社會的不合理”而發出的吶喊。這種反抗思想和決心，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環境的影響而進一步加深，決定了于連一生所走的道路。
貝尚松省神學院的黑暗和虛僞，是于連既反抗又妥協的二重性格形成的第二個特殊環境。
所謂聖潔的貝尚松神學院，是波旁王朝複辟時期教會反動勢力的縮影，是封建統治階級欺騙、監視並鎮壓人民的兇殘的工具，是藏污納垢的所在地。學院裡人人夢想金錢，個個崇拜教勢，明爭暗鬥，虛僞排擠正直，欺詐勝過善良。與其說是學院，毋寧說是陰謀家的天堂，野心家進身的階梯。修道會頭子、代理主教福力列則是一個典型的依靠宗教特務組織發財的暴發戶，他出身貧家，“初到貝尚松城的時候，財產僅僅是一個狹小的旅行袋”，並無經營任何工農企業，只靠對頂頭上司投其所好，極盡諂媚奉承之能事，對其它人心狠手辣，幹盡爾密告和暗探的勾當，爬上了宗教特務組織修道會的首腦的寶座，很快就成爲貝尚松數一數二的大地主。他在政治上作威作福，勢力之大足以能左右省內所有縣長職務；在經濟上揮霍無度，敢與本省最大貴族木爾侯爵爲爭一塊地打了整整六年官司，而且力量幾乎超過對手。神學院裡還有一位副院長加斯答列神父，他敢於對抗院長彼拉，並公開其充當間謀和告密者的頭兒，也就是仗特福力列代理主教這個後台。他經常運用特務手段壓制學生的自由思想，他誘導學生的四大“法寶”是“權力”；“位置、報酬”；“錢”；“閹鷄、鷄蛋、奶油、好酒席”。他鼓動學生充當教皇手中的“一根棍子”，爲封建王朝效忠。正因爲教士們有這些特權和寬闊的財路，作教士或投靠教會，就成爲發財致富，飛黃騰建的捷徑。因而，神父就成了許多下層青年夢寐以求的職務。神學院也正是抓住青年們的這些弱點，在學生中推行蒙昧主義，要求學生像木偶似地虔信宗教，苦修苦煉，以求騙取畢業後能得到一個山地教區神父的美缺。而神學院的青年人，爲實現各自的野心，捏造栽贓，誣陷告密，虛僞諂媚，利令智昏，已是慣用的手段。那些“宗教的觀念與僞善、希望發財的觀念，不可分割地連在一起”，“人人害怕丢掉位置，流氓只有依靠教會，虛僞妄誕得到了最輝煌的進展。”這就是貝尚松神學院的眞實寫照，也是作者用以塑造促使于連既反抗又妥協的二重性格形成的特殊環境。
于連一踏進神學院，如同置身於“人間地獄”，陰森恐怖非常。他本能出於平民階級的反抗意識首先表現出來，他把成天滿腦裝崇拜金錢和奉承權勢的三百二十一個同學，全都看作是自己的仇敵而對他們嫌惡疏遠。然而，神學院裡“致處是僞善，到處是欺詐”的現實，使他不得不改變並隱瞞起自己的觀點。他看到了神父們爲爭奪名利財勢而相互進行的無休止的殘酷廝殺；他認識到僞裝成道德君子的教士和表面上清高聖潔的神父，都是流氓、騙子和趨炎附勢之徒；他認爲在狼的社會裡，必须把自己變做狼，然後去和他們相咬。因此，于連決心“拿出勇氣，至少把我的觀感隱藏起來”，以答爾丢夫爲師，選擇了“虛僞”作爲“唯一的武器”。他“不再提拿破侖的名字，並宣佈了要做神父的計劃”。他本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但卻懷着一切希望，一、心要當一名神父，爬上上層社會。如此，他從早到晚“孜孜不倦地研究神學”，他明知《新約全書》和《教皇書》“一樣的沒有價值”，卻口口聲聲稱之爲““我們行動的準繩”，並背得爛熟，“可以從最後一句開始倒背回去，一直一直背到第一句”。由於他虔誠的態度和驚人的才能博得院長神父的賞識，很快被提升爲神學院的講師。但他並不滿足，認爲“在未來的神父中，我將是一個主教”。此時，于連的性格是虛僞與眞實並存，虛僞的一面表現了他對教會的妥協；眞實的一面表現了他對教會的仇恨和反抗，妙用答爾丢夫的辦法對付答爾丢夫們。所以，于連在平日生活的細微舉動中，仍不時泄露出他“叛逆平民”的眞實思想，他強迫自己“每分鐘都在假冒爲善”，把仇恨上流社會的反抗精神“內向發展”，埋藏於心底。可見，在于連的妥協性格中也藴含着強烈的反抗意識。
巴黎木爾侯爵府邸封建貴族的腐朽和反動，是于連典型性格進一步發展的第三個特殊環境。
作品中的木爾侯爵是法國最古老的貴族之一，他既是復辟王朝所寵愛和信賴的世襲““最偉大的貴族”，也是貝尚鬆省“最富有的地主”；他既是保皇黨的領袖，也是復辟派的頭子，是封建貴族中最反動的、最頑固的代表人物。而作品所描寫的木爾侯爵的豪華客廳，既是貴族窮奢極欲的黑巢，又是保皇黨人妄圖撲滅革命烈火的策源地。活躍於侯爵沙龍的大都是流亡貴族和宮廷顯要，以及以侯爵女兒瑪特兒爲中心的一伙碌碌無爲的貴族青年，他們相聚一起，整天不是看戲打牌，逗情打趣，尋歡作樂，就是矯揉造作地重複幾句客套話，炫耀貴族過去的風流史，甚至爲了消愁解悶，以凌辱別人來取樂。他們內心的空虛極度，使客廳成了“呵欠和無聊的產生地”。由木爾侯爵組織的，有內閣首相、紅衣主教和貴族將軍等參加的秘密黑會就在這個客廳裡召開。會上，貴族和教會的要人們策劃着請求英國出錢，俄、奧、普出兵，而在法國則由貴族子弟組成一支保皇黨的軍隊，與教會的武裝組織配合，內外呼應，殺氣騰騰，不可一世，妄圖一舉殲滅革命力量，“把法國君主制度重建起來，把議會削弱到路易十五統治時的情形”。
于連經介紹進入侯爵府邸之初，除了感到自己完全是一個陌生人而非常孤獨外，還因爲他沒有貴族的身份而常常被人投以輕蔑的眼光，使他的平民階級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損傷，他感到那種由於階級的差異所引起的歧視更爲嚴重；，因而激發了他長期埋於心底的強烈的反抗意識。他寧願自己到街上的一個小飯館花四十個蘇，自由自在地吃一頓晚餐，也不願每天屈辱地陪侯爵夫人吃飯；他親眼看到貴族夫人及小姐們貪圖享樂、荒淫無恥的生活以及上層反動份子所幹的危害國家民族的勾當，內心充滿了極大的憤慨。但于連畢竟是接受了維立葉爾城市長府邸的“鍛煉”，經歷了貝尚松神學院的“修行”，更重要的是他要擠身上流社會的目的還未達到，他決心要以更加“虛僞”的手段，用僞君子的假面具來待人處事，“直到我演完我扮演的角色”。所以，隨着他日益受到侯爵的歡心和重用，他的妥協性也與日俱增。當侯爵送給他一枚十字勛章，以表示對他的才幹和努力的奬賞時，他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他感恩戴德不盡，表示“今後要遵照給我勛章的政府的意旨而行動”。果眞，當這個政府企圖進一步復辟君主制時，于連以其非凡的才能參加了保皇黨人的反革命復辟黑會，充當了一般人難以擔任的角色。此時，對于連來說，可謂妥協性發展到了頂點，但與此同時，他的平民反抗意識仍頑強地表現出來。當侯爵要于連與會時，他認識到“是被人拉進去參與一個陰謀了”。他聽到保皇黨份子對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出惡毒的咒罵後後，不禁想到：“這些人會使我中毒，他們怎樣能夠對着一個平我說出這些話來?”正因爲這樣，侯爵府邸的人們對他始終懷着恐懼和戒備的心理，瑪特兒的哥哥在瑪特兒稱贊于連時，就提醒過她，“要當心這個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啊!”“若是再有一次革命，他會把我們都送上斷頭台的”。侯爵對于連的認識就更深刻：“在他們性格的根本處，我發現可怕的地方。”他“本能的不尊重我們。”可見，于連雖生活在貴族階級的環境中，但其一直深藏于心底的反抗情緒並未泯滅，反而更趨成熟地掩飾在內心深處。直到由於那陰謀的懺悔牧師脅迫德·瑞那夫人寫了一封“告密信”，使於連冒着九死一生建立起來的空中樓閣霎時倒塌，飛黃騰達的幻想當下毀滅之時，於連對這個社會的仇恨才暴發到了極點。他懷着對整個上流社會進行報復的思想，不惜褻瀆神明，在禮拜堂做彌撒時行刺了德·瑞那夫人。在法庭上，他寧死不低頭，拒絕上訴，拒絕懺悔，拒絕營救，不祈求“思惠”，作出了與他妥協時相反的抉擇，把蘊藏心底許久的話語，和盤托出，大膽地宣告：“……先生們，我沒有榮耀屬於你們那個階級，你們可以看見我是一個鄉下人，不過對於自己處境的微賤，敢作反抗的舉動罷了。”並以動人心魄的憤激之詞，呼喊“我愛眞理！……但是眞理在那裡？到處都是僞善，至少也是欺詐，甚至最有德性、最偉大的人也不例外。”“整個社會都充滿虛僞”。對復辟王朝統治下的社會和腐朽的封建貴族，提出了強烈的控訴，有力地指出這個虛僞的糟蹋人類感情的社會，才是眞正的罪人。于連身上的小資產階級的反封建、反暴權專制的進步的一面，此時才眞正地、毫無掩飾地表現出來，這是于連反抗的一生最爲閃光的時刻。于連的典型性格也隨之在他生活的典型環境中塑造完成。
三
司湯達在《紅與黑》中所描繪的“唯利是圖”的維立葉爾城、森嚴恐怖的貝尚松神學院和陰謀反動的木爾侯爵客廳，是眞實地再現了七月革命前夕法國社會各種階級關係和社會矛盾所構成的三個具體環境，同時也是支配人物行到和形成人物性格的總的社會環境，因而具有高度的典型化，這就爲塑造于連這人物形象提供了眞實的、可信的活動場所。作者將于連放在這種環境中，通過于連與德·瑞那市長、哇列諾神父、福力列主教和木爾侯爵等人物發生的錯綜複雜的關係，逐步地影響着于連的思想，制約着他的行動，雕塑着他的性格，並且伴隨着他生活的環境中的各種矛盾的深化，他特定的既反抗又妥協的二重性格也逐步得到發展。這就使人物的思想、行爲及性格的形成與發展從典型環型環境中找到合理的依據，揭示了環境對人物的作用。最後，塑造了一位性格複雜的小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的典型形象。
本文參考書籍：
（一）《紅與黑》，羅玉君譯。
（二）《文學理論基礎》，上海文藝出版社八五年版。
（三）《古典文學理論譯叢》第四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四）《廣州師範學報》第四期。
（五）《衡陽師專學報》第一期。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