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
鄧景濱
“世居澳門”的鄭觀應，被當代學者譽爲“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啓蒙思想家”。同時，他也是一位腳踏實地、提倡“富強救國”的實業家、廣施博濟的慈善家、憂國憂民的愛國者。
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又號居易、杞憂生、慕雍山人，别號待鶴山人，或號羅浮待鶴山人。一八四二年生於香山雍陌，一九二一年卒於上海，享年八十歲。主要著作有《救時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等。
本世紀八十年代之前，人們對鄭觀應的研究尚停留在上述的政治、思想、經濟諸方面。八十年代之後，研究的觸角開始深入到鄭觀應的散文領域，並對他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給予極高的評價。
然而，直至今天爲止，人們似乎仍然忽視了對鄭觀應另一個重要文學領域——詩歌創作——的研究。目前，除個别的散篇文章偶爾提到鄭觀應某些零星的詩歌作品外，並未有任何一篇稍爲全面地或較爲系統地論及他的詩作的論文，更遑論在近代詩壇上給予他應有的地位。
近年來，筆者將已搜集到的鄭觀應詩歌作品做了分類卡片，共得六百七十八首（佚詩未計在內）。筆者將另文對鄭詩進行分析，本文先談談鄭觀應的詩歌創作觀。
鄭觀應無心作詩人，更無心作詩論，故沒有留下甚麼詩歌專論。但我們可以透過他的詩集中的兩篇《自序》，（一是戊戌本《自序》，一是己酉本《自序》），詩作中有關的小序和詩句去追尋、探討他的詩歌創作觀。
一
在詩歌與社會關系方面，鄭觀應主張“直記時事”，“寓意規諫”。他在《羅浮待鶴山人詩草》己酉本的《自序》中寫道：
余本不能文，何敢言詩。惟於國家之事傷心慘目，有聞自外人論我國利弊關系大局，往往夢寐不安，爲之行愁坐歡，雖已上書當道（按：即指向朝廷獻《盛世危言》），而人微言輕，置若罔聞，未由展布。故自忘鄙俚，復隨手寫錄，幾不成爲韻語，或五言、或七言，寓意規諫，大聲疾呼，以期上下一心，重見唐虞盛世。所謂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直記時事，不避嫌怨……
首先，鄭觀應在這段序言中，鮮明地強調了詩歌必須反映社會現實。他坦誠地表示：他寫詩並非吟風弄月，更非無病呻吟，而是爲了“關係大局”的“我國利弊”，爲了“傷心慘目”的“國家之事”，正是這些關係到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大事令到他“夢寐不安”、“行愁坐歡”。基於這種深沉熾熱的憂國之情，使他以“韻語”的形式，“隨手寫錄”，“或五言、或七言”，或記事、或傷時或感慨、或議論，甚至“不避嫌怨”，秉筆直書。
這種詩歌主張，直接指導了鄭觀應的詩歌創作實踐。鄭觀應誕生於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前夕。中國近代史八十年間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諸如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維新變法、反美華工禁約、義和團起義、八國聯軍入侵以及辛亥革命後的軍閥混戰、反袁運動、鐵路風潮等等，均反映在他的詩作之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鄭觀應的詩歌，是一部“近代中國風雲錄”！
其次，鄭觀應在他的自序中，還強調要充分發揮詩歌的社會作用。鄭觀應和同時代的進步詩人一樣，都希望能將詩歌作爲喚醒國人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武器。本來，鄭觀應已向朝廷獻上了《盛世危言》，但初時未獲回應，故感到有些失望；但又不忍國事日衰，於是，不揣鄙俚，憤而爲詩，希望以另一種形式向國民吹響救國的號角。這在他的《自序》中已明白地披露了此種心情。在這個意義上，鄭觀應的詩歌可以說是他的韻文版本的《盛世危言》。它與散文版本的《盛世危言》一樣，其目的都是希望以“危言”救世！
詩歌要反映社會現實，且要爲社會服務，鄭觀應的這種詩歌主張，與漢代王充的“爲世用”，與唐代白居易“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與清初黃宗義、顧炎武等人的“文須有益於天下”以及近代文學始祖龔自珍的“經世致用”等文學主張是一脈相承的。這對於當時風行一時的宋詩派所提出的以學問、考據爲詩，“詩”與“學”結合的主張，無疑是一種振聾發瞆的異響!
二
在詩歌與感情關係方面，鄭觀應主張“吟詠性情”、“暢敘襟期”。他在《羅浮待鶴山人詩草》己酉本的《自序》中指出：“詩者，吟詠性情也。”又在戊戌本的《自序》中表示：“心有所感，信筆賦之。……若逢佳士，暢敘襟期。頻煩驛使，傳達遐思。一腔熱血，三寸毛錐，聊抒聞見……。”
鄭觀應是性情中人。他的詩歌洋溢着強烈的感情：既有憂國憂世的愛國之情，也有慈善爲懷的恤民之情，還有語重心長的骨肉親情。
鄭觀應的憂國憂民之情，是貫串他的詩作的大動脈。在詩中，他面對內憂外患，感時傷世，疾呼改革，自強救國，果眞是“一腔熱血，一寸毛錐”!
他在組詩（共四十三首）《庚申、己未兩歲秋感》的詩序中寫道：“庚申、己未兩歲秋感，不足雲詩。其中論時事者，願同胞悉吾國積弱之原，知恥愛國，合謀公益，而亟求自強……”其赤子之情，在詩中俯拾可見：
“莽莽乾坤劫運開，悲歌斫地有餘哀。”（《時事感懷》）“勢如一線懸危卵”（同上），“幕燕何知大廈危”（《庚申、己未兩歲秋感》）“狂瀾慾倒待誰挽”（《題吳劍華準今論》）“鷹瞵虎視環鄰邦”，“割地償費勢日蹙”（《答英國廣學會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貝思福論中外時事》）“危急存亡秋，變法宜決斷”。、“吾儕抱杞憂，聞雞以待旦。”（《時事孔亟殊抱杞憂妄陳管見以備採擇》）“外侮既頻仍，內戰入潛伏。救時宜發憤，變法尤宜速。”（《書憤》）“此時滄海正橫流，蠶食何堪競效尤。莫再因循須舊憤，維新國事共綢繆。”（《上孫變臣師相、鄧小赤師帥論時事》）“會看四億黃人種，舊起邊庭樹偉勛。”（《時事感懷》）“願掃浮雲日再明，五洲同享承平福。”（《答英國廣學會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貝思福論中外時事》）。
鄭觀應的憂國憂民之情，不僅洋溢在他的大部分詩篇之中，而且集中凝聚在他的一個筆名上——“杞憂生”。這個筆名最早見於《易言》的自序，時爲光緒元年，即公元一八七五年。當時鄭觀應三十四歲。其意取自“杞人有淚憂天墜”，此“天”是指當時危機四伏的國家民族。他在詩句中多次闡明“杞憂”之意：“吾儕抱杞憂，聞雞以待旦”，“吾儕獨抱杞人憂”，“仰天獨抱杞人憂”，“撫時徒抱杞人憂，托迹天南願未酬”，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鄭觀應的愛國憂民之情。時人王韜對鄭觀應《易言》一書的高度評價，其實完全可以移作詩評“杞憂生盱衡時事、思挽時局、幽愁積憤之所爲作也”“蓋救時之藥石也”！吳廣霈也說“公之詩出以血性忠義”。胡昌俞亦雲“陶齋詩卷帙不及太白之半，而情殷匡濟”—
鄭觀應在詩中除了直抒愛國愛民之情，也有不少篇什流露出對妻妾或子侄之親情。如悼念趙氏的《悼亡》五首，以及《訓子》八首、《余涉歷世事備受艱虞聊賦長歌以誡兒輩》、《箴言寄紀常侄》、《訓子侄之肄業日本者》等，都流露出鄭觀應對親人的摯愛眞情。
三
在詩歌與形式關係方面，鄭觀應主張“不拘格調”、“不取法古人”。在《羅浮待鶴山人詩草》己酉本《自序》篇末，鄭觀應寫道：“……不拘格調，既不取法古人，又無入神之句，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救國苦心婦孺皆知，一覽即印入腦際，或於數十年後無人不憶及當時事勢……”
鄭觀應認爲，詩歌須“直記時事”、“吟詠性情”，而不必拘謹於古人古法，故在他的詩歌創作中，多是“心有所感，信筆賦之”，形式多樣，不拘一格。
綜覽鄭觀應的詩作，既有五言、七言，也有雜言及騷體句式，既有絕句、律詩、排律，也有古風、民歌體；既有押平聲韻，也有押仄聲韻或平仄通押；既有一韻到底，也有轉韻；既有用嚴韻，也有用寬韻；既有次韻，也有疊韻；既有四句的短詩，又有二百一十四句的長篇古風，還有多達四十二首的組詩……
鄭觀應十分重視民間文學，並從民間文學中汲取了養料，使他的不少詩歌洋溢着民間風味和鄉土氣息。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鄭觀應三十六歲，在上海創辦了籌賑公所，搜集了大量的慈善民歌廣爲印發，以啓善心。這些民歌包括《勸募晉省十五省歌》，《鐵淚圖歌》、《廣譬如歌》等。這些民歌對鄭觀應日後的詩歌創作有着良好的影響，例如：內容密切反映現實，形式通俗淺白易懂等。
四
在詩歌與語言關係方面，鄭觀應主張“力掃靡詞”，“文字尤貴顯淺”。他在戊戌本《自序》中直言：“不計工拙，力掃靡詞。”又在己酉本《自序》中寫道：“文字尤貴顯淺，是直可爲拙詩藏拙也。尚冀吟壇諸君，勿謂入口無味以其覆瓿，則余之幸也夫！”
鄭觀應雖謙稱自己的詩作“隨手寫錄”、“鄙俚”而“入口無味”；其實，這正是其詩語不假雕琢、自然質樸的優點。洋務派核心人物之一的盛宣懷曾序其詩集說：“陶齋詩不立崖岸，不尚修飾，隨事隸詞，稱情而言。”時人胡昌俞讚譽鄭詩“溫醇樸實，如其爲人，句一篇，率空依傍”。鄭沅也說“其詩無所矯飾”，“不爲艱苦刻縷之態，使讀之者怡然不能自己。”
鄭觀應強調詩歌語言要“力掃靡詞”，“尤貴顯淺”，其目的在於讓他的救國苦心和救國主張“婦孺皆知”，以便喚醒國人，奮起救世。此正如羅應旒所說：“救世詩宜淺，相期雅俗知。”時人吳廣霈在鄭詩序中認爲“公之詩出以血性忠義”，“故不可改削轉沒其眞，亦不可文飾反失其樸也”。此語正說明鄭詩極具愛國愛民之眞性情，故不可改削；而用語則樸實純眞，故不可文飾。
試以鄭觀應詩作爲例，其用語通俗顯淺、樸實自然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一是化用俗語俗諺入詩。例如：“有志事竟成，苦心天不負。”（《自警》）“國以民爲本，民以財爲天。”（《答黃幼農、黃花農、蔡毅若、岑馥莊觀察論時事》）“欲無後累須爲善，各有前四勿羨人。煩惱皆由多妄想，不能容忍不安貧。”（《訓子》）“富由勤儉積，花酒勿流連。”（《訓子侄之肄業日本者》）
一是化用前人成句入詩。例如，在《敬次彭雪琴宮保師海南軍次秋興一十四章原韻》中將杜甫名句“惡竹應須斬萬竿”點化爲“惡竹還須斬萬竿”，在《治亂歌》中將曹松的“一將功成萬骨枯”點化爲“一將功成萬家怨”，在《題梁佩瓊女士飛素閣詩集》中將王昌齡的“一片冰心在玉壺”點化爲“想見冰心映玉壺”，在《羊城感事贈李直繩觀察》中將李商隱的“雛鳳清於老鳳聲”點化爲“雛鳳賢於老鳳聲”，在《保主權》中將陸遊的“豈有堂堂中國空無人”點化爲“堂堂中國豈無人”……
三是擅以民謠歌體入詩。鄭觀應曾在賑災期間收集和印行大量的勸募民歌，對歌謠體通俗易懂、深入人心有深刻的印象，故在其詩歌中有不少類似民歌、竹枝詞之類的作品。例如反映巴山風物的《巴峽》：“巴山如削勢嵯峨，峽口灘頭怪石多。水起盤渦成駭浪，舟人搖櫓唱哈呵。”頗有民歌風味。又如《和吳瀚濤大令蜀江雜吟原韻》則似竹枝詞，充滿鄉土氣息：“兩岸高低畫石田，茶亭酒市傍江邊。老夫穉子灘頭坐，待喚牽舟得幾錢。”
四是摭採新詞新語入詩。近代詩壇的革新派，多有摭採新名詞入詩者，鄭觀應亦不例外。除了一般的政治名詞外，在鄭詩中更有其他詩歌不易見到的大批經濟新名詞，眞可謂琳琅滿目，蔚爲大觀，足見鄭觀應見識之博，吸納之廣。例如，《莫若篇》“至於煉鋼鐵，制造槍炮船”，的“煉鋼廠”、“槍炮船”《和沈小園太守六旬述懷原韻》“電傳機括音尤捷”中的“電傳機”，《感賦七律八章藉紀身世》“漫侈飛機潛水艇”中的“飛機”、“潛水艇”，《輕氣球》中的“輕（氫）氣球”，《雜感》“地球無吸力，安能轉日月”中的“地球”、“吸力”，《勸農歌》“復設賽珍會，獎勵較妍醜”中的“賽珍會”近似現在的“展覽會”，《恭挽醇賢親王》“獻以德律風，電線從此作”中的“德律風”（即“電話”）和“電線”，《商務嘆》“輪船電報開平礦”中的“輪船”、“電報”，《廣州商務總會告成擬設工藝院紀事》中的“商會”、“工藝院”……此外，還有政治新名詞的“變法”、“維新”、“立憲”、“憲法”、“議院”、“下議院”、“民主”、“共和”等等，在鄭詩中屢見不鮮。
盛宣懷在己酉本《羅浮待鶴山人詩草》的序中，將鄭觀應與黃遵憲、潘飛聲並稱爲“詩界中新巨子”，讚譽甚高：“粵嶠多畸人逸士，其以詩自鳴者，自屈、梁、陳三家而後，風雅遞嬗，代不乏人。海通以來，迄乎近世，其能負專對之才·有干世之畧，而仍不廢嘯詠，名章俊篇，炤耀壇坫，號爲詩界中新巨子者，吾於嘉應得黃公度廉使、番禺得潘蘭史徵君、番山得鄭陶齋兵備。”
此三巨子中，以黃遵憲詩名最盛。他曾高瞻遠矚地提出“我手寫我口”的詩歌主張；但他的詩歌創作仍有不少追求用典、用語生僻的作品，並未能完全實踐這一主張。眞正能夠實踐這一詩歌主張的，卻是“力掃靡詞”、“文字尤貴顯淺”的鄭觀應！在近代詩歌口語化和白話化的道路上，鄭觀應確乎又比黃遵憲邁進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