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散文選序
雲惟利
曹聚仁眞是個多产的作家。他一生所作文字，據他晚年回憶說，有四千多萬字。就是他二十多歲時所作而見於報上的，也在一百萬字以上。這數量，眞足以驚人。近數十年來的作家中，恐怕無出其右。
曹聚仁的文章也并非只以多取勝。他的文字也甚佳。確是一大作手。他的文章，已編印成書的，有數十本之多。其中，較為人知的如：
《國學概論》（記章太炎講演）
《文思》
《文壇五十年》（正續編）
《酒店》
《秦淮感舊錄》（兩集）
《採訪外記》
《採訪二記》
《採訪三記》
《北行小語》
《北行二語》
《北行三語》
《山水、思想、人物》
《人事新語》
《萬里行記》
《蔣百里評傳》
《魯迅年譜》
《魯迅評傳》
《現代中國通鑒》（甲編）
《現代中國報告文學選》（甲乙集）
《浮過了生命海》
《國學十二講》（《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
《我與我的世界》
這些一作品，大抵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歷史書，如文學史、學術思想史、年譜、評傳、通鑒之類；第二類是時事書，如採訪報道之類；第三類是文學書，如小說、遊記、回憶錄之類。這本選集，前兩類作品都不取，只選取第三類，而側重在小品文字。多選其敘往事、說故人、記遊蹤的文章。
曹聚仁的小品文字，為數也很不少。其中有三本書至為重要。第一本是《文思》，成書於一九三七年，是他四十歲以前所作。內容多是讀書雜記和隨想錄。雖是早年的作品，卻已可見他的學識廣泛，思想敏銳。第二本是《萬里行記》，成書於一九六六年，是他六十歲以後所作。從中正可見他讀了萬卷書，也行了萬里路，文筆老練。書中收錄近百篇文章，無一不佳。第三本是《我與我的世界》，成書於一九七二年，在他去世後幾個月。原書擬分三卷，約一百萬字。但只寫了第一卷，眞是太可惜了。這是一本極佳的自傳。
這本選集中的文字，主要便取自這三本書，再加上一些别的作品，共分三卷，正好代表三個時期。可以看出各個時期的特色，也可以看出他一以貫之的風格。
二
曹聚仁，浙東金華人，一九○○年生於農家。父親在光緒年間考中秀才，長於經學，受了維新思想的影響，便在鄉間辦了一間小學，取名育才，旨在普及教育，宣傳新觀念，正是儅時維新志士的事業。曹聚仁幼受庭訓，就在父親辦的小學堂裏念書。他資質聰明，是個早慧的孩子。他晚年迴憶說（《我與我的世界》第三章《我的童年》）：
“早慧”當然不一定是件好事。但先父心目中，卻引以為樂事，他居然養了一個四歲便能念完大學中庸的兒子。說實話，直到今日，我未必能夠把中庸說得周全；四歲時，卻眞的能讀能背能講，在我的戚友面前，變成“神童”了。（神童，命定地會成為悲喜劇中的主角的。）五歲那年，我已讀完了論語孟子，六歲就會動筆了。論語對我，並無多大影響，孟子卻是我的啓蒙師。（我一直沒念過千字文、百家姓和三字經。）所謂動筆，並不是拼句填字之類，而是寫成短篇四五百字的完整文章。到了七歲那年，就讀完詩經，除了那篇古怪字最多的“小戒”（秦風）以外，全書都背得默得，所謂“整本倒”。（即是從頭至尾全部背完來之意。）
因為父親是個秀才，又長於經學，所以，自小教他讀經書是很自然的事。又因為父親有維新思想，所以，教他讀的也不限於經書。他回憶說（《我與我的世界》第四十一章《國學與國學概論》）：
我幼年時，雖說讀過四書五經，先父卻是新學的前驅戰士，一開頭就叫我們念國民教科書。他要我們留意的，乃是朱子小學和近思錄；念了四書以後，只叫我念詩書二經，易、禮、春秋（三傳）都不曾好好地念過。我回想起來，孟子和詩經，我念得最熟；假使古代經典，對我有甚麼好處，也只說到這兩種書了＊先父是不讓我們看諸子百家之書，（家中也沒有甚麼子書。）所以，我到杭州以前，還不曾看過老莊之書。
這幼年的家學，對他的一生影響很大。不僅教他學會了古文，也啓發了他的思想。
曹聚仁幼年時候，還有一件事，對他的影響也很不小。他十歲的時候，父親的一位好友到他們家來避仇。這個人是個少林拳名家，於拳術之外，也擅長治跌打刀傷，還會說《水滸傳》。曹聚仁就跟他學這三樣本領，學了一整年。光是說《水滸傳》就每天兩小時。這件事的影響，一直潛在心中。他三十歲以後，看了一些柳敬亭（明末泰州人）的故事，一心想做現代的柳敬亭，以說書為業。一九四四年冬天，他在贛縣的時候，還想登台說書，講他自己的時事小說《燈》。都安排停當了，卻因日軍南下贛江而告吹了。這說書的本領，影響了他一生所做的文字。他無論做何種文章，說起話來，都滔滔不絕，頭頭是道。其根源便在於此。
因為早慧，自幼便擅於做文章。兄嫂在校內的作文，都由他代筆。而且，十歲的時候，因為替父親抄寫訴狀，也慢慢學會替人寫狀子了。這些事，在當時是頗為得意的。但是，他後來想起，似有悔意（同上）：
這一來，文章誤我，好似天下事，只要會寫文章就行了。我一生只想做科學家，終於爬格子過日子，也就是這麼種下了根的。……
“早慧”和會做文章，對於我的一生是極重的打擊。我的智慧，並不曾平衡發展，尤其在美術方面的知識，幾乎近於低能。音樂勉強過得去，手工與圖畫簡直不及格。因此，有人在弘一法師（李叔同）年譜，把我也列在他的入室弟子之列，實在慚懷得很。其實，我的知識，還是數學方面最高，自然科學的知識，平常得很。我所有那一點草木蟲魚方面的知識，還是在農村里成長，身經稼穡工作，耳親目歷得來的。
他十歲那年還曾因牙痛得厲害，而立志當牙醫，替天下人醫牙痛。但他終於一生以文章為業。
宣統元年（一九○九年）夏天，曹聚仁的父親請了一位金華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朱芷春到育才小學來教文史。這是曹聚仁一生的一個關鍵。這位老師教他讀王船山的《讀通鑒論》。他後來在學校中教文史課，正襲用了王船山的史觀。他一直都以自己為王船山的門徒。
辛亥革命那一年（一九一一年），曹聚仁小學畢業。考秀才當然是無望的了。但是，因為年紀小，父親要他留在育才學園多讀一年書，並代替父親教初小國文。過了一年，一九一三年春天，離家到金華城去進中學。他在金華只讀了一年半的書，因為英文不好，又犯了宿舍規章，於一九一四年夏天，學校以“志趣卑下，行為惡劣”而除名了。這事固然叫他父親十分傷心，因為父親的希望都在這小兒子的身上，即對於曹聚仁的心理，也造成不滅的損害。他後來一直耿耿於懷。
一九一五年暮春，曹聚仁奉父命到杭州去參加清華大學幼年班入學試，結果落第了。這一年夏天，再到杭州去投考省立第一師範，結果給考上了。到了秋秋天，正式入學。一共在這裏讀了五年書。這事在曹聚仁的一生中，關係重大。他後來所走的路子，便是在這幾年中定了的。
杭州一師的學生，全免學宿費，膳費也只需交一半，全年十八塊錢。再加上路費和日常零用，父親每年得賣掉三十擔穀才能應付過去。這三十擔穀可是十畝地的收成了。眞是沉重的負擔。曹聚仁於是替蘭溪的《蘭江日報》和杭州的《之江日報》寫新聞通訊，賺取稿費作零用。這就開始了他一生的記者生涯。當時，他還只有十五歲。
曹聚仁在杭州一師求學期間，有兩件事跟後來的命運關係至大。一件是，他深受一師的老師單不庵的影響，決定了他的治學路向；另一件是，在他畢業之前發生了“五四運動”，他因參加了學生運動而走入新聞圈子。
曹聚仁在一師的老師中，有好些都是當時文化界的翹楚，而一師更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基地。他晚年回憶說（《我與我的世界》第二十三章《明遠樓前》）：
我進“一師”時，已經在兩級師範改制之後兩年，那時，魯迅先生已隨着南京教育部的北遷，到北京去了。因此，我不曾做過他的學生。不過，留在明遠樓前的教師，如單不庵、劉毓盤（子庚）、朱自清、俞平伯諸師，後來都在北京大學任教。如陳望道、夏巧尊、劉大白、姜丹書諸師，後來也都在上海各大學做教師。姜伯韓師，後來任暨南大學校長。他們都和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有着密切關係。而我們的同學，多少和後來的社會革命運動有若干限度的聯係。我今日在回憶明遠樓前舊事，也正是替中國現代社會文化的流變作了注解。時人談五四運動的演進，北京大學而外，必以長沙一師與杭州一師並提，這都是新時代的文化種子。
一師既有這麼多開明的老師，曹聚仁自然難免受他們的影響。至於在治學方面，他之所以跟單不庵有至密切的關係，則是因為學問志趣相近的緣故：
單不庵師乃是一代通儒，和蔣百裏、張宗祥二先生同為嘉興三傑。我從朱芷春師那兒得來的，有關王船山讀通鑒論的史學知識，才生了根。單師教我研治桐城派古文，熟讀歸有光的小品文字，也正是我一生運用文字技術上的基礎。先父教我以敘事說理的常軌，單師則從文藝風韻上加工；因此單師叫我轉入治史路子，史記和世說新語，乃是我所諷誦的枕邊書。先父的理學，拘於近思录的小圈子。單師卻引我轉向清代樸學家的廣大園地中來。我一進本科，有學校圖書館可以子取子求，便着手考證學工作，成為戴東原焦循章實齋的追尋者，這就注定我的一生命運了。
曹聚仁幼年時便已打下了古文的根基。這時更從單不庵治桐城派古文，又熟讀歸有光的小品文，文字技術當然更好了。他後來所做的小品文字特佳，根基便在於此。他的文學興趣正是在於小品文上面。他從古文轉而治史，也是很自然的事。而多讀《史記》和《世說新語》一類書，跟他所做的小品文字，也當然大有關係。他做小品文字時，又多及史事，這又跟他治史的興趣有關了。至於他由早年的理學轉入樸學，他的考證工作也還是跟治史有關的。
一九一九年春天，五四運動像一股狂潮席捲全國學界。杭州一師的學生也組織自己的自治會。曹聚仁成為學生領袖。還以一師學生代表身份參加了杭州學生會。這場大運動對曹聚仁的影響極大。他回憶道（《我與我的世界》第三十七章《留經運動》）：
不過，五四運動帶來的這場運動，對我的一生有着極大的影響。我這個從山溝裏出來的土老兒，進本科第一年，由於全校舉行國文會考，居然考到了第一名，才為同學們所看重。（第二年，我又獲得了國文朗讀第二名。）接着，替學生自治會寫駁斥省議會的宣言，又引起了師友們刮目相看；到了留經運動末期，那篇報導“浙江第一聲”的專欄，更讓圈子裏的朋友，相信我是進得了新聞圈子的，這就注定了終身命運了。
因為五四運動，使他有機會參加社會革命，更因此而顯出他的記者長才，而當新聞記者卻一直都是他的願望。不過，他當時畢竟還是學生，並未立即以新聞為業。
因為當了學生領袖，便難於專心向學了。學生自治會不止管學生的事，也管學校的事。學生的生活紀律，日常膳食，都歸自治會管；還派代表出席校務會議，可以過問學校政策，也可以決定教師去留。於是乎，老師便得特别照顧學生領袖了：
那時，我們既然奔走校務，又得參加校外的社會活動。功課方面，當然不及兼顧了。我的愛好，本來
不僅在文史方面；畢業以後，原想進上海交通大學，其次，還想進醫學院。這麼一來，只能放棄理科醫科的志願，專在文史的路上走。可是，“一師”教師在“另眼相看”的原則下，每科成績，無不在九十分之上；他們越是照顧得好，我的學業越不行了。我呢，並不自我陶醉，認為自己眞是頭等天才，無師可以樣樣自通。我的英文，便一生不能通順了。等到我最後一年，到附屬小學去實習，才知道我自己除了文史以外，甚麼都不行，不獨美術工藝方面如此的。我一走出了“一師”，便對社會活動十分厭倦了。正如魯迅一樣：“已經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時代的感傷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程裏飽嘗了憂患之後的嘆息，發出來非常之微，同時發出來的地方非常之深。”我一出了校門，眞的未老先衰了！
老師的特别照顧，不止沒使他功課進步，反而越來越不像樣了。這樣一來，理科醫科當然是進不了的了。這就只好往文史的路上走去。這場學生運動不僅使他長大，更使他未老先衰了。社會運動與學校課業畢竟是難於相容的。
一九二一年夏天，師範畢業後，曹聚仁到南京去投考東南高等師範。因為課業荒疏，英文和數學兩科不及格而落第了。這便是在杭州一師時花太多時間參加學生運動的後果。於是，由南京溯江而上，到武漢去投考武昌高等師範，又因害了一場虐疾，無法應完試而失敗了。於是，只好買棹東歸，回上海去。起初，得杭州一師時的學生領袖範堯生的幫助，在一家女校教課，勉強維生。九月間，靠邵力子推介，到浦東川沙縣立小學去教書。就在這年秋天，他在邵力子主編的《覺悟》（上海《民國日報》附刊）上刊載記敘長文《失望的旅行》，約四萬字，連載了一個多月。文中所記，就是他到南京武漢去投考的事。這在他的筆墨生涯中，是一件頗為重要的事。
曹聚仁在川沙只教了半年的書，第二年春天，再回上海。在川沙的時候，他已是《覺悟》的長期寫稿人，因而有意轉向新聞界。
回到上海後，又得邵力子推介，到一位陜西監商吳懷琛家去當家庭教師，教三個小孩子讀書，一共教了三年。這三年，在曹聚仁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
因為教課輕鬆，居住的地方又舒適，正好可以讀書寫作。他回憶道（《我與我的世界》第四十章《在上海生根》）：
那三年的家庭教師生活，對我一生的影響非常之深切。教課既不繁重，儘有讓我從容讀書寫稿的機會。……偌大的花園，變成了我和花匠兩人的世界。我早晨起來就讀書，大抵是子史一類的書；單師教給我的一點考證學知識，那時期就好好兒整理了一番，我開始把章太炎師的國故論衡、檢論讀了一遍，這才每逢星期六，到南市職業教育社會紀錄章師的國學講稿，那便是國學概論的來源。晚上，看的大半是世界文學名著的譯本，這才和托爾斯泰、柴霍甫、莫泊桑、左拉、王爾德、莫洛亞、霍桑打了交道；一點文學常識，就在那一時期充實起來。我也研究哲學和社會科學，和報刊上的知識貫通起來。那三年的教師生活，就等於進了自修大學，把幾種專科都研究過了。除了自然科學和物理化學，主要研究，集中到文史上去，也有做史學家的抱負。那時，梁啓超正從政海回到學海中來，我幾乎讀了他的每一種著作。
章太炎師的國學講演，原是江蘇省教育會邀約在職業教育社按周舉行，會方請了幾位老夫子在講壇邊記錄，申報所載講題實在不高明。邵先生稱許我的記錄稿，在覺悟連載，連章師也十分驚異，想不到我這個執筆的，乃是年方二十的小夥子。因為錢玄同先生的嫂嫂是單師的姐姐，章師就叫錢先生轉告單師，要
我去拜門，我便成為章門最年輕的弟子了。實在，我的國學知識，還是從單師所培養起來的。
我一進了上海，想不到一腳踢到的是文壇，又一腳踏到的是“報壇”；從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那三十年中，我一直在教書，一直在研究歷史；可是，終於成為寫稿子的文人，還進入戰地，成為隨軍記者，好似文曲星替我敲定了命運，非和文士們往來不可。我在吳家教書，才有係統地讀幾種古典小說：老殘遊記、三國、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聊齋。儒林外史，這一部解剖知識分子靈魂的圖畫，幾乎和我形影相隨，先後讀了一百多遍；在我眼前，出現了權勿用、匡超人、嚴監生、嚴貢生、遲公孫、牛布衣、季葦蕭、杜少卿的影子，因此，我一直以史人自期，從來不想做甚麼文人。我自安於“土老兒”，而且贊許吳敬梓所創造的，一直不脫離生產的四個理想人物：季遐年、蓋寬、荊元、王太；尤其是荊元。
讀自己喜歡讀的書，這是那三年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在那以前，曹聚仁所讀的多是古書，而這三年間，卻讀了許多翻譯的西洋文學、哲學、社會學各方面的書籍。這就大大的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更自由了。所以，雖然考不進高等師範學校，卻靠這三年的自修，也好像上過大學一樣了。由於讀了許多西學書籍，跟舊學合起來，便可以發揮其用了。他一邊讀書，一邊寫作。文章都登在《覺悟》上。他雖不想做文人，而他的文名卻因此而起。他回憶說（《我與我的世界》第四十一章《國學與國學概論》）：
我開始用現代的燭光來照明中國的古籍，我讀了無數種前人的筆記，也就是前人的雜學；正因為他們的議論，互有出入，大開了我的眼界。邵力子先生把覺悟園地給我一個發表的機會，雖說沒有稿費，在當時，正滿足了我的發表慾。一年之中，寫了幾十萬字，居然成為“作家”了。（有人以為我在上海寫稿，得魯迅先生之助，那是說錯了的，我寫稿之時，和魯迅不相先後；邵先生才是提攜我的人。）可是，出乎我的意外，忽然來了這麼一頂紙糊帽子，乃變成了國學家，連陳仲甫先生的筆下也這麼稱呼我呢！其實，仲甫先生精於語言文字之學，才是眞不二價的國學家。
因為文章而登上文壇，也因此而進入報界。這便是他所說的“我一進了上海，想不到一腳踢到的是文壇，又一腳踏到的是報壇”一語的來由。
至於他之成為國學家，也是其來有自的。他幼年跟父親學理學，上了師範學校又跟單不庵學考證之學，於國學本有很好的根柢。所以，由他來記錄章太炎的國學演講，自能勝任愉快。也因此而成為章太炎的學生，又是佳話。然而，他自己卻一心一意想成個史家。這當然跟他早年讀史的志趣有關。
讀西學書籍，使曹聚仁得以新方法來整理舊學問，受用不盡。這正是他後來治學的一個路向。除了西學書籍之外，他還讀了許多舊小說，得益匪淺。其中，單是《儒林外史》一書，他就先後讀了一百多遍，也可見他的愛好了。他後來所做文字，暢達自然，主要便是得力於舊小說的緣故。
因得邵力子的提挈而進入新聞界，也因此而結識了《民國日報》的一些師友。其中，對曹聚仁影響最大的一位是吳稚暉。他回憶說（《我與我的世界》第四十章《在上海生根》）：
那一段時期，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是在上海結識了吳稚老。一則二十年代，我們奉新青年為經典，新青年提倡“科學”和“民主政治”；稚老便是一生為科學化而奔走的人。他在巴黎裏昂的行動，我們並無所知，但他是發動勤工儉學的人。他眞是那麼刻苦耐勞，在城市不坐人力車，上火車坐四等車，有如吳敬梓筆下的荊元。那一時期，他是我們的偶像，我咀嚼了他的每一篇文章。他在民國日報編刊“杭育”，（“杭育”，乃是碼頭工人呼嚷的聲音，提倡現代科學的周刊。）我幾乎一句一語都細看下去。有一天，稚老約我在上海西門黃家闕一家茶樓，從上午十點鐘談到下午三點多才下樓；他這個土老兒，滔滔不絕說下去，眞是妙趣橫生，一個現代東方朔；我相信明末清初的柳敬亭，就是這麼一個樣兒。柳敬亭也是我所敬仰的人物。
他又說（《我與我的世界第五十一章《上海甲記》）：
吳稚老筆下，那股磅礴淋漓浩蕩雄偉的風格，對我是一種啓示，讀了吳老文章之後，才從桐城文派中翻出筋斗來的。
他淡然的處世態度與恣肆的文筆，都或多或少受了吳稚暉的影響。吳稚暉是曹聚仁一生中，治學、處世、做文，所受影響最大的第三人。另外兩個人是他的父親和老師單不庵。
從一九二三年秋天開始，曹聚仁便在上海的一些大專院校教課。起初是在上海藝術專科學院，隨後轉到上海藝術大學和路礦學院，都是教國文課。一九二五年秋天，他移到上海近郊的眞如鎮擔任國立暨南學校的國文教師。十月間轉到大學部商學院教國文課。
一九二六年冬天，國民革命軍北伐。第二年春天到達上海。曹聚仁在秋天的時候回杭州去，在孤山文瀾閣工作。文瀾閣是一間省立圖書館，位於西湖景色最勝處。但是，因為工作不愜意，只呆了半年，便在一九二八年春天，仍舊回暨南大學教書去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軍進襲瀋陽。這事變激起了全國抗日運動。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突襲上海閘北，淞滬戰事因此而起。為避戰禍，曹聚仁移家上海，而他在暨南大學附近的寓所，則成為十九路軍的司令部。這也算是歷史的因緣了。
移家回上海後，曹聚仁仍然擔任暨南大學的教授。另外，又在復旦大學和大夏大學兼課。還先後主編《濤聲周刊》和《芒種半月刊》，漸漸以寫作為業了。一九三三年春天，離開了暨南大學後，便一直留在上海。
一九三四年夏天，和陳望道、葉聖陶、陳子展、徐懋庸、樂嗣炳、夏丐尊七人，提倡“大衆語”運動。由七個人輪流在《申報》附刊《自由談》上發表言論。後來，加入討論的人還有魯迅、胡適、黎錦熙和吳稚暉，十分熱烈，是當時文壇上的一件大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抗日戰事，日甚一日。曹聚仁改當戰地記者。抗戰八年間，他輾轉於前線與後方各城鎮，寫了許多戰地通訊。在這以前，他多在學校和圖書館中工作，是讀萬卷書的時期。當了戰地記者以後，便開始走萬里路了。這是他一生中，一個重大的轉變，跟他後來的文字生活，也密切相關。這以後，他每寫起文章來，便往往以記者自稱。抗戰勝利後，重回上海，以寫作為業，並在暨南大學兼課。直到一九五○年春天，南來香港，專事寫作。因為以文字為生，他寫的非常勤快，產量驚人。
五十年代，他寫的最多的是採訪報導，以及跟文史有關的文章，如《文壇五十年》和《魯迅評傳》等。另外，還寫了兩部小說：《酒店》和《秦准感舊錄》。六十年代所作，於報道和文史方面的文字之外，還寫了不少小品文，如收在《人事新語》和《萬里行記》中的文字。七十年代，開始寫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但只完成了第一卷。
曹聚仁在一九七二年中病逝於澳門，享年七十二歲。
三
大凡天賦高的人，生性多不羈，崇尚自由，乃至於離經叛道，或淡泊明志，而不在意於功利。曹聚仁大抵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他一生中所經歷的幾件事，跟他的思想和志向，都密切相關。他在一篇自敘的文章中說（《萬里行記》第一部分《發思古之幽情》）：
我說過：年輕時，我一心一意想做鄭康成（東漢大儒），西方學人則尊敬德國哲人康德，終日在書齋中翻筋斗，雖沒吃冷豬肉的意願，卻也想做個“通人”。我第一部動手要編的書，是詩經新箋，動了筆就知道“此路不通”，因為草木蟲魚之學，並不是書本上所能解答的。接着，我又想做鄭樵（漁仲南宋史學家）的繼承人，他是離開書齋走向田野的學人。後來，我心敬顧亭林和顧祖禹，他們的學問，正從萬里路中得來。亭林在旅行中，常用兩匹馬換着騎，兩匹騾馱着書跟着後面，到了險要的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問他們長短曲折。倘若和以前所耳聞的不合，便就近茶坊里，打開書本作對勘。又歡喜金石文字，凡走到名山、巨鎮、祠廟、伽藍的地方，便探尋古碑遺碣，拂拭玩讀，鈔錄大要。這樣的“行萬里路”，當然不同了，他是結合着“讀萬卷書”來做的，這便是他那部天下郡國利害書的來由。而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也是一面讀書，一面考察，一面研究而得的成果。（我最主張知識分子下鄉過農村生活，讓他們能知稼穡，辨菽麥才行。）
這些一話正說出他一生中，思想和志趣變遷的幾個段落。
曹聚仁幼年時，父親管教極嚴。他父親是個理學家，自然希望兒子繼承自己的事業。所以，他幼年時，想做鄭康成。但父親管教過嚴，卻不是一件好事。他的性格是不喜歡受太多拘束的。他十歲那年，讀王船山的《讀通鑒論》，這是他後來轉向史學的根源。
正所謂物極必反，十二歲那年，曹聚仁到金華去上中學，不再受父親的拘束，眞是天高皇帝遠，自由自在，胡天胡帝，而終於因為犯了宿舍規例，給學校除名了。這事傷了他父親的心，也損害了他的精神，但改不了他的叛逆性格。
他十五歲那年，到杭州省立第一師範讀書，受了單不庵老師的影響，轉入治史的路子。這一轉變決定了他後來的命運，所以，終其一生都以史人自居。他後來想做鄭樵，根源便在於此。
師範畢業之前，適逢五四運動。曹聚仁便領導學生，組織自治會，當了學生領袖，投身到社會運動中去了。這件事，也當然和他的叛逆性格有關。
參加社會運動，見識自然是增廣了。但是，正如俗語所說的，有一得必有一失，他的學校課業卻因此荒疏了。最後雖然是畢了業，卻已心力交瘁，未老先衰了。因對社會運動，感到厭倦，而使自己處處成為一個旁觀的人。這個改變，使他又回到國故學中去，而一心只想做個史人了。他二十一歲那年，移居上海時的心境便已如此（《我與我的世界》第五十一章《上海甲記》）：
曹聚仁像／張兆全
那時，我年紀很輕，卻已開始看問題，想問題：因為當時領導新文化新文藝的首腦人物，幾乎朝夕相見。我在邵力子先生的客廳中，看見了“青年導師”的橫匾。我有一位同學，他是主編學生雜志的楊賢江兄，他時常策勵我，要我積極些，參加社會革命工作。我心中卻想到“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老話來，我還不明白“組織便是力量”，“喚起羣衆才可以完成革命大業”的道理。因此，在火辣辣的圈子，我只是一個革命的旁觀者。正如鴕鳥一樣，很快地把頭伸到“整理國故”的沙漠中去。那時，替章太炎師筆錄“國學概論”的講演稿，很得讀者的贊許，章師還特地找我去拜門，我也就自負得很，正如匡超人那樣，目空一切。接着，我所寫的“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居然登載在東方雜志上，成為重要論文；我便着筆編寫“國故學大綱”，覺得接在清代樸學家之後，用科學方法來整理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也算是勝業了。（這是一部很空洞的書，算不得是著作；前些日子，居然在集古齋的書架上出現，標了一個大價錢；我自己翻了一下，卻不曾買回來。）當朋友們投入社會革命的實際行動中去，我呢，從治經轉到治史路中去，開頭要做鄭康成，後來又要做鄭漁仲了。有一時期，我也曾想做康德和叔本華呢!
那時，少年中國學會已經話分兩頭；創造社、文學研究會先後成立。創造社的朋友，那時正在和泰東圖書館合作出版“創造季刊”“週刊”“月刊”和洪水半月刊；他們的生活境況并不如我，我呢，也有薄文人而不屑做之概。到了大革命前夕，我便以“史人”自許了!
他冷眼旁觀的態度，和想做史人的心願是互為因果的。他的這個心願後來一直都沒有變，而他冷眼看世事的態度也一直都沒有變。這不止影響了他的治學方向，也影響了他的文章和處世的作風。他一直都保持自己的獨立，從不捲入政治的旋渦。這一點也可以從他的交遊看出來（同上）：
一九二二年秋天，我從武漢回到茫茫人海的上海；那時，我唯一相識的只有陳望道、劉大白二師。陳師，住在法租界三益里邵力子先生處。這樣，我才和上海民國日報的一羣朋友相識；邵先生而外，早一輩的，有葉楚傖、胡樸庵、沈玄廬和吳稚暉諸先生。同一輩的有張聞天、瞿秋白、嚴慎予、陳德徵、許紹棣諸兄；至如陶百川、袁業裕諸兄，該算是後一輩的了。後來，我從川沙回來，邵先生介紹我到陜西鹽商吳滄笙先生家中做家庭教師，因而認識了於右任、吳宓（雨僧）、徐朗西諸先生，這是我在上海生根初期的
人世因緣。這些師友，後來成為國共二政治集團的核心人物，因此若干政海中的悲歡離合，多少和我有點關連；我是站在邊上看世事變化的人，可喜固在此，可悲也正在此。因此，我既在環龍路見過孫中山，也見過了陳仲甫。有一晚，在環龍路某號三樓參加他們的文化會議。戴季陶問他們：“曹某是誰？”他們說：“曹某是大家的朋友。”這就注定了我的身分，大體說來，我之與他們，正如當年的蘇曼殊，是他們的共同朋友。
他的交遊不可謂不廣。有好些還是政壇上的風雲人物。然而，不管是哪一派的人都把他當朋友。而他自己卻沒有因為結識了他們而往仕途上謀出路，也不曾成為甚麼人的幕僚和食客。他始終只是個旁觀者。即對於後來種種政治紛爭，也冷淡待之。或對時局有所感觸，發而為文，也自由評論，不為政治所左右。
然而，曹聚仁也並不是個對世事漠然無動於衷的人。他畢竟曾參加過學生運動，對社會不能全然忘懷。他當居上海，為《民國日報》寫稿的時候，還是支持革命，重社會而輕個人的。直到一九二七年，發生了國共分裂的悲劇，他才感到灰心。（《我與我的世界》第三十章《衙前那一羣朋友》）：
國共由合而分的歷程中，用得上驚濤駭浪的字眼。有着斑斑血漬在，眞的使我有些惘然了。……這種種事實，使我寒了心；我自知只是一個“口的長人，手的侏儒”，如羅亭（屠格涅夫筆下的巴枯寧）那樣的人。國民黨政權在南京建都以後，我便從革命戰線上退下來；我轉到西湖文瀾閣去钻古書堆，便是我的處世新路子。
在這一個悲劇中，他的一些朋友犧牲了，另一些則發了迹。隨後，他在《民國日報》的一位師友沈玄廬，因熱心於社會革命，而被地主暗殺了。凡此種種都叫他惘然心寒。所以，這一年秋天，他便避世到文瀾閣去钻古書堆了。這以後，他對世事是更加淡然了。
曹聚仁曾感嘆自己的中年來的特别早（《萬里行記》之《中年》）：
我的“中年”，似乎來得特別早，有如香港的“夏令時間”，春天剛開頭，便說是“夏令”了。……大概，在我的三十左右，便已進入“中年”的大關了。
這早來的中年心境當然跟他的處世態度和時局有關。人世間的事，看的越多便越叫人心灰意冷的。
就在他中年的時候，戰爭來了。這不僅改變了他的生活，也改變了他對生命的認識（同上）：
我的“中年”，大部份都在旅途奔波中渡過，到了踏進老年的今日，回憶過去，“四十而不惑”，自以為有了“定見”，到後來，又慢慢把“定見”打碎了。今日的“不惑”，可以說是對於“生命”的體會，順乎自然而不至於有所“執着”了“戰爭”使我認識了生命的意義!
因為戰爭，他走出書房，當戰地記者去。當戰地記者，這需要勇氣的。然而，這也是歷史的緣份，可遇而不可求。所以，他毅然上前線去了。這個改變，跟他想做史人的心願當有關係。到前線去，可以就近觀察歷史的變遷。他希望從書房走到野外，把書中所學和實際所見相對勘，做現代的徐霞客（《萬里行記》之《前記》）：
治學之道，憑虛幻設，並不很難，要切切實實寫實境實事，眞不容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總希望能成為徐霞客呢!
他行旅各地，寫了許多報道和戰地通訊，也如徐霞客寫他的遊記。然而，他的心境與環境到底和徐霞客當年已不同了。這個時候，他所心敬的史家乃是顧亭林和顧祖禹了。
人在戰場上的時候，難免會思量生和死的事。曹聚仁在上前線以前，大抵已看透生死的界限了。他回憶說（《萬里行記》之《死生》）：
語雲：“死生亦大矣”。古往今來，多少哲人思量這一問題。不過，在戰場上，即說是“凡夫”，也有他們的新的感受。……
不過，我所要說的，又在“死生”的意義以外。我自幼是膽怯得很的，離開我家三里許，通州橋邊關公廟中，門內站着那位黑臉長髯拿大刀的周倉，就一直嚇得我非蒙着眼不敢過橋的。因此，我的老母聽說我要上戰場去工作就大為驚訝，她就問我：“你從前膽子那麼小，現在怎麼膽子這麼大了呢?”在戰爭中，“死神”的來訪，眞太容易了。
戰爭使他對生命有了更深的體會和認識。因為早已看破了生和死，只是順乎自然，所以，他的心境是十分平靜的。有時候，還像個戰地上的隱士（《萬里行記》之《瓢語》）：
有一段時期，雖說是烽火彌天，但我初到上饒這個山城，依然過着隱士般生活。四郊閒步，不時喚起了辛稼軒的詞中景物。（稼軒詞第四卷，正為“瓢泉之什”。）他有一首“三山戲作”云：“記得瓢泉快活時，長年耽酒更吟詩。驀地捉將來，斷送老頭皮。遶屋人扶行不得，閒窗學得鷓鴣啼。卻有杜鵑能勸道：不如歸！”此意，我自以為頗體會得的。
在烽火彌天的時候，可以聽槍炮聲而不聞。這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生活而能如此，心中當別無所求。他看來已成為莊子的門徒了。
五十年代，曹聚仁還經常行遊各地，寫了不少通訊和遊記。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年紀大了，心境更衰老了，只能呆在書房中寫些回憶的文字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正是他一生的經歷。
四
雖然曹聚仁一直都以史人自居，他其實更擅於文章。他也寫過不少歷史的書，但都出之以文筆，而非謹嚴的史筆。他的文學成就更在史學之上。
他的文字生涯又始終都不離報界，所以，他也是個報人了。晚清以來的文學，跟報章一直是息息相關的。報章提供版面刊登文學作品，而此類作品也可助報章吸引讀者。所以，晚清以來的文學，主要便是報章文學。曹聚仁的文章，都是先刊在報上，而後才結集成書的。他天資過人，下筆快，成文也多。他有一段關於報人文才的話說（《文壇五十年》正編第十三章《晚清》）：
我們知道中國舊文人，雖有下筆千言，倚馬可待的奇才；但，桐城派總以修飾、整飭、精練為主，小小篇幅中，顯出他們的晶瑩工夫。到了梁啓超出來，這才江河萬里，浩浩蕩蕩，泥沙俱下。他能於一天之間，寫七八千字，而且長日這麼寫着，滔滔不絕。古人以萬言書為絕調，現代的王安石，卻一寫便是五六萬字，有時下筆不能自休，十萬言也是期月可成的。
這一種作風，也正合乎報章文學的條件；望平街就造就了那麼多的新文人，都是一筆寫下去，文不加點的。
這段話移過來說他自己，也正合適。報章文學實即文人賴以為生的文學。因為賣文為生，所以，終日書寫不斷，產量自然多。這是報章文學發達的原因。
因為報章文字，迫於時間，多是快筆寫成，無暇潤飾。往往想到就寫，寫完即印，所以，文句章法，多欠精密。這是報章文字的特點，或竟是缺點。然而，曹聚仁的文字，卻並不如此。他的文字流暢自然，合乎口語，毫不拗口。他治學以史學為主，而他的文章，無論談往事，說故人，還是記遊蹤，處處都與歷史關聯。他於現代文壇的掌故，尤其熟悉。他不僅目睹現代文壇的變遷，還親歷其境。他的史識十分廣博，閱歷也多。寫入文中，隨手徵引，叫人嘆服。他的文字，有歷史的識見，有小品文的趣味，還有說部的淋漓盡致。他有一段話，說及自己愛讀的書，正可作注腳（《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第十一部份《另外一半的開頭》）：
我一生雖從單不庵師習桐城派古文，把歸有光幾篇小品文字，讀得爛熟；眞正引起了我的興趣，百讀不厭的，倒是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先先後後總讀了一百多遍（一本正經地看）。我看《紅樓夢》，不如俞平伯師那麼多，只有七十多遍。《水滸》呢，我只看了二十多遍。一般人以為他看了《水滸》，其實《水滸》的對白，很多元代人的方言，並不容易懂，我倒下過一點工夫，卻不是專家。《三國演義》，我只看了二三遍，覺得大不如陳壽《三國志》的引人入勝。說來，也許朋友們不相信，我把《資治通鑒》“正續”讀了兩遍半，當然比不上顧頡剛先生。文言體小說，蒲松齡的《聊齋》，我讀了四五十遍，還藏了種種版本。《左傳》本不在五經之列（兩漢學人只讀《公羊傳》），我倒看了又看。我最愛看《史記》，也下過一點苦功，我知道許多朋友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很深。中國的學問，一切都從史學中來，和希臘哲人把一切學問包羅在哲學中去，自有不同的視野。
這段話正好點出曹氏文章的幾個特色來。
曹聚仁自小愛讀說部的書，還學過說書，一直想做個說書人。他的文字，正是得力於說部。他早期所做的小品文字，以談文者居多，如收在《文思》中的便是。雖然篇幅多短小，而筆致卻甚奔放，時見說書人的口吻。他五十歲以後所做的文章，下筆格外恣肆起來了，而收放自如，更見說部的本色。他的文風，當然也跟他的報人生涯有關。曹氏早年的報道文字，雖然還是新民體，但是筆調樸實流暢。這類報道文字，重在紀實，自當純樸，又得及時，所以，筆底下自须來得快。看他的文章，可以想見他是一筆寫下而不必修飾的。正是報人的本色。這種種因緣，成就他的文風。說起話來，絕無花巧，更無洋味，於樸實中略帶土氣，娓娓而動人聽聞。晚年的文章，更加引人入勝。所以，他雖然早慧，小時了了，而所做文章，卻是愈大愈佳的。
曹聚仁自小便用心於舊學，而尤好史學。他的史識極其豐富。融史入文，又是他的長處。他不僅熟知過往的歷史，更目睹眼前的歷史變幻。他當記者，赴戰地，便是就近觀察，如實記錄眼前歷史的起伏。也正因此，使他於讀破萬卷書之餘，更行了萬里路。其間經歷，不同凡響。因親見各處山川景色之美，風土人情，聯想史事，難免發思古之幽情。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信手寫來，皆成文章。他的遊記小品，並不單純記遊，而是文史地交織成篇，情趣滿溢，數十年來，幾無出其右者。他大十歲以後寫成的《萬里行記》，便是這類文字中最出色的，足以使他在文壇上自成一家。
曹聚仁從小讀古文，但是，他所喜歡的不是唐宋的古文，而是明清的小品文字。這類文字，直抒性靈，正與他的性情相合。他一生所做文章，也處處可見小品文的風致。他談往事，說故人，記遊蹤的文字，固然如此，就是講歷史，談學術的文字，也是如此。《文壇五十年》中記录現代文壇上的種種故實，但並不是係統講解現代文學史的書，只是隨想隨寫，有如閑談，其筆調正與小品文相同。《國學十二講》中筆談歷代學術思想的變遷，如數家珍，也都出之以小品文字。這不僅可以普及學術思想知識，即當小品文看，也很有趣味。他給時人寫的評傳，也莫不如此。他晚年所做的自傳《我與我的世界》，則是他此類文字中的上品。
曹聚仁的學問雖得自於史學，而他自己也以史人自居，但他的長處卻是在於把史識融入文中。所以說，他不是嚴謹的史家，而是文家。
跟曹氏同輩的人中，文字有他那麼流暢的並不多。輩分比他低的人中就更少了。到了現在，幾乎已成了絕響了。眞不知是喜是悲。
他的文風，不同於魯迅的辛辣，不同於周作人的古拙，也不同於豐子愷的溫厚。他一直以自己為鄉下人，自稱土老兒。他的好處正在於鄉土味。於三家之外，別樹一幟。無論文才或文採，都不相上下，同為不可多得的文家。
庚午年九月初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