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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凝形釋
——序陶里《讓時間變成固體》
楊匡漢
艾略特曾在著名的詩論《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中,確認“傳統”是一種歷史意識:“這個歷史的意識是對於永久的意識,也是對於暫時的意識,也只對於永久和暫時的合起來的意識。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成爲傳統的。同時也就是這個意識使一個作家最銳敏的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地位,自己和當代的關係。”我以爲,這是一個重要的批評原理,既是歷史的,也是美學的。
若以詩歌發展的歷史而論,大凡某種新的創作主體與藝術潮流,多半是對前一種詩歌主體形態的危機之反撥,是對長久地以權威、正宗乃至僵硬的姿態獨霸詩壇、別無分店的情勢之挑戰,且爲了“新挑換舊符”,往往會以激進的“反傳統”的面貌出現。事實上,如果僅僅限於盲目地追隨或膽怯地墨守前輩們成功之處,那“傳統”并不值得稱道;如果高喊“打倒過去”、“一切從零開始”,眞正的傳統你也反不掉;然而,新穎的總比重複的、頑固的好,一種有新的價值的藝術作品的產生,使以往由藝術經典搆成的模式化秩序遭逢了一個新的事件,詩歌的整體格局多少要發生一些變化。這樣,當我們在詩歌的長河中考察一種新潮時,不僅要注意它究竟爲傳統提供了哪些帶有革新意義的藝術因素,而且要研究它可能出現的歷史片面性和可能付出的代價,以便揚長避短,切實地催動其自身在藝術上走向成熟。這項工作,既可以宏觀地做,也可以微觀地做;既可以有學理的生發,也可以有個案的述析。但不論取何種方式,其前提是對眞正有價值的新藝術的一種理解,一種測驗,一種詮釋,一種知性的回應,且以慢慢地、耐心地、謹慎地運用爲好。
擺地我們面前的這本《讓時間變成固體》,作爲澳門著名詩人兼評論家陶里先生的“現代詩新讀”,正是一種微觀的論述。它通過一個個個案的述析,對中國新詩史上一批有影響的、耐人回味的現代詩,作了精細的解剖和知性的品賞。陶里先生以自己的詩心去點亮一篇篇佳作以自己的發現去觸摸一個個詩的生命。他的許多點到穴位、細及毛髮的賞析,或如廓雲霧而現青天,令人豁然貫通;或如搧輕風而潤靈府,令人思緒有序;或如踏雪泥而留鴻爪,令人溟澥俱釋。書名《讓時間變成固體》也甚爲貼切。詩是物態化心靈本體的一種創造。物化境界往往表現爲瞬間的沉迷,作爲詩人,尤其是現代詩人,更有一種從沉迷中幡然悟醒的思維的自覺,以自我的存在去靜靜體味和咀嚼那剛剛逝去的時間,將“須臾之物”凝固,鐫之于戛戛獨造的藝術品中,成爲融匯物我的新的生命圖式。無論對作者還是讀者來說,品賞一首出色的現代詩,該是讓時間變成固體、從玲瓏的感性形態步入恣肆的主體意識的文化自覺行爲。
現代詩出現于二十世紀中國詩壇,乃時世使然。受世界文化思潮之波及,受國情與人心變化之影響,也因詩歌藝術自身發展之需求,以往由歷史片面性形成的固有的、日趨僵化的舊模式,已不能全然適應動蕩的世紀對藝術的召喚,“詩界革命”終于發生。這種“革命”包括兩個局面:一是由文言而白話,由格律而自由,此乃文體革命;一是眞善美重新組合,心與物翻空體證,此乃詩學革命。人們對作爲“詩界革命”成果之一的現代詩,一般有廣義的和狹義的理解。廣義的,是指現代經驗與現代漢語互相吸納、互相糾纏、互相生成的詩歌語境,以現代意識和藝術手法,傳達現代人的生存狀態和靈魂狀態;狹義的,是指現代派、現代主義的詩歌,由波特萊爾的《惡之花》到艾略特的《荒原》一路下來,在中國情境中移植并融合中西經驗而生成。對于中國詩界而言,“現代化”、“現代性”、“現代派”之間能簡單地畫等號,是雖有聯系卻有差異的不同概念。“現代派”曾是個“怪物”,它盡管不太可能成爲中國新詩的正宗,卻也在反抗拘牽坐實的素描和垂紳正笏的說教方面,在拓展和豐富詩思維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推進作用。
陶里先生對于“現代詩新讀”,是取狹義的、專業的理解。他本人的創作和本書的評論,都是努力使停留于人世範疇的時空經驗,經由藝術哲學的省思而抵達超驗範疇,并注意如何匯通中國天人合一式的文化傳統與西方存在主義、後期象徵主義而進行寫詩與讀詩的實踐。從《讓時間變成固體》來看,陶里先生的審視與擇取更注意到藝術性。他自身的藝術細胞常常爲研讀的對象鮮活的生命所激活。如對這樣的詩:
多少人的青春在這里迷醉,
然後走上熙攘的路程,
朦朧的是你的怠倦,雲光和水,
他們的自己丢失了隨着就遺忘,
多少次了你的園門開啓,
你的美繁複,你的心變冷,
盡管四季的歌喉唱得多好,
當無翼而來的夜露凝重——
等你老了,獨自對着爐火,
就會知道有一個靈魂也靜靜地,
他曾經愛過你的變化無盡,
旅夢碎了,他愛你的愁緒紛紛。
這是著名的現代詩人穆旦的《贈別》之第一首(全詩共兩首)。陶里先生在導讀此詩時,以繾綣不絕的意緒和娓娓道來的筆墨,心凝形釋,一節一節地細說詩中所呈示的豁達的胸懷、感性的評價、未來的憧憬和紛紛的深情,并從詩藝上指出此詩是格律、自由、象徵“三派一體”,當屬切中肯綮的判斷。自然,若是作一點補充,我以爲此詩在語言美學上也有現代意味,即在語言抓住經驗→經驗抓住語言的迴環穿行中,成功地反抗了習慣的語言邏輯秩序,進而雜糅了白話語法、西洋語法、典雅的詩化語法以及古代詩詞意義與修辭手段之轉化的語言特點,使之從母題變奏到整體意象更具活動感和開放性。這也說明,現代詩絕非因獨張新幟而排斥他者,其成功者,往往是異同互動,吸納轉化,尋求通變,無論在精神上還是藝術上,應該使美感“更上一層樓”。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想,“現代詩新讀”不是僅僅給讀者提供一個“題解”,陶里先生兼有細讀、論說與省思的系列述析,其積極的作用,還在于讓今天的讀者和詩人,獲取一個中西無礙的廣博視野,探究中國現代詩乃至整個新詩發展的路徑。狹義的現代詩屬于舶來品,他山之後,可以攻玉,善于借鑒絕對是一件好事;但更重要的是怎麼寫才是有中國色澤,才能在中國語境裡健旺地有一種“秩序的生長”。記得余光中先生曾說:“我跟過現代派一段,覺得不好,過了幾年發現,西化并不等于現代化。守株待兔的孝子固然不會起什麼作用,但浪子不回頭的浪子也沒有盡職,正確的態度是學會西方的煉金術來發掘冶煉東方的金子。從空間、時間的相交上,既有中國文化的背景,又吸收外國詩歌的藝術營養,既非漢唐,又非西方,而是現實的中國文化。”(《鄉愁·網絡·現代詩》)誠哉斯言!中國的現代詩經營了數十年,也出現了不少上品但從總體上看,我們尚處于一種過渡階段、一種求索狀態,還未能把生命的荒原狀態推至開闊敞亮的大平原狀態。究其原因,中國現代詩的“漂泊者”和“尋夢者”們,似乎總在希望與絕望之間搖晃而找不到表現生命的支點也無法創制深刻的文本,似乎總在掙扎與滑落之間徘徊而提不出對于現實與社會的歷史性詰問,似乎總在主義與問題之間論爭不休而站不到應有的制高點上觀照人生也包容藝術,似乎總缺少那麼一些恢宏創造的一個條件、學養和器度,因此,許多現代詩就現實批判、靈魂拷打和哲學思考而言,難以成就期盼許久的那種超越時代局限的恆遠性和深邃性。對此,我們確實需要有清醒的認知,尤其是新生代的作者,倘若光憑思想上的放浪和文字上的嬉戲,是很難抵達現代詩藝術的彼岸的。
但我們無需悲觀。爲了現代詩的成長與成熟,我們已經付出了無數代價,其中一些代價已轉化爲經驗與成果,一些慧星留下了耀眼的光痕。如今,在全球化潮流中依然有本土性的堅執,在商業化浪濤中依然有家園的守望,反省和批判精神在現代詩人中依然有默默的生長。唐山在,詩魂不滅。眞正意義上的現代人,定會把自己的生命升華爲詩——前面,是新世紀的地平綫。
是爲序。
一九九九年九月於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