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曹操的形象簡論《三國演義》的人物刻劃

　　小說《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和歷史人物曹操並不一樣。後者是眞有其人其事的被記載在歷史裡；前者雖然從後者而來，但是經過藝術加工的小說人物形象，這形象“三分眞實，七分虛構”，鮮明生動的“活”在讀者的腦海之中，歷久不衰。曹操的形象和劉備、孫權、諸葛亮、周瑜等小說人物形象是典型環境中的典型形象，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底下，有普遍意義。
　　《三國演義》是以描寫戰爭爲主的歷史長篇小說，因此小說人物離不開戰爭。曹操在《三國演義》之中，是一個重要角色，他經歷的大大小小戰役，一時難以數計；他的戰爭行爲很具典型性。
　　《三國演義》的主要人物的戰爭行爲可以概括爲三個方式或過程；一是力勝，以猛將強兵擊潰對方；二是智取，使用計謀制服對方；三是戰略部署，從戰役的整體佈置軍力物力，兼顧及地理條件、氣候變化和羣衆情緒等等，有計劃地殲滅對方。這三個方式或過程，在《三國演義》的大部分戰後都被運用到。
　　曹操的戰爭行爲，也是他運用“演義”的戰爭方式，最典型的是他和馬超的潼關大戰。
　　曹擇殺馬騰，引起馬騰之子馬超起西涼兵攻取長安。曹操統率大軍直奔潼關，誰知潼關被馬超佔了。曹操以於禁、張郃等猛將出擊，準備力勝，不料都不是馬超敵手，敗下陣來，馬超乘勝殺入軍中來捉曹操；曹操匆忙逃跑，割須棄袍，狼狽不堪，幸得曹洪趕來，及時救了他一命。曹操回寨，檢點兵馬，聽到馬超又添了二萬羌人部落的生力軍來助戰，不但不擔憂，反而高興起來。三日後，細作報說馬超又添兵馬，曹操於是在帳中設宴作賀。事後，曹操作如下的部署：一、教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秘密去河西，埋伏於山谷之中，等曹操渡河北時同時出擊馬超；二、教曹洪在蒲阪津安排船筏備用；三、曹仁領兵守寨；四、曹操領兵渡渭河。
　　曹操渡河時，與馬超發生遭遇戰，大敗，幸得大將許褚力保而脫險。跟着就發生“許褚裸衣鬥馬超”的著名情節。經過幾次較量說明了曹操不能以力取勝馬超，於是採取離間計，使馬超不信任手下名將韓遂以致要殺掉他，引起內哄，衆叛親離，馬超的力量因此被瓦解。對於這場戰役，曹操分析：
　　“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故吾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準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棚爲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準備。吾乃巧用反間，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三國演義》第五十九回）
　　力勝、智取和戰略部署，在曹操戰勝馬超的整個過程中交替出現，充分的表現了曹操的詭計多端和複雜的性格。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後來的一番說話，因爲通過小說人物的說話而塑造人物形象，是《三國演義》的主要手段，曹操“煮酒論英雄”是其中的精彩片段之一：
　　……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爲英雄？”曹笑曰：“冡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北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爲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
　　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俊，威鎮九州——劉景升可爲英雄?”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季玉，可爲英雄乎?”操曰：“劉璋雖系宗室，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爲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爲?”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掛齒!……”又說：“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第二十一回）
　　言爲心聲，所謂心，在特定的範疇，可說是思想和性格的內蘊，作家常常運用這一手段進行塑造人物形象。作者通過曹操的對白揭露他睥睨羣雄，要“吞吐天地”獨攬統治大權的內心世界；這內心世界和他的平董卓，殺呂布，滅袁紹，破馬超，敗張魯，掃蕩中原，統一北方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行動相一致，使他的形象更豐滿突出。
　　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許邵語）。漢末，羣雄並起，社會分化，經濟、政治和軍事的矛盾錯綜複雜，領有一定統治權位的官僚地主多有謀略霸奪天下，曹操是其中之一。他本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但由於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以劉備（有皇室血統）爲正統“仁者”，小說於是出現“擁劉反曹”的思想主流，歷史上狡猾、奸詐、陰險、狠毒等等非“仁者”的所爲都集於曹操一身，曹操從此便“非歷史”地成爲絶代的奸雄了。
　　《三國演義》經常有曹操殺人的描寫。第四回寫他謀殺董卓失敗，由陳宮領他逃亡，夜宿陳宮結義兄弟呂伯奢的家裡。呂伯奢家人準備晚餐期間，曹操聽到莊後有磨刀聲，心中起懷疑，便去偷聽。聽到有話說：“縛而殺之，何如？”曹操以爲自己將被殺害，於是與陳宮“拔劍直入，不問男女，皆殺之，一連殺死八口”。走到廚房，見縛的是一頭豬，分明殺錯了人，急忙離開。路上，見買酒回來的呂伯奢，敷衍了幾句，走了；但忽然轉回來，又把呂伯奢殺了，只怕他報官……陳宮對他說：“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樣一寫，曹操的奸險相便躍然紙上。
　　曹操的奸狡陰險性格，在第十七回又作一大暴露：
　　……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垕入稟曹操：“兵多糧少，當如之何？”操曰：“可將小斛散之，權且救一時之急。”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
　　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聽無不嗟怨，皆言丞相欺衆。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問汝借一物，以壓衆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頭示衆耳。”垕大驚曰：“某實無罪，!”操曰：“吾爾知汝無罪，但不殺汝，軍必亂矣。汝死後，汝妻子吾自養之，汝勿慮也。”垕欲再言時，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一刀斬訖，懸頭高竿，出榜曉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盜竊官糧，謹按軍法。”於是衆怨始解。
　　爲了保護自己，借故殺人，曹操十分心狠手辣。他懷恨董國舅謀殺他，殺掉國舅之後，又殺掉已懷孕五個月的董貴妃。一代名醫華佗也難免死於他的手下。曹操一時衝動，濫殺無辜，時有發生，當他在長江橫槊賦詩時，一個部下說了一句使他感到逆耳的話，給一槊砸死；至於禰衡，就被他假手劉表殺掉。
　　曹操的另一面性格卻體恤士卒，愛才惜將。打敗袁紹之後，軍中搜到“諸人與紹暗通之書”，有人建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曹操卻說：“當紹之強，孤爾不能自保，況他人乎?”教人把書燒掉，不復追究。操有兩愛將：典韋和郭嘉。典韋與曹操的一個孩子同地陣亡，曹操一次行軍經過那裡，只顧拜祭典韋，忘了孩子；郭嘉陣亡，曹操哭得極傷心。曹操籠絡關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提金、下馬提銀”；送銀袍，贈良駒，關懷備至；關羽過五關斬六將，曹操還是一而再的飛騎傳令放行；陳琳曾爲袁紹作討曹操檄，“辱及祖、父”，但曹操“憐其才而赦之”。他明知劉備是未來的勁敵，但考慮到“不可因殺一人而失天下心”，保他做豫州牧。
　　《三國演義》通過多角度、多場景以及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戰爭關係去塑造曹操的形象，使之豐滿生動。
　　《三國演義》是我國第一部長篇小說，故事架構來源於民間傳說和宋元話本，有一定的歷史根據，只是經過作者羅貫中“加推演而作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謂“推演而作”就是只取一點歷史根據，作者便隨意點染，鋪排成章，因此就產生了小說中的曹操和他的歷史眞面目並不一樣，這在藝術創作上是被允許的。但在《三國演義》中的某些人物，由於作者基於某種封建意識（如擁劉反曹）的驅使而過分點染，以致破壞他們的形象的眞實感和完整性，出現“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國小說史略》）的現象。
　　《三國演義》塑造人物形象的第二個缺點是公式化和臉譜化。不論曹操、劉備或孫權遇到不利，必然“大驚”遇到得意必然“大喜”抵觸情緒，必然“大怒”。張飛出陣，必然“倒豎虎鬚，圓睜環眼”，關羽迎敵，必然大喊：“關雲長在此”，如此等等。
　　第三個缺點，是缺乏對小說人物作深刻的心理描寫，而所有主要人物的心理變化（即使有），都是直線發展的，絕少或沒有因爲客觀條件的轉變而引起內心的曲線、多線的不平衡發展。這和後來的《水滸傳》相比，在刻劃人物性格上有很大的差異。後者刻劃林冲，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心理狀態和行爲表現，賦人以立體感；而《三國演義》人物，都是平面的刻劃。
　　《三國演義》有所謂“三絕”的，就是關羽義絕，諸葛亮智絕，曹操奸絕。這原是褒語，但從另一角度看，這“三絕”又是作者把小說人物形象塑造成絕對化和模式化的最好說明。現實世界裡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和性格行爲，往往都因客觀環境的轉變而有不同程度的變化，這是一種規律。小說是一種文學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以反映人的生活及其意識形態爲主；而這種反映必須辯證地依照社會的和人的發展變化而進行的。《三國演義》塑造人物形象，讓其僵化於某一種模式，這不能不算是在這方面的最大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