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山水詩的特點
一
山林文學被譽爲中國文學的特殊成就，魯迅先生頗重視山林文學的特殊地位。他認爲中國文學不外兩大類，一是廟廊文學，一是山林文學。事實上，傳統使用的一組相對的名詞：江湖與魏闕，除了說明在野和仕宦文人的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之外，亦隱含了中國文學的兩種主要類型的分野。中國的山林文學以山水詩和田園詩爲主體；兩者之中，又以山水詩爲主流，備受歷來學者所重視。
根據旅美學者葉維廉的界說，一首被稱爲山水詩的，“是因爲山水解脫其襯托的次要作用而成爲詩中美學的主位對象，本樣自存。”王國瓔的界說比葉氏更爲嚴謹，她除了提出以山水爲美學對象之外，還強調了詩人知性的介入程度：“但不論山光或水色，必定都是未曾經過詩人知性介入或情緒干擾的山水，也就是山水必須保持其本來面目。”
中國山水詩的起源和發展，大約可分爲三個階段：（一）發展前期：魏晉以前詩作，包括《詩經》《楚辭》，雖然經常出現自然界的種種形象，但僅居於次要地位，不成爲主體。直到漢代辭賦家的筆下，山水本身才漸漸成爲詩中的美學客體；《上林苑》《西都賦》《歸田賦》等都有較大篇幅的山水景物描寫，所表現的對山水的體會及描寫技巧，爲後世奠下了基礎。（二）成長期：山水詩正式出現於魏晉時代，這同老莊玄風流行，重視個人生命精神，不無關係。而晉室南渡，江南的靈秀風景，更是直接刺激了山水詩的發展。《文心雕龍》說的“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說明了這種歷史變化。（三）流變期：經過六朝的發展，山水詩成熟於唐代，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等詩人賦予山水詩新的生命，形象豐滿，佳作成爲典範。
歷來學者論及中國的山水詩，都承認其特點在於人與山水的和諧存在意識的流露。中國人對山的親切感，估計與先民山居的習慣有關。古史傳說諸帝都山居，其民亦山居。黃帝居軒轅之丘，娶西陵之女，其二子始降居於水；而神話裏的仙鄉也多在山嶺水淵，如瑤姬之於巫山，湘君之於洞庭和山神、河伯等。若從哲學的角度來看，先民早在周朝就已有“天人同心”的觀念。這種自然與人類合一的思想源於《易經》，後來，經過儒道兩家的闡釋，孔子提出的“智者樂山，仁者樂水”，是提醒學生要注意山水給予人的啓悟，莊子詠嘆：“山林歟！皋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是他主張人與天地萬物齊一的哲學思想相一致的。因此，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裏，人類與自然之間並無隔閡，人的生命與宇宙的生命是和諧共存在的，沒有西方觀念的超自然的人類的“自我膨脹”的傾向。
二
據王國瓔研究所得，中國山水詩裏的物我關係，若按“觀賞者”的知性或情緒介入程度來區分，可歸爲三類：一、物我相即相融；二、物我若即若離；三、物我或即或離。
第一類關係可以說是詩人不以知性介入山水，讓山水自然呈現；即使詩人以人的形象在山水中出現，也與山水平等，不以人的知性去左右山水的面貌。例如王維的《竹里館》和李白的《獨坐敬亭山》就屬這一類關係。更進一步者，詩人隱入山水之中，模糊不可辨，如王維的《鳥鳴澗》：
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
或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
甚至有些詩裏，人的影跡全無，萬物自行演出。例如韋應物的《西塞行》。
第二類的物我關係，由於詩人對觀賞身份的自覺，所以在山水的描述之中加入了自己的感受，山水經過詩人的介紹而得以展現。例如王融的《移席琴寶應司徒敦》：
雪崖似留月，夢徑若彼雲。潺緩石溜瀉，緜巒山雨聞。
這首詩的景物，由於運用了比喻，所以景物與讀者之間有了隔膜，劉長卿的《秋雲嶺》亦然。
有時候，詩人的觀賞意識十分強烈而躍然紙上，杜甫的《望嶽》即一明顯的例子：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蕩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王國瓔心目中的第三種物我關係是或即或離的，意指山水景物有時自然呈現，有時加上了詩人的社會意識，兩者交叉出現，使讀者時而接近景物，時而感受詩人的體會，間接觀物，所舉的例子有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首聯表現了詩人的愁緒，後聯才讓山水自現。
三
柳宗元的《漁翁》也有社會意識的介入：
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
此詩“無心”一字正好反映了“有心”的社會意識。從王氏的討論看來，作者的“社會意識”含義較廣，可能指觀賞態度以外的知性活動。
從葉、王兩人的分析及舉例看來，中國山水詩的特點的確是人與山水的和諧共存。雖然詩人的知性活動會有不同程度的介入，但二者的關係始終平等自存。這種特點與英國浪漫主義時期的自然詩有很大的不同。
英國浪漫主義時期的自然詩和中國的山水詩不同之處相當多。最根本的一點，用美國當代批評家赫洛德·布龍（HaroldBloom）的話來說，就是“浪漫主義的自然詩……是一種反自然的詩，甚至在華茲華斯的詩裏，他所求取和自然的互相交談，也只在一些偶爾的瞬刻中發生。”其中涉及的問題有二：一是歐洲人對山水美感的形成較晚，在十八世紀才開始萌芽；二是歐洲傳統觀念裏人同自然的對立意識太強，導致詩人面對雄偉浩瀚的山水時，產生恐懼或焦慮感，希望個人可以超越自然。英國詩人雪萊在一八一六年寫下的《白山》（MontBlanc）可以說是此中典型。此詩語氣急促，動作激烈，充滿騷動與不安。詩中展現的分析性思維、個人意識的膨脹以及對自然的恐懼，實在不是古代中國山水詩人所能想像的。
當然，葉、王兩學者所援引的例子較集中於山水詩優美和諧的一面，不免有所偏頗。中國山水詩這方面的特點，接近英人十八世紀美學觀念裡的優美（Beauty）類型，同英詩裏所展現的雄渾（TheSublime）境界大不相同。論及雄渾，不免令人想起李白的《蜀道難》，該詩的險峻山水與雪萊筆下的《白山》相當神似。中國山水詩研究不足之處，尚待來人補足，尤其是“雄渾”之作；雖然估計此類作品不比“優美”之作爲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