撩亂邊愁聽不盡
試論邊塞詩景物描寫與情意結構的結合

　　以審美的眼光鑒賞唐代邊塞詩，容易被詩的生動詞句、優美的象徵和遒勁的詩意所吸引。假如離開這初步的層面，深入到詩的景物描寫與情意結構的結合，領會到詩的形神完整性，那才算掌握着了詩的實質。
　　所謂情意結構，是藝術作品中存在的情感和意向的網絡，在創作時是作者心理活動的基礎，在鑒賞時是讀者理解實質的依據。
　　邊塞詩常見的地名有天山、陰山、青海、瀚海、輪台等；常具的景色有白草、黃沙、大漠、雪山、關月等；常見的外族器皿和人物有胡笳、羌笛、琵琶、蒲桃、胡馬、匈奴、單于、月支等。請讀王昌齡《出塞二首其一》：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詩四句，常見的邊塞描寫對象有六個：月、關、征人、飛將、胡馬和陰山。以關和月起興是邊塞詩所常見，如“關山三五月，客子懷秦川”（徐陵《關山月》）；“關山夜月明，秋色滿孤城”（王褒《關山月》）；征人思鄉，閨婦懷遠，都離不了關月。《出塞》首句，作者以時空交錯手法白描，卻使讀者產生時間久遠和空間迢遙的感覺；第二句的“萬里長征”因之亦產生聯想依據，成爲全詩結構的基礎，使人領會到歷史戰爭的漫長、自然環境的惡劣和邊塞戰士的苦楚。
　　第三句用比的手法帶出了“龍城飛將”，詩的情意結構由此從低調轉入另一境界，轉折的焦點在動詞“使”字的運用，其實質是詩人的強烈祈求，是一種情意的昇華，一種民族意識的表露；“不教胡馬度陰山”，是這種情意或意識的飛躍，產生無窮的張力，留有餘地的讓讀者去尋味現實與理想、邊塞戰爭與唐代文化的對立。
　　《出塞》有完整的形神，全在詩的景物描寫與情意結構的完整結合。詩由現實（關月和征人）到理想（龍城飛將在），再由理想回到現實（胡馬度陰山），延綿擴散，往復回環，蒼涼感和悲壯感侵人。
　　景物描寫常帶有季節性和時間性，而且通過季節或時間的對比、象徵等來聯繫或加強詩的情意結構，使之產生陰柔或陽剛的效果。爲了方便，試以王昌齡《從軍行七首》爲例再作探討：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上海風秋。
　　更吹羌笛關山月，無那金閨萬里愁。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
　　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關城榆葉早疏黃，日暮雲沙古戰場。
　　表請回軍掩塵骨，莫教兵士哭龍荒。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
　　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
　　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胡瓶落膊紫薄汗，碎月城西秋月團。
　　明敕星馳封寶劍，辭君一夜取樓蘭。
　　玉門山嶂幾千重，山北山南總是烽。
　　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

　　《從軍行七首》可以逐首鑒賞，但作爲一個整體來看，更能領會到邊塞詩景物描寫與情意結構結合的意義。七首之中，第一、二、六和三首的“榆葉早疏黃”，都是邊塞與季節的“秋”有關。秋這個意象，在文學的傳統觀念裏，是凋零、敗衰的象徵。《從軍行七首》幾乎都把這些意象歸入黃昏、日暮、暗雲、碎月這一類在時間上或空間上使人產生幽暗、消沉的情緒之中；再加上烽火、戰場、風塵、夜戰等一類動蕩不安，紛擾激烈的場景，陰柔與陽剛，對比強烈，震撼強烈。同樣理由，一方面羌笛、琵琶勾起征人“萬里愁”，想起“舊別情”，產生“邊愁聽不盡”的慨嘆；另一方面又揭示“不破樓蘭終不還”和“生擒吐谷渾”、“辭君一夜取樓蘭”的悲壯行爲和英雄形象，可謂象徵與對比並用，陰柔與陽剛兼備。
　　《從軍行七首》把邊塞的陰柔與陽剛情意交替流露，而且與景物錯綜複雜地揉合起來，通過移情作用使讀者產生美感，又從美感之中領悟到邊塞戰爭的慘烈與有唐一代儒家正統思想的對立，喚起人們對邊塞戰爭的重新評價。
　　由初唐至晚唐，有邊塞詩一千二百餘首，出色的都是反映邊塞戰爭。上列王昌齡的詩，突出了戰爭中詩人對“我”的情意，現在來探討對“敵”的情意。請讀李白的《戰城南》：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河道。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以殺戮爲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野戰格鬥死，敗馬號鳴向天悲。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爲。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在邊塞詩中，匈奴所扮演的角色，是具有野蠻、兇狠、殘忍等性格的劫掠者或屠殺者。《戰城南》首六句敘事，第七句“匈奴以殺戮爲耕作”是詩眼，正面渲染匈奴的暴行；“秦家築城避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然”，是通過移情作用，把罪惡全部歸咎於匈奴。詩末“乃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突出了以中國爲中心的歷史觀和以中國文化道德爲標準的情意結構，其最終必然產生唯我獨尊的優越感。
　　邊塞詩貫串着反匈奴情意的屢見不鮮，例如“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把魂葬”（張籍《征婦怨》）是典型例子之一。
　　不同的心理結構看事物，有不同的結論。王昌齡既看到邊塞戰士的悽苦生活，同時也看到他們的血腥罪行，他義正辭嚴地指控：“將軍鐵驄汗血流，深入匈奴戰未休。黃旗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積如丘”（《箜篌引》）。李頎的《古從軍行》通過烽火、戰馬、刁斗、琵琶、野營、大漠、胡雁、蒲桃等典型邊塞形象描寫邊塞戰爭，又通過“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和“連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的事實，點出了受盡戰爭蹂躪的“胡兒”的悲哀並寄予深切的同情。李白和王昌齡、李頎對邊塞戰爭有不同的看法，產生不同的情意結構。
　　中國文學史籍論邊塞詩，必首數岑參和高適，劉大杰編寫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把邊塞詩名家統稱爲“岑高詩派”，可見他們兩人的成就和影響的巨大。《燕歌行》是高適的傑作。台灣學人繆文杰用西方文學批評的方法評論這首詩，說它在““邊疆與故鄉這兩種生活間之引人注目的對比關係，在最抽象的意義層面上，是隱含着十分易感的、趨向於故鄉的批評性的意義，就如同在文學創作與軍事武功、現實價值與臆想價值之相互排斥、對立的感受一樣。”（繆著《論唐代邊塞詩》一三二頁）毫無疑義，《燕歌行》用對比並立的手法，通過不同的層面和典型現場剪影揭示邊塞戰爭：“校尉羽書飛翰海，單於獵火照狼山”是戰情的緊張；“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是戰場的陰森；“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是軍中的黑暗；“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是百姓的痛苦。相互排斥、對立的情意在這一類剪影中顯露無遺。不過，《燕歌行》開頭說，“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既“漢家”又“漢將”，充分表現詩人以本民族爲宗主自居的豪氣；賊而“殘”者，何足道哉!這一情意結構與詩末的“死節從來豈顧勳”和“至今猶憶李將軍”起呼應作用，透過現象看本質，詩人既肯定了捨生取義的儒家思想，也肯定了唐朝的文治武功。
　　邊塞詩中常常出現邊愁和邊聲的描寫。邊愁是征人在邊塞上觸景傷情所引起的愁緒，傾向頹廢消極，成詩則有美學上悲劇性的美感。邊聲是邊塞戰爭的人馬聲、金鼓聲、廝殺聲或歌聲、樂聲的概括。這些聲響之中，最能引起美感的是樂聲。例如“回樂烽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又例如“一雁過連營，繁霜覆古城。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戴叔倫《關山月》）；再例如“霜月夜裴回，樓月羌笛催，曉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貫休《聞羌笛》），美妙的樂聲可以引起過去的回憶、現在的覺悟；可以引起現實與幻覺、時間與空間的交互作用而產生情意的不平衡；而這不平衡情意是在“沙似雪”、“月如霜”、“連營”、“古城”、“曉風”、“殘梅”等景物的刺激之下形成的。由此可以更清楚的理解：詩的景物描寫與情意結構的結合是形神的結合，完整的形神結合產生美感，人們在鑒賞之中領會詩所蘊藏的實質。
　　參考書目：
　　《唐詩鑒賞辭典》　　　 馬茂元等編著　　　　　上海辭書出版社
　　《論唐代邊塞詩》　　　 繆文杰著·馮明惠譯　　台大《中外文學》四卷三期
　　《唐代戰爭詩研究》　　 洪贊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唐代邊塞詩初探》　　 何寄澎著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唐詩概論》　　　　　 蘇雪林著　　　　　　　台灣商務印書館
　　《中國文學發展史》　　 劉大杰著　　　　　　　香港古文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