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葡萄牙的中國觀
16世紀貫通歐亞新航路的發現，開創了中西交流的一個歷史新時代。在這個海外殖民、文化交流和侵擾掠奪相輔相成的發現新世界過程中擔負着關鍵性先鋒角色的葡萄牙，早期是如何看中國的呢?其較完整的中國觀又是怎樣形成?本文試圖尋找出若干歷史軌跡，以拋磚引玉。
一、“中國”的源由①
“中國”一詞古已有之。據考，其在文獻上最早起源於西周武王時期，或指一國的都城京師，或指處於一國中土的位置。作於二千年前的《詩經》中，就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的句子。可見，一開始“中國”一詞就具多義性。以後因年代久遠，記載互異，含義演變更大。從我國歷史文獻中，“中國”這一稱謂大抵可以分辨出10種不同的含意來：1．指國中；2．指京師；3．指帝王都城之地；4．指華夏族；5．指諸夏（周代王室所分封的諸國）；6．指中華；7．指春秋齊、宋地；8．指赤縣神州；9．指戰國時關東六國的總稱；10．指三國時魏國。
上述“中國”詞義，基本上指地理、民族和文化意義。國體意義上的“中國”，直至1689年9月7日《中俄尼布楚界約》簽訂後，才首次正式出現於外交文件上。但由於當時的中外條約一般爲滿、蒙、俄或拉丁文本，漢文上的“中國”在1842年8月29日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方初次使用。
二、西方早期的中國觀
古羅馬人便已知道中國的存在。他們稱“中國”爲Serica，“中國人”爲Seres或Sinae。這些名稱，都直接與“絲”有關。普林尼（Pliny The Elder，AD23－79）在其《自然歷史》中曾談到絲綢生產，戲言有朝一日“所有羅馬女士都將穿上透明的絲質衣裳，展示她們的魅力”。所以，官方來往雖未開始，相信公元前一世紀中國商人已進入羅馬帝國，並傳入絲綢及其生產技術②。
第一位較爲詳細談論中國的西方作者爲公元7世紀的古羅馬史學家西摩卡達（Theophylact Simocatta），其時拜佔庭帝國早已與中國王朝建立了穩定的友好往來關係③。他稱中國爲“陶加斯”（Taugas），並開始關注中國政治：“陶加斯國王，號天子（Taissan），猶言上帝之子也。國內寧謐，無亂事，因威權皆由國君一家世襲，不容爭辯，崇拜偶象，法律嚴明，持正不阿”④。
西摩卡達的著作當時並未造成特别影響，聶斯脫利派（Nestorius，中國統稱爲景教）教徒於公元6世紀末已將養蠶術帶到西方，拜佔庭帝國業已進行絲綢生產。不久，穆斯林世界將中西分隔，歐洲忘記了中國。
在中世紀世界文化潮流中處於領先地位的伊斯蘭文化，由於積聚了古希腊、羅馬的智慧和知識，向西擴散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向東與盛極的中國唐文化交匯。阿拉伯人東西並舉的“伊斯蘭遠征”，在7至10世紀爲向世人傳播中國知識立下功勞。9世紀上半葉到中國旅行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Suleiman）在公元851年所著的《中國印度遊記》，便是那時國外有關中國知識的最重要文獻之一。
然而，歐洲中國觀的眞正萌芽，卻是13世紀才發生的事情。
三、傳教士東來中國
1206年創建大蒙古國的成吉思汗，揚起“上帝的神鞭”進行大規模軍事征服，到他孫子忽必烈時終於吞並南宋，統一了中國。另一個孫子拔都將金汗國的版圖擴張至今天的匈牙利、奧地利一帶。蒙古人帝國的崛起，一方面令歐亞陸路交通暢通無阻，爲基督教文化和中國文化直接接觸提供了地理和交通條件；另一方面，又使歐洲深爲震驚，對穆斯林帝國之外的另一強大世界談虎色變。勢力已經鞏固的羅馬教廷，在做好準備與蒙古人“聖戰”的同時，派出傳教士作爲教皇的使節往蒙古，以期說服蒙古大汗與基督教世界結盟，共同對付穆斯林，順便秘密收集有關蒙古人的情報。
意大利方濟各會士柏朗嘉賓於1245年4月奉教皇英諾森四世（Innocentius IV）之命出使蒙古，他在次年7月抵達漠北，正好趕上貴由大汗即位典禮。貴由汗接見了他，並委托他轉交一封諭降教皇的國書。他雖未完成使命，卻寫下一份報告——《柏朗嘉賓蒙古行記》，流傳至今。這是歐洲人最早紀述蒙古人歷史、風俗、民情的著作，雖然含糊不清之處甚多，但“對契丹人（Cathayans）所作的描述在歐洲人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同樣，他也是第一位介紹中國語言和文獻的人”⑤。
1253年受法王路易九世之命往蒙古傳教和了解情況的魯布魯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結果也大同小異。蒙哥汗拒絕了天主教會在蒙古傳教的請求，向法王回贈了一封諭降書。但他在出使報告《東方行記》中，首次弄清了Cathay地理和名稱的對稱和統一問題，澄清了西方對東方宗教的謠傳或誤傳，對中國文化的觀察和介紹亦更進一步⑥。
天主教會在華傳教的夢想，至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 IV）1288年即位於次年派出孟特哥維諾（Monte Corvino）到蒙古才實現。孟氏在華創設第一個天主教區，擔任主教，以蒙語傳教，也算最早的一個中國通。不過，眞正“替歐洲人心目中創造了亞洲”的，還是馬可波羅。
四、《馬可波羅遊記》在葡國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一家是威尼斯城的商人。其父親和叔父在黑海沿岸經商時，曾與元朝使臣一起出使羅馬教廷。1271年，即蒙古人定都北京後，波羅一家經教皇同意回元朝復命。年輕的馬可波羅爲忽必烈器重，多次受命出使，且遊歷中國各地，於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次年他由於參加戰爭爲熱那亞軍隊所俘，在獄中口述了遊歷東方各國的經歷，由他人整理成書——《馬可波羅世界誌》，後人俗稱《馬可波羅遊記》。該書問世後即爲爭相傳閱和翻印，爲歐洲人描繪展現出一幅生動絢麗的中國藍圖。
《馬可波羅遊記》和13世紀初東遊的另一意大利人鄂多力克（Odoric da Pordenone，約1286－1331）的《遊記》一樣，對中國的繁盛繪聲繪色，極盡讚美之詞，令一部分人不敢相信，另一部分則對中國異常神往。14世紀中，蒙古帝國崩潰，歐洲也因爲黑死病而失去近三分之一人口，中西聯繫隨着中斷，中西交流再次陷入低潮。但是，馬可波羅創造的神話並未被人遺忘，尋找“契丹”的接力捧傳到了葡萄牙人手中。
雖然葡文版《馬可波羅遊記》在1502年即達伽馬（Vasco da Gama）第二次遠航印度前夕才面世，但在國王杜亞特（D．Duarte）的藏書室裡，人們發現有兩部拉丁文的抄本。學者考證後，認爲是唐·佩德羅（D．Pedro）王子1428年訪問威尼斯和羅馬時所購。這部書，顯然對其弟恩里克（D．Henrique）的航海事業帶來支持和鼓舞⑦。事實上，“他對他兄弟倡導的地理發現所給予的支持，確實超過了一般人的估計”⑧。
哥倫布（Cristovao Colombo）出發探險美洲前讀過《馬可波羅遊記》，並給後世留下一本寫滿旁注的《馬可波羅遊記》存於里斯本，但該書對葡萄牙航海事業直接產生多大的作用，並無文獻可考。從葡文版序言中可以看出，當時的葡萄牙人仍稱“Catayo”是“印度洋盡頭至未知土地的另一地方”，除開絲綢、陶瓷等實物，對中國的認識依然模糊不清⑨。隨着航海發現往東推進，才逐漸形成中國觀的輪廓。
五、航海大發現時代
航海大發現具有強烈的經濟貿易和宗教文化擴張動機，其過程中當然未忘富饒的中國。達伽馬的船隊到達印度後，葡萄牙人即大規模系統地搜集有關亞洲的地理和人文資料，其中一個地區便是中國。依利瑪竇的說法，China一詞是由葡萄牙文傳入西方的，而葡人則從印度人那裡學到了“Chins”（中國人）這個詞。印度和波斯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紀，就將“中國”（秦國）稱爲Cin或Cina了⑩。
事實上，葡萄牙佔據果阿後，就開始關注中國。根據曾在印度生活半個世紀的歷史學家戈雷亞（Gaspar Correia，約1490－1563）在其《印度傳說》（Lendas da Índia）卷一中的記載，達伽馬從印度帶回給王室的禮物中，多件在卡利庫特（Calicute）購買的中國瓷器深得王后賞識。戈雷亞還稱給予葡人建貨站的土地叫做Chinacota，意即“fortaleza dos Chins”（中國人的堡壘），因爲當時“黑長頭發的白種”Chins人在印度一帶也有許多貨站。另一位供職果阿的葡萄牙人奧爾塔（Garcia de Orta，約1500－1568）在其著作《印度藥用植物辯析》（Os Colóquios dos Simples）中，也提到中國人在印度洋的航海活動：“Chins很早便在這一帶航行了”，“來航的China船隻是那麼多，根據霍爾木茲島的記載，有時一次漲潮便有400隻船進入港口”（第204－5頁）。1502年9月在里斯本繪製的第一次標明赤道線和熱帶回歸線的一張地圖上，有關馬六甲的說明如下：“這個城市所有的物產，如可香、檀香、大黃、象牙、名貴寶石、珍珠、細瓷及其他各種貨物，絕大部分從外面進來，從中國（terra dos Chins）運來”（11）。此乃葡萄牙文獻上有關中國的最早明確記載。
1504年，意大利人佐治（Alessandro Zorzi）在其《印度遊記》中稱葡萄牙船隊與來自Chins的白人相遇。1年後，葡王唐·曼努埃爾向天主教國王寫信時聲稱收到確切消息，在交趾（Cochim）一帶有許多天主教徒，衆多王國祇服從一個叫做Malchima的國王。該國所產瓷器甚是精致，“一隻瓶子便價值百金”（12）。
雖然至此中國祇是一個名稱而已，有關中國的情況也甚爲含糊和不盡不實，但已爲葡萄牙王室所深切關注。1508年4月，唐·曼努埃爾向塞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的船隊指示探聽查明Chins的情況：
“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些甚麼貨物?他們的船每年來多少艘?他們的船隻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們是否在來的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任何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是懦弱的還是強悍的?他們有無武器或火炮?他們穿着甚麼樣的衣服?他們的身體是否高大?還有其他一切有關他們的情況。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大嗎?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不遵奉他們的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們一道居住?還有，倘若他們不是基督徒，那麼他們信奉的是甚麼?崇拜的是甚麼?他們遵守的是甚麼樣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爲鄰?”（13）
六、中葡早期接觸—葡使赴華
塞格拉次年雖然在馬六甲曾與中國商人和船隻接觸，但是，由於受到當地人的敵視，葡萄牙人很快被迫撤離馬六甲，短暫的交往中，當然無法了解到足夠的情況來回答國王的全部問題。
1511年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征服馬六甲後，形勢有了極大的改變。葡萄牙不僅可以與來往當地的中國商人打交道，控制馬六甲這個交通要津後，往遠東的航道也暢通了。兩年後，歐維治（Jorge Alvares）便成功航行至珠江口的屯門（Tamao）貿易，成爲第一個抵達中國的葡萄牙人。歐維治第二年回航馬六甲時，除開滿載中國貨物外，也帶着有關中國的第一手消息。同期（約1513年）由航海家和地理學家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撰寫的《東方地理誌》（Livro de Geografia Oriental便收集了印度半島和中國沿海的航海資料和地圖。事實上，羅德里格斯也是第一位編寫在中國海域航行指南的人，在其著作《中國之路》（Caminho da China，約1519年）的一幅地圖上，首次使用China一詞（14）。
歐維治的成功之旅，令葡萄牙人深受鼓舞。1517年9月間，費爾南·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領另一支船隊抵達廣州。隨行人員中，包括了受印度總督之命爲赴華使節的皮萊資。有趣的是，皮萊資出發前，剛剛完成《東方誌》（A Suma Oriental）的撰編。《東方誌》根據他在印度和馬六甲收集到的資料撰成，可以是說是第一部由葡萄牙人撰寫的較完整的東方地理誌。該書涉及甚廣，從紅海到日本的地理、歷史、經濟、貿易和風俗習慣無所不包，然而，由於作者從未去過中國，有關中國的描述祇是道聽途說。雖然他對中國的不少事物讚嘆不已，但是，仍足足用了一個段落來討論征服中國的可能性。皮萊資認爲，控制中國沿海應是相對容易的事情：“用印度總督（阿爾布克爾克）征服馬六甲的10艘船隻，便足以輕易控制整個中國沿海”（15）。
由此可見，葡萄牙當時的中國觀仍然十分模糊。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導致了首次遣使中國的失敗。安德拉德雖請求通商不果，但仍得以在華停留1年多，才被明朝“詔給方物之直遣還”（《明史·佛郎機傳》）。而“謹慎好奇、對中國藥物甚爲了解”（戈雷亞語）的皮萊資更在等候3年後，獲准北上赴京，並於1521年初抵達。不過，由於葡萄牙人對中國缺乏足夠認識，安德拉德之弟西蒙（Simão de Andrade）沿用在印度和馬六甲一帶對當地土著使用的傳統手法，在屯門經商不遵守中國法律和風俗，胡作非爲，令廣東官員改變了對葡人的印象。恰好此時武宗駕崩，滿刺加（馬六甲）王又遣使北京控訴葡人惡行，皮萊資之行功敗垂成，被逐出京城，囚於廣州，中葡早期交往遂陷入敵對狀態。
七、廣州囚犯的信函
皮萊資自廣州出發，可能經南雄越梅嶺至江西南昌，然後乘船沿長江順流而下至南京，再從大運河到北京，沿途經過許多城市，見聞甚多，以其觸角和好奇心，應該記录了不少東西。據平托稱，皮萊資後來流浪至粵北，並娶中國女子爲妻，私下傳教至死。然而，他在中國的生活並無確鑿記載，如果撰寫了有關中國的情況，也沒有留傳後世，祇是戈雷亞在《印度神話》卷二中提到皮萊資“送他一本書，書中所描述中國皇帝的財富和偉大，令人難以置信”。
不過，皮萊資中國之旅的部分情況和觀感卻由他的一個同僚在廣州獄中寫了下來，後人將之整理爲《廣州囚犯的信函》（16）。信函共兩封，一封爲皮萊資同僚維埃拉（Cristóvao Vieira）所撰，另一封爲同期抵達珠江口做生意而被俘的商人加爾沃（Vasco Calvo）所撰，日期分别標爲1534和1536年，但多位史學者經考證後，認爲上述日期爲抄寫筆誤，正確日期應爲1524和1526年。這兩封長信是馬可波羅之後歐洲描述在中國親身經歷的早期證據，對了解16世紀葡萄牙的中國觀具有重要意義。
維埃拉的信共57段，印成32開的書有32頁。加爾沃的信共50段，有18頁。前者用了近半篇幅對皮萊資出使失敗經過以及包括加爾沃在內葡萄牙商人那時赴華貿易的情況作出詳細的敘述，自第27段起詳細描繪中國、特别是廣東的地理概貌、行政司法體制、生產結構、商貿潛力、軍事力量以及人民日常生活，雖然尚有很多不確之處，但由於是耳聞目睹、親身經歷，所作的描述比較具體實用，時刻不忘爲葡萄牙航海活動提供最有用的情報。例如談到中國分爲15個省份時，特别指出哪些是沿海省，寫到廣東省，也說明是“唯一可以跟外國人交往經商的省份”，因爲“陌生人既不能進入中國，也不得離開中國”（第31段）。
維埃拉對中國的司法任用制度甚有看法。“中國的方式是司法人員不得爲本地人”，且定期輪換，這樣就不會跟當地利益產生瓜葛，也不會與當地人產生感情，因而從嚴執法，甚至虐待人民。這樣，“人民對國王和官員都沒有愛，無日不在抗爭，淪爲賊民”，“因爲人民被偷被搶，沒吃的沒喝的，淪爲賊民是必然的”（第35 段）。此外，他還用了整整一段（第36段）去描寫各種酷刑。
或許是身陷牢獄的緣故，維埃拉將當時中國的形勢形容得很是負面，尤其強調人民所受的壓迫和專制統治。雖然“所有人都擁有田地”，但無論旱澇，都需交糧租，若收成不好，便得賣兒賣女甚至變賣土地湊足數，否則，將受到嚴懲。因此，“人民與官吏不共戴天，渴望獲得自由”（第38、39段）。雖然中國物產豐富，但“沒有貿易是不能維持的”，“外國人帶來的商品在該國很有需求”（第42、43段）。“廣東的所有船隻都在我所講的賊民手中”，但賊民“1個頂得上3個官兵”，“廣東人很弱小，沒有內地人強悍”，“人民如此受壓受驚，連說話都不敢”，“因此所有人都想造反，希望葡萄牙人來”（第44、45段）。他認爲“祇要派兩千人來”，輕而易舉，不必傷亡，便可奪取廣州，“因爲中國人看見葡萄牙人佔領被圍困的地方，一定會揭竿而起”，所以他建議葡兵從南頭取東莞，制順德，“切斷補給，再包圍廣州，船長便可隨心所欲招降”（第52、53段）。
加爾沃的信更是一開始便稱中國人弱小且毫無防衛，若有足夠人手來管理，可以佔領半個中國（第2段），然後坐地收租，再將“一半租金繳交國王陛下”（第14段）。他談到廣東的地理環境和戰略位置、人民的疾苦和葡萄牙應使用的戰術時，似乎勝券在握，要在“這個城市建立另一個印度公司，除開往印度和葡萄牙搬運金銀的船隻外，無須從葡萄牙帶任何東西來”（第38段）。
兩個囚犯尤其是維埃拉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認識算是全面客觀的，對廣東的地理、戰略位置和軍事佈防的深刻了解更令人稱奇，然而，大概由於在獄中時間大長且受到嚴酷的對待，從而高估了人民的疾苦和反抗意欲，低估了明朝的防衛和統治能力，異想天開炮製征服中國的計劃，令其中國觀的正確性大打折扣。其後儘管有關中國的消息不斷增加，但總整上仍低估中國的形勢。葡萄牙準確眞實中國觀的初步形成，還待16世紀中葉以後。
八、福建囚犯的見聞録
皮萊資使華失敗後，葡王唐·曼努埃爾又派出馬爾丁·阿豐索（Martim Affonso de Mello Coutinho）率船隊訪中國。船隊1522 年8月在屯門一帶爲中國官兵擊敗，船員受到嚴懲。此役後，“葡萄牙政府不僅放棄了在中國建立堡壘的計劃，還對處理在那個帝國的未來利益表示出致命的漠不關心”（17）。然而，由於與華貿易利潤驚人，不少葡商仍私下非法在廣東、福建、浙江沿海活動，直至1553年據居澳門。根據克魯茲神父在《中國概說》（Tractado dasCousas da Chinae de Ormuz）稱，違法移民外國的中國人依賴葡萄牙人來維持與華交通貿易，提供向導和協助。
有關葡萄牙在亞洲的活動及其對中國的認識，曾供職印度公司的編年史家巴洛斯在1552至1563年陸續出版的《亞洲年代》（Décadas da Aaia）、在印度渡過青少年時期的卡斯坦涅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約1500－1559）在1551至1554年間出版的《葡萄牙發現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sta da India pelos Portugueses）以及遍遊歐洲的外交家戈依斯（Damião de Góis，1502－1574）在其《唐·曼努埃爾王編年史》（Crónica do Felicíssimo ReiD．Manuel）都有所記載。然而，這三位作家都未到過中國，對華觀感多循間接途徑獲得。卡斯坦涅達稱收到過皮萊資的一本書，巴洛斯撰寫《亞洲年代》時，也承認參考過廣州囚犯的信函，而戈依斯則根本與亞洲沒有任何聯繫。祇有前述克魯茲1570年出版的《中國概說》，是踏足中國親身經歷後寫成的。
克魯茲的“記載是確實可靠的，他在走馬溪之役後，來過中國，曾與當時被中國俘獲後來釋放的葡人談過話。這些材料是從那些放回去的被俘人員口中得來的，是葡萄牙海盜商人的自供”（18）。
事實上，克魯茲在其著作前言承認“讀了一份由一個在中國內地遊歷過的被俘貴族所寫的稿子”，而在第八章，指出此人乃葡商加利奧特·佩雷拉（Galiote Pereira）（19）。加利奧特與同期的其他葡萄牙人一樣，爲王室而戰的同時，也爲自己謀取商業利益。1548 年，他隨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自馬六甲前往暹羅，再到中國沿海貿易。迪奧戈次年折返，由於未售完所攜貨物，加利奧特與其他30位船員留下來繼續非法貿易，卒爲浙閩海防總兵朱紈所俘。朱紈在其《甓余雜集》卷四《六報閩海捷音事》也紀述其詳，並提到“一名二王，審名兀亮别咧”，即Galiote Perreira（20）。
一批被俘葡人不久被處決。由於朱紈“擅自行誅，誠如御史所劾”，繼而“被逮自殺”（《明史·佛郎機傳》），加利奧特得以幸免，被放遂至廣西，然後再由其他葡商救出，並將其在華多年的經歷撰寫成一篇《中國見聞录》（21），得以流傳於世。
《中國見聞録》雖未及時在葡萄牙印刷，原文到1953年才由博克塞在《耶穌會歷史檔案》第22期首次發表，但在當時流傳甚廣，對前述幾個史學家都曾產生影響，並於1561年到達耶穌會手中，被抄送羅馬教廷。有關抄本，至今仍存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由於意大利文簡本和英文版分别在1565和1577年出版，《中國見聞録》在歐洲造成一定的影響。不過，爲克魯茲《中國概說》所參考引用，對葡萄牙中國觀的形成幫助最大（22）。
《中國見聞録》共81段，約30頁（23），對中華帝國的人口、疆土、行政、司法和風土人情都有生動細致的介紹。作者首先用13個短段介紹了13個省，然後講述他熟悉的福建見聞，“看見這些東西（城鎮、道路），便會認爲世界上沒有比中國人更好的建設者”（第17段）。“這塊土地居民很多，因此也利用得很好，沒有一寸土地是無人耕種的”，“城市也甚爲乾淨”（第18段），但中國人“狗、貓、蛙、鼠、蛇”無所不吃（第19段）。
加利奧特可能在獄中得到寬待又死裡逃生，花費大量篇幅（第36－52段）對明朝的司法制度作了詳盡介紹，“以便讓人了解到土著人（當時葡人對所有非基督徒的稱呼）優勝於我們基督徒的地方，令我們更能唯眞唯法”（第36段），讚美之詞，溢於言表。由於他曾親身經歷，對明朝法律、刑罰也甚是了解，通奸罪要“捉奸在床”，且得由丈夫提出指控（第45段），甚至連買通獄卒來減輕牢獄之苦這些細節都知道（第49段）。
加利奧特對中國社會的讚美不止於此。“所有城市都有醫院，醫院裡總是人潮不斷。那麼長時間裡，我們沒有看見一個沿門討飯的乞丐”（第60段）。他談到上層社會的生活和禮儀時，也稱“lutea”（御史?）（24）待人接物“如此完美無缺，遠勝所有土著和摩爾人，對我們也無甚羨慕”（第30段）。葡人如此仰慕“土著”文明，在那時是鮮見的。不過，加利奧特雖然對中國人的口頭禪“天曉得（Tien jantee）”、“阿彌陀佛（homithofon）”朗朗上口，知道中國人“還稱這個世界的人如果做好事，上天便給他許多福祿，若做壞事，便得到疾病、麻煩、貧困（等報應）”，但對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仍估計不足，認爲“祇費少許氣力，短時間便可將這塊土地皈依（天主教）”（第33、34段）。
很明顯，《中國見聞録》是16世紀葡萄牙中國觀的轉折點，對China的認識無疑前進了一大步：“我們稱這塊土地爲China，其人民爲Chins。由於被囚於此地的那麼長時間裡都未從本地人口中聽過這個詞兒，乃決定去查詢一下到底怎麼稱呼。問過幾次，皆不明白Chins這個名稱。於是，我向他們解釋說，葡萄牙的名字取自其最古老的一個城市，其他國家也是這樣起名的。在印度，大家都叫他們Chins，這到底是怎麼來的，是否有個城市叫China。我得到的答覆是沒有這個名字，從來都未有過。……告訴我以前這塊土地有許多國王，但現在祇有一個，唯那些王國仍保持原名，祇不過變成我前述的省了。如是，這塊土地叫大明（Tamen），人民叫做大明人（Tamenjis）”（第56段）。
九、克魯茲《中國概說》
克魯茲曾於1556年到過廣州一段時間，是首位進入中國大陸的葡萄牙傳教士，《中國概說》也被稱爲“第一部在歐洲出版的有關中國的專著”（25）。該書除開講述在華的傳教活動和葡人來華貿易情況外，主要對中國的地理、歷史作出生動的描寫。作者不僅簡要總結了當時葡萄牙人得到的有關中華帝國的情況，同時對中國事物的偉大表現出驚奇和崇拜的心情：“中國人口衆多，疆土遼闊，治安和管理都一流。物產豐富，不僅黃金、寶石等貴重物品很多，主要用來滿足人民需要的農在和物質也甚豐盛”（26）。這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葡萄牙中國觀的根本轉變，因爲同一時期的大部分葡萄牙文獻都表示對中國的仰慕，與初期聲稱數百兵員便可征服半個中國的心態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概說》共29章，全部專門講述中國的事物，祇在文末附录一篇《霍爾木茲市建立及其國王的編年史》。作者在進入主題前《告讀者》，“不要期望我行文流暢、言詞優雅，你們祇能滿足於本人在簡樸的敘述中的忠實……首先，本人將總體介紹中國，其人民和土地；接着，詳介王國及其省份；之後講述樓宇建築和船隻；土地的利用和人民的職業；男女的服飾及其風俗習慣。然後，大幅講解這塊土地的法律和管理，最後才談該國的宗教信仰和崇拜以及我所看到的傳教手段和阻礙”（27）。克魯茲在第一章就說明赴華目的是傳教，當然不會忘記他的使命。
克魯茲對明代中國認識極之全面深刻，沿襲加利奧特“大明”和“大明人”的說法時，還解釋說“很早以前，有人在一個叫做交趾支那（CauChim China）的王國海岸一帶航行，並在那兒做生意、進行補給，稍事休整再前往中國。該王國似中國人那樣生活，並臣服於中國”，滿刺加、暹羅、阇婆王國的人都“很中國化”。“但中國國王看到其王國越來越大，擔心屬民還會臣服其他土地來擴展，乃頒佈諭旨，令人民不得出海，否則，將處死刑，從而使人民安居國內。至今，諭旨還有效”（28）。
雖然克魯茲與同期的葡萄牙人一樣，錯誤地認爲中國與德國交界，但對中國周邊國家的認識仍基本清晰。他們“儘管言語不一，但與中國人的文字相同，之間通過文字而非言語來溝通。這似乎對誰都不算過份，因爲在中國境內言語的差異也很大，中國人之間都言語不通，祇能靠文字來溝通”（29）。
他簡述中國省市劃分後，重點談到廣州。廣州並不算“中國最尊貴的城市之一”，但“四周城牆高大堅固，起得很好，似新的一樣。據中國人說，城牆已有1800年的歷史”。城市有多個大門，“每個城門都有一位受人敬重的軍官，率若干士兵日夜不停地把守”（30）。
“由於這塊土地上木材和鐵都既多又便宜，船隻不計其數”，在廣州周圍，滿載“布匹、絲綢、糧食和其他貨物”出出入入，“顯示出其富貴豐足”。“所有這些物資或輸往內地，或從內地運來，不必從國外進口，也不出口到外國。葡萄牙人和暹羅人帶來的東西，與這塊應有盡有的土地上的交易量相比根本微不足道……”中國人口衆多，土地肥沃，物產也豐盛。雖然也有窮人，“但這些窮人並不像葡萄牙的窮人那樣貧困和受到虐待”，“如果看見有乞丐向葡人討乞而葡人又向他施予，大家都會取笑他”（31）。
克魯茲對中國的工匠和工藝品很欣賞，讚中國的“秤”很準，但“商人一般都奸詐騙人，盡可能在貨物上摻水摻沙，以欺騙買辦，因爲已習慣此道，他們這樣做並不覺得內疚”。作者似乎也享受中國的美食，還稱中國人的面包做得很好，“是跟葡萄牙人學的”（32）。
克魯茲認爲中國男女的服飾很漂亮，女人“除開沿海和山區的外，也美麗溫柔，五官端正”，不過，“男人一般都醜怪，眼睛小，臉部和鼻子凸顯，且不修鬚鬢”。中國人認爲女人裹腳才性感，一般來說，男人祇有一個老婆，不過，“要是能夠負擔，要多少個都可以，但有一個是主要的”。“如果女人通奸受到丈夫指控，她和奸夫都要處死。若丈夫同意其妻子通奸，也將受到嚴懲”（33）。
克魯茲談中國行政司法制度時，花了相當篇幅來解釋官制、“御史”的科舉制度及其升遷方法，認爲中國獨一無二的行政司法組織嚴密有序，官員也盡忠守職，因故國王能明察秋毫，“對國內發生的大小事情無所不知”，所有外國來朝使節，均得到“國王很多禮物和祝福”（34）。克魯茲對中國司法制度的公正性的讚賞，在講述處理爲朱紈所俘葡商的過程時也有所體現。若非法律公正嚴明，皇帝又明察秋毫，包括加利奧特在內的一批葡商便難以死裡逃生，而他寫《中國概說》時也可能少了一份可資參考的素材。他足足用了4章（第23－26章）來解說葡人來華貿易和審判葡商的過程，對明朝海禁政策、地方官員執行政策時兩種態度以及葡人貿易狀況記載甚詳，這對其時居澳葡人採取與華商貿交往策略應有助益。葡萄牙人的中國觀，也不再停留於耳聞目睹的物質層次，開始走向更高層的思想認知。
《中國概說》1570年初版時，印刷商佈戈斯（André de Burgos）在出版說明中向國王獻詞道，“臣之所以決定印制這部《概說》，乃因爲知道陛下熱衷於此（反映眞實的作品），希望看到新奇的事物，尤其是中國風情……”目前所知的初版善本寥寥無幾，其後也祇在1829和1937年重印過兩次，流傳不廣，然而，該書在歐洲的間接影響卻很大，原因是成爲另外兩部著作的藍本—其一是西班牙奧古斯丁會士門多薩（Juan Gonçales de Mendoza）1585年在羅馬刊行的《中華帝國風物誌》（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ritos y costumbres de1 Gran Reynode China）。至16世紀末，《中華帝國風物誌》已以多種歐洲語言發行40版，門多薩也由於這部書風行一時、影響深遠而被尊爲漢學的始祖。其二便是平托（約1510 至1583年）的《遠遊記》。《遠遊記》是葡萄牙遊記文學的代表作，被喻爲另一部《馬可波羅遊記》。作者以虛實結合的手法將中國描繪成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國家，令歐洲人難以置信，平托也被人叫做“吹牛大王”。由於篇幅所限，且《遠遊記》初版在1614年才面世，我們將另文介紹。
十、有關中國的一篇論文
耶穌會成立後不久，於1542年到達果阿建立在東方的傳教基地。1567年，澳門教區也正式設立。爲了傳教需要，傳教士利用兩個基地想方設法搜集東方各國的歷史、地理、文化、政治情報，耶穌會也定期向羅馬呈送報告，匯報有關情況和傳教活動。在聖·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神父的主理下，日本的傳教事業發展迅速。1579年到達日本的耶穌會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神父有意組織一批日本新教徒往歐洲訪問。訪問團於1582年出發，經果阿到里斯本、馬德里和羅馬，於1587年返回。應范禮安神父的請求，訪問團從葡萄牙帶回一部活字印刷機，在1588年7月運到澳門。同年，便出版了澳門的第一部著作——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Adolescentiaeque Perfugium（《基督兒童教育》）。兩年後即1590年，刊行了一篇拉丁文的對話録——De Missione Legatorum Iaponensium ad Romanam Curiam（《關於日本使節朝拜羅馬教廷的對話》），講述日本教徒的歐洲之旅，同時描寫所經過亞洲和歐洲地區的情況。在某種意義上，“這篇《對話》是16世紀末海外耶穌會士所掌握的地理學和人類學知識的簡明百科。有趣的是，作品處理歐洲時採用東方的角度，而處理亞洲一些地區（如中國）時則用西方的觀點。據可信資料，原著由范禮安神父本人以西班牙文撰寫，然後由當時的澳門耶穌學院院長孟三德（Duarte Sande）神父譯爲拉丁文”（35）。
耶穌會利用葡萄牙開辟的航道來到東方，且在葡萄牙提供的物質協助下進行傳教，雖然范禮安神父爲意大利人，但《對話》在澳門出版且由孟三德神父譯爲拉丁文，而拉丁文本又於1592年落到英國人手中，有關中國部份7年後被譯成英文出版得以傳頌於世，促進歐洲中國觀的形成，因此，葡萄牙人應有一份功勞。本文亦以此作爲探討16世紀葡萄牙中國觀的結束。
英譯本標題爲An Excellente Treatise of the Kingdome of China，and of the estate and government thereof，我們姑且將之譯成《有關中國的一篇論文》（下稱《論文》）。這篇《論文》對哲學、科舉制度等方面有詳細的描述，是其時耶穌會士對明朝中國的最新認識，可以說，“《論文》集結了葡萄牙人半個多世紀以來有關中國情況的積累。葡萄牙人到達東方頭15年在印度和馬六甲收集的口頭情報並不完全眞實，是第一階段的特點；16世紀中，開始了另一個具有批判性的中國理想化階段，其完美的代表作便是克魯茲的《中國概說》”；而《論文》則顯示出“耶穌會試圖在歐洲知識界建立一個更眞實和準確的中國觀”（36）。
《論文》共30頁，以3人對話的形式“整理從目前居住在中國的耶穌會神父那兒收到的衆多不同情報”（37）。對話中，對中國的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城鎮建設良好、政府管理完善等仍大爲讚賞。不過，也看到存在的問題，指出“葡萄牙人中有關中國從未受到戰爭、飢餓和瘟疫等三大令人悲傷的天災人禍的侵擾的觀念”是“普遍但不確的，據十分可信的史書記載，中國也曾發生可怕的內戰，時至今日，一些省份還受到瘟疫、傳染病和飢餓的侵襲”（38）。這時利瑪竇等已在廣東一帶傳播天主教義，不時向澳門教友報告中國的現實情況，無疑，西人對中國的認識已更加正確、理性和接近現實，理想化的色彩逐漸淡化。
1584至1588年間，首部葡中詞典——也是第一部中國、西方語言詞典問世。1594年，遠東第一所大學——聖保祿修院在澳門成立，致力培訓赴華傳教的神職人員。隨着大批受過嚴格職業培訓、尤其是語言能力培訓的傳教士從澳門這個大本營輸入中國，實地考察獲取第一手準確情報，葡萄牙的中國觀有了質的飛躍。雖然在1641年馬六甲爲荷蘭人所佔後，葡萄牙的海上霸權走向衰落，但是，葡萄牙人已完成歷史使命，利用澳門這個基地將中國研究的接力棒成功交到耶穌會士及後來崛起的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手中，讓理想和知識兼備的傳教士去開創中國學職業化、專業化的新時代。16世紀末的中國觀雖未完全形成，葡萄牙仍不相信利瑪竇神父所講契丹就是中國的說法，派遣鄂本篤（Bento de Goes）由印度經陸路往西藏、甘肅，繼續尋找契丹，但以他們爲代表的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已經日漸深入，歐洲的“中國風”也隨之興起，且愈吹愈熾，而歐洲人本身都認爲在許多領域皆優勝於他們的天朝帝國的世界觀卻停滯不前，天朝臣民仍坐井觀天，悠然自得，直到200多年後在鴉片戰爭的炮聲中才猛醒。
歷史眞是捉弄人。不過，歷史是人寫的。
注譯
①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第2－4頁，學林出版社，上海，1991年。
②Colin 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p．15，Oxford University Press，Hong Kong，1989．
③張維華主編《中國古代對外關係史》，第36頁，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3 年。
④轉引自忻劍飛書第64頁
⑤耿昇、何高濟譯《柏朗嘉賓蒙古行記、魯布魯克東行記》，第129頁，中華書局，北京，1985年。
⑥忻劍飛前引書第76頁。
⑦Eduardo Brazão，Em Demanda do Cataio（《尋找契丹》），p．11，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89。
⑧查·愛·諾埃爾《葡萄牙史》第46頁，商務印書館，香港，1979年。
⑨Rui Manuel Loureiro，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廣州囚徒的信函》），p．10，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92。
⑩忻劍飛書第32頁。
（11）《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文化交流》第29頁，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1994年。
（12）轉引自Loureiro書第11頁。
（13）譯文引自姚楠、錢江譯、張天澤著《中葡早期通商史》第36頁，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年。
（14）前引《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文化交流》第77頁。
（15）Armando Cortesão，A 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皮萊資《東方誌》）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p．364，Acta Universitatis Conimbrigensis，Coimbra，1978。
（16）信函如何託人帶出監獄，已無從稽考，祇知最早由英國東方學家霍格遜（Donald Ferguson）於1900年在巴黎王家檔案館發現抄本。葡萄牙東坡國
立檔案館所存殘缺不全的原本，亦於數年後找到。
（17）Montalto de Jesus，Macau Histórico（《歷史上的澳門》），p．29，Livrosdo Oriente，Macau，1990。
（18）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40頁，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1984年。
（19）Frei Gaspar da Cruz，Tractado das Cousas da China e de Ormuz，p．XIV，47，Portucalense Editora，Barcelos，1937。
（20）詳見戴裔煊前引書第43－47頁。
（21）Galiote Pereira，Algumas Cousas Sabidas da China（《中國見聞録》），com introdução，modernização do texto e notas de Rui Manuel Loureiro，Comissão Naciona1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Lisboa，1992。
（22）見前引Pereira書中Loureiro的評介，第10、11頁。
（23）前引Loureiro評介本連注釋、插圖共42頁。
（24）戴裔煊前引書中第44頁指“老爺”，爲“葡人譯福建語高官的尊稱”，從加利奧特文中的大篇幅介紹看，更似“御史”。《中國概說》中的拼法爲Louthia。
（25）Rui Manuel Loureiro，Um Tratado sobre o Reino da China（《有關中國的一篇論文》），p．23，Instituto Culturalde Macau，1992。
（26）Frei Gaspar da Cruz前引書第XIII頁。
（27）同上第XV頁。
（28）同上第6－8頁。
（29）同上第12、14、29頁。
（30）同上第30、37頁。
（31）同上第48、49、52、55頁。
（32）同上第66、67頁。
（33）同上第82、73、83、94頁。
（34）同上第119、121頁。
（35）同注25，《有關中國的一篇論文》第17、18頁。
（36）同上第22、23頁。
（37）同上第33頁。
（38）同上第39頁。
（1996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