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早期對漢學的貢獻
——兼介紹曾德昭神父《大中華帝國誌》

　　13世紀初成吉思汗進行的大規模侵略性遠征，使中國與歐洲的交通暢行無阻，中國文化也因而不必完全經過阿拉伯人的中介傳入歐洲。與此同時，大批外國商人和旅行家來到中國，連羅馬教廷亦對向中國派遣傳教士產生濃厚興趣。
　　自1245年基督教士柏朗嘉賓（Plano Garpini）出使蒙古，到13 世紀末《馬可波羅遊記》的問世，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大大增加。然而，西方中國觀的眞正形成，卻是葡萄牙人發現新航路之後的事。尤其是1540年耶穌會誕生後，透過熾熱的傳教活動，將中西文化交流融匯帶進一個全新的時代。
　　利瑪竇是耶穌會的代表人物，《利瑪竇中國札記》也是他自稱當時“唯一合情合理”反映中國政治社會現實的著作。利瑪竇乘葡萄牙船隻東來，經澳門往中國內地傳教，但他畢竟是意大利人。現代人談論漢學時，也多提到西班牙籍奧斯定會士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而首次將China（中國）一詞傳入歐洲的葡萄牙對早期漢學的貢獻，卻鮮有人提及。
　　事實上，門多薩之前，葡萄牙人克魯茲（Gaspar da Cruz）曾著有《中國概說》，平托也有《旅行記》問世。甚至有學者認爲，門多薩《中華帝國風物誌》便是在克魯茲《中國概說》和平托《旅行記》的基礎上撰成。利瑪竇之後，更有曾德昭的《大中華帝國誌》。所以，葡萄牙人對早期漢學的貢獻是不應忽視的。
　　基於此，教育暨青年司和澳門基金會去年底藉聖保祿學院四百周年紀念之際，重版曾德昭的《大中華帝國誌》葡文本。
　　曾德昭1585年生於葡萄牙東南部的尼薩（Niza），17歲加入耶穌會，23歲時前往果阿進修神學，於1613年被派遣到中國傳教。先定居南京，取中文名“謝務祿”，三年後與王豊肅一起被驅逐至澳門。1620年，改名“曾德昭”得以再次進入中國，先後居浙江杭州、嘉定和上海，在華凡22年，1658年卒於中國，終年73歲。
　　曾德昭在華傳教期間，雖飽經蒼桑挫折，但始終保持對中國文化的仰慕。他曾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首次譯成西方文字，轟動一時。1637年完成的《大中華帝國誌》，五年後以西班牙文出版後，陸續被譯成意大利語（1643年）、法語（1645年）、英語（1665）和荷蘭語（1670年），更令他在歐洲聲名大噪。
　　奇怪的是，葡文原著一直未見出版，祇在1731年有一個簡本面世。曾德昭的手稿，也不知所蹤。新刊版本，是澳門漢學家高美士1956年從意大利文回譯的葡文本的重印。
　　《大中華帝國誌》共416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爲中國概況，凡31章，對中國地理區劃、人民、語言、文化、教育、科技、軍事、政治、法律、宗教以及衣食住行、紅白喜事等風俗習慣，介紹詳盡系統。第二部分共13章，主要描述了聖方濟各教會在華的傳教活動，對自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利瑪竇開始的在華傳教事業作出生動全面的記述。
　　談到傳教，當然離不開澳門。雖然《大中華帝國誌》描寫澳門的篇幅不多，但在第二部分對1622年荷蘭人攻澳經過有所描述，並對澳門作出這樣的描寫（第293頁）：
　　“城市並不大，大約有900－1000葡萄牙人，但都很富有華貴。有許多華裔基督徒，依葡式穿著生活。循傳統方式生活的本地華人，在城中從事各類職業，有開店鋪的，有經營估衣的，還有其他商人，人數達五、六千人。”
　　他還寫道，澳門有一個王家大法官，負責所有的生意和財政。往日本商船的收入，每年向葡萄牙王室繳納10％，相當於數以萬計士姑度。1635年，收入達11萬4千兩。“兩”的價值，高於士姑度。而城市每年的支出，約爲4萬士姑度。廣州交易會進口貨物亦要交納6％至7％的稅，稅收達4－5萬士姑度。而往日本船隊所攜帶的禮品也有2萬至2萬5千士姑度，仁慈堂每年花費爲8000－9000士姑度。此外，曾德昭還談及澳門的醫院、神學院和教堂等，但都是圍繞傳教這一主題而展開的。
　　伴隨着航海大發現，葡萄牙人爲西方傳教士東來提供了方便交通和物質基礎，特别是果阿和澳門兩個基地，爲耶穌會進入中國輸送了關鍵的人力物力。葡萄牙傳教士也有不少爲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可惜的是，他們的業績和著作也像曾德昭的《大中華帝國誌》一樣，在歷史的長河中淹沒無聞，令人感嘆。
　　（199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