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澳門實録
——介紹《戰時我在澳門的日子》

　　歷史學家文德泉神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便在當時主編的《教區簡報》（Boletim Eclesiástico）向澳門教會的神父發出呼籲，希望他們將戰時的所見所聞記録下來，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他不無遺憾地說，在香港，已出版多本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經歷的書籍甚至博士論文，唯澳門尚未有一部似樣的專著。
　　幸好，當時出任港務局長的施利華（António de Andrade e　Silva）留下一本尚未完成的紀實小說體著作——《戰時我在澳門的日子》（Eu Estive em Macau durante a Guerra），於1991年由澳門文化學會和海事博物館聯合出版，爲後來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這並非一本歷史專著。作者在1946年寫下的“卷首語”即指出，如果讀者“期望尋找到歷史記述，最好合上書卷，要求出版商退回書款”。因為戰時澳門發生的許多事情尚待挖掘透露，有些資料甚至處於保密狀態。但他強調，雖然書中部分章節好似講故事，所列事實卻完全眞實，毫無虛構。
　　書中的主角塞格拉（Afonso Sequeira）醫生與許多殖民地官員一樣，通過朋友介紹找到一份來澳工作的差事。他剛擺脫佛得角的惡劣環境，希望在澳門的生活可以有所改善。然而，從香港到澳門途中，一位同胞便給他潑了一盆冷水，請他不要期望太高，這個祇有15．5平方公里的遠東“殖民地”條件並不那麼好。他所乘坐的渡輪也證實了同胞所言：船艙佈滿鐵網防海盜侵襲，令他納悶感嘆，葡萄牙人不是四百年前已將海盜趕盡殺絕了嗎?
　　塞格拉抵澳後，被委任爲衛生中心的主任。澳門衛生條件甚差，垃圾到處都是，蚊蟲滋生，隨着大陸難民的不斷湧入，人口急增，生活環境更爲惡劣。但另一方面，不久成爲亞太唯一非戰區的澳門由於進出口貿易的繁盛，一部分人快速地積累了不少財富，過着紙醉金迷的日子。
　　至1941年冬，貿易每況愈下。在日本人的壓力下，禁止中國船隻出海，利潤豐厚的出口生意幾乎完全停止。即使是糧食進口，也祇能通過來往香港和廣州的正常航班運輸，或在日寇強征重稅後經關閘輸入。兩艘僞裝成娛樂船的日本機動艇，日夜監視着澳門港口的動靜。
　　雖然葡萄牙当局採取容忍克制的外交政策，沒有失掉面子，但一批漢奸在日軍安排下滲入警察部隊，爲日本人收集提供情報，有些甚至混入其他政府部門。因此，“儘管治安警察有很多歐洲人，但多數華人對它並不信任”。有限的防御能力，更令人憂心忡忡。這時，他那位同胞又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日本人欲征服澳門，無須放一槍一炮。祇要封鎖澳門，幾天、最多幾個星期後，我們便會因飢餓而乖乖投降……”
　　書中講到不少華人風俗，尤其是歐洲人看中醫的一些趣事，也談到難民的苦狀和殖民地官員的百態，但更令人感興趣的是澳葡当局對日本人的一些對策。
　　香港淪陷後，日本對澳進行更嚴密的封鎖，連葡萄牙船隻也不得出入。“原因之一，是日本人不想間諜知道日軍的調動情況”。隨着日軍的南下，澳門武裝部隊嚴陣以待，以防日軍從關閘侵入。而所有生活必需品都盤點入倉，由政府統一處置分配。澳門居民的神經也緊張至極點，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起騷亂!
　　在倫敦，盛傳澳門淪陷的消息，而事實上，是荷蘭和澳大利亞的軍隊侵佔了東帝汶，趕走那兒的日軍。然而，澳門當局並未放下心頭大石，更加擔心日本人藉此佔據澳門作爲報復。日本人雖然沒有採取行動，但進一步加強了對澳門的控制，連漁船上的防衛裝置也被迫拆卸，且不得再出海。
　　日本人由於在東亞戰場的節節勝利，對澳門當局也放肆起來，不再照顧葡萄牙人的面子。全副武裝的日軍胡作非爲，甚至在港務局門口緝捕本地船隻，而澳門水警卻不能開槍。政府兩艘挖泥船，也被強征到海南島一個日軍基地作業，澳葡政府雖多次拖延交船，但最終仍須屈從日本人的壓力，令葡人尊嚴盡失。
　　文德泉神父早前在本澳葡報載文，稱抗日戰爭時澳門在貧困交加下出現“人吃人”的現象。這則“吃人肉”的消息，被世界多家通訊社轉發，一時成爲大新聞。日本人出於實用價值沒有正式軍事侵佔澳門，但對澳門人造成的深重傷害和災難，卻是刻骨銘心、難以忘懷的。因此，在現有零散研究的基礎上，寫好抗日戰爭時期這段澳門史，是學術界的歷史重任。
　　（1995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