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史研究述評
一、早期中西文獻的記載
1.《明史·佛郎機傳》
16世紀新航路開通後,西人接踵來華,而有關“西人東來事跡,吾國史書,多述其事,然散出羣籍,檢尋未易。清初纂修《明史》,尤西堂(侗)任纂外國各傳,始採集前人所述,匯歸爲佛郎機、呂宋、和蘭、歐羅巴四傳(見《西堂餘集·明史外國傳》)。厥後萬季野(斯同)以布衣參史局,於西堂舊稿,重加釐定,損益頗多;且易歐羅巴爲意大里亞(現存萬季野史稿可參考)。王鴻緒《橫雲山人史稿》取季野之文,而稍點竄其文句,而於史實則無更易。張廷玉主修《明史》,復取王氏《史稿》而刪定之,遂成今本《明史》四傳,世之談歐亞交通史者,率即以此爲藍本焉。”①
前述“佛郎機”即葡萄牙,爲最早由新航路抵達中國的歐洲國家,並於1553年1557年間始得以據居澳門至今。關於早期中葡交往和澳門起源的中國文獻,並非始於尤西堂,明嘉靖四十三(1564)年龐尚鵬《區畫濠鏡保安海隅疏》便有較詳細的敘述:“……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陌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外環大海,乃蕃夷市舶交易之所……每年夏秋間,夷舶乘風而至,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又倍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篷棲息,殆舶出洋即撤去之。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夷衆殆萬人矣……”②
郭棐於萬歷三十(1602)年修撰的《廣東通誌》卷69《澳門》條也載稱“嘉靖三十二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時僅蓬纍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爲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爲舶藪矣。”
此說乃成後來史書之張本,並爲尤西堂所採用。尤西堂康熙年間刊本《西堂餘集·明史外國傳》再爲萬斯同康熙三十八(1699)年成書的《明史稿》所用,而《明史稿》又成爲張廷玉等撰《明史》的稿本,其後正史、野史乃至包括《澳門記略》在內的地方誌講到中葡之交和澳門時,雖文字版本略異,但溯其根源多沿襲《明史》之說,所以,當今澳門史研究者無不參閱《明史·佛郎機傳》。
成書於雍正十三(1735)年的官修《明史》,被公認爲體例齊整完備、史料價值較高,是二十四史中較成功和完善的一部史書。不過,雖然《明史》作者在史料選擇和史實考訂方面下過相當功夫,約2,500字的《佛郎機傳》錯漏之處仍然甚多。爲此,早年(1934年)著名中外關係史家張維華教授以溯源、輯補手法,參照張爕《東西洋考》、胡宗憲《籌海圖編》、嚴從簡《殊域周諮錄》、俞大猷《正氣堂集》、郭尚賓《郭給諫疏稿》、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黃佐《泰泉集》、何喬遠《名山藏》和《閩書》、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等民間筆記、文集以及《廣東新語》、《廣東通誌》、《香山縣誌》、《福建通誌》等地方誌凡近百種文獻加以考證,並比證西人史籍所載,勘誤校訂。澳門史學家戴裔煊教授也參考中外文獻,於70年代初對《明史·佛郎機傳》重新考核,作出補充或訂正③。
2.《澳門記略》
中國史籍文獻中,論及澳門的爲數不少,如魏源《海國圖誌》、郭棐《粵大記》、盧坤等《廣東海防匯覽》、梁廷柟《粵海關誌》、王之春《國朝柔遠記》、文慶等《籌辦夷務始末》、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等等,專述澳門的也有張甄陶《澳門圖說》、《澳門形勢論》、《制馭澳夷論》、薛韞《澳門記》、陸希言《澳門記》、蔡國楨《澳門公牘錄存》、鄭勉剛《澳門劃界錄》等,但影響最大的是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
《澳門記略》完稿於乾隆十六(1751)年,爲唯一的澳門地方誌,也是第一部較全面系統記述澳門地理、歷史、政治和社會的中文典籍,堪稱澳門史研究之始。全書共分兩卷三篇,上卷《形勢篇》寫澳門地理形勢、山海勝跡和潮汛風候,《官守篇》記澳門歷史沿革,即葡萄牙佔據澳門經過和明清設官管理情況;下卷《澳蕃篇》記蕃夷體貌服飾、起居習俗、物產技藝和語言文字等。作者印光任、張汝霖先後出任澳門同知,對當時澳門社會現實有親身感受和深刻認識,且撰寫書稿時“爰歷海島、訪民蕃、搜卷帙,就所見聞者記之,翼萬一補志乘之缺”(後序),實地考察與文獻資料並重,因此《澳門記略》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澳門記略》刊本有多種,近年趙春晨教授曾加以校點,版本較可取④。日文版19世紀初已問世,1950年葡萄牙漢學家高美士(Luis G.Gomes)將原著譯成葡文出版,惜謬誤之處甚多。概言之,《澳門記略》雖然對西方史地政法的認知模糊,對澳門葡人的行政組織和習俗的了解也很不足,具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性,但作爲第一部澳門專著,且衆多有關澳門的古籍中仍無出其右者,其研究參考價值不能低⑤。
3.葡萄牙及其他西方文獻史料
談及澳門的最早葡萄牙文獻,應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1555年11月20日致果阿耶穌會長的一封信,“今天我自浪白滘往前6里格(1egua,每里格約5公里)抵達我們所在的澳門港,碰見自廣州來到的巴萊多(Belchior Nunes Barreto)神父。”但這封從澳門發出的信全部講述如何自印度到達澳門的過程,對澳門就此一提而過,其意義僅在於證明平托眞正到過中國,他後來的《遠遊記》(Peregrinaçao)並非“吹牛說謊”的傑作。平托1614年出版的遺作《遠遊記》第221章稱,“第二天早上,我們自上川島出發,大陽落山時抵達往北6里格的另一個島,該島名爲浪白滘,其時葡人與華人在島上做生意,直至1557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給了我們進行貿易。澳門從前是個荒島,我們的商人興建價值三、四千克魯扎多(Cruzado,古時葡萄牙金幣)的房屋把她變成一個高貴的居民點,且已有一間主教堂,教堂不僅有神父,還有來祈禱的人,此外,居民點尚有兵頭、王室法官和司法官員。大家是如此的自信和安定,猶如自己的城鎮那般愛護她,好似她就座落在葡萄牙最安全的一個地方。”⑥這是葡文獻記載澳門之始,也是平托筆下澳門的全部。
關於早期中葡關係和澳門的情況,西方傳教士如利瑪竇(Mateu Ricci)、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曾德昭(Alvaro Semedo)、利類思(Louis Buglio)、竺赫德(Jean B.du Halde)等在描述中華帝國時都有論及,更早的葡萄牙傳教士如特謝拉(Manuel Teixeira)等在其信札報告中也談到不少澳門的事情,但在17世紀,記載最爲詳盡的有6位作者,均被博克塞(C.R.Boxer)收入其《復國時期的澳門》⑦。其一爲曾出任印度編年史家和檔案館長的菩卡羅(António Bocarro)。他在1635年撰寫的《東印度政府所有要塞、城鎮圖集》(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Cidades e Povoaçõesdo Estado da India Orienta1),便是其中描述澳門的最早最完整的一份文獻。該圖集不僅繪製詳介了澳門的幾個重要炮台,還簡述了澳門的地理、歷史、稅收和社會情況,並在最後講解了中國的城鎮、稅收和防衛。其二是1637年7月5日隨威德爾(John Weddell)船長到澳門遊覽的英國人孟迪(Peter Mundy)。他的遊記形式較爲鬆散,內容也不甚準確,有的是日記式的,但是,對澳門風俗民情描寫得很是生動,人情味十足。介乎菩卡羅編年史和孟迪遊記文體之間的另一份重要文獻,爲意大利人達瓦羅(Marco d'Avalo)約1638年間所寫的《澳門記》(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Macao)。這篇收入《達瓦羅遊記》的文章雖然祇有8頁,但對澳門的地理、佈防、近期歷史、與廣州及其他地區的商貿情況的描述清楚明了,且文字甚爲流暢,史料價值很高。此外,費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1643年受命赴澳宣佈葡萄牙復國消息後向國王所寫的報告、門納澤斯(D.Luis Meneses)在其著名《葡萄牙復國史》中有關澳門的一章以及曾出任澳門主教的卡爾丁(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所寫有關同一事件的《備忘錄》,也是了解當時澳門葡人社會狀況不可缺少的資料。
博克塞1938年在澳門出版的《澳門在明朝覆亡中的角色》(Papel de Macau na Quedada Célebre Dinastia Ming)一書中收入一篇成文於1648年但佚名的耶穌會士報告和兩封澳門總督寫給印度總督的信函。這些文獻具體講述了南明覆亡前明永歷太后、皇后受洗天主教和南明王要求澳門葡人遣炮協助抗清覆明的過程。葡人雖然提供人員、金錢、槍炮協助,但大勢所趨,前功盡棄,滿清已立。幸而,澳門並未因此受到勝利者的報復或懲罰。
進入18世紀,有關澳門的記載更趨細微,數量也大爲增加。索薩(Francisco de Sousa)神父1710年發表的《果阿省耶穌會士所征服的東方》(Oriente Conquistado a Jesus Cristo pel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da Província de Goa)中,詳述了澳門葡人1582年赴肇慶賄賂兩廣總督陳瑞以保居澳安身立命的整個過程,對澳門社會也有總體介紹。1745年多明我修士耶穌斯·瑪麗婭(José de Jesus Maria)在澳門撰寫的《中國和日本的亞洲》(Asia Sínica e Japónica),更搜集了許多後來流失了的市議會檔案,並有整整五編講述澳門。他談到澳門的衰落和頹廢現狀時,慨嘆不已之情,溢於言表。然而,澳門是一個被遺忘的地方,此一敗象,直至1783年才眞正爲葡萄牙王室所關注。國務大臣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同年4月4日在發給印度總督的指示中,對澳門議事會自把自爲的不善管理作出猛烈抨擊,對居澳葡人對清政府的恭順臣服表示不滿,並頒令加強代表王室的總督的權力,澳門葡人政治行政組織從此開始染上殖民色彩。
卡斯特羅此一包羅甚廣的指示連同他前一年由被委任爲北京主教的湯士選(D.Frei Alexandre de Govea)神父帶給印度總督的信,以及印度總督給湯士選的指示及其向葡印檢察長徵詢在澳門實施《王室制誥》(Providências Régias)的信,是研究18世紀澳門政治史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獻。這些文獻和許多其他有關澳門的文件信函,都收入1943年在里斯本出版的《給北京主教的指示和澳門史的其他文獻》一書中,該書1988年由澳門文化學會重印⑧。
二、澳門史研究的回顧
我們將18世紀中下葉的《澳門記略》稱爲澳門史研究之始,乃因爲它是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統論述澳門的中文古典專著。但一般認爲,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1832年和1836年分别在澳門和波士頓出版的《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史綱》(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才是第一部眞正的澳門史⑨。一部是中文的,一部是英文的,爭論哪一部爲澳門史研究的發端意義不大。祇不過龍思泰以英文寫作,在西方史學界影響較大。值得注意的是,後來成爲中葡關係主導和中心的所謂“澳門問題”,乃是18世紀末才產生的。
如果說,葡萄牙國王在1752年向中國遣使桑伯伊奧(Francisco de Sampaio),祇是一種友好的表示,那麼,國務大臣卡斯特羅1783年委派湯士選出任北京主教,進入滿清宮廷,則有更深遠的目的——不僅爲了朝中有人好辦事,更希望湯士選可以探查清楚中國皇帝究竟給了葡萄牙甚麼優惠以及澳門的法律地位如何⑩。換言之,葡萄牙除以強硬的總督奪取一向對清政府恭順臣服的澳門議事會的權力外,已意識到澳門這塊土地的所有權問題,開始尋找據居澳門法律依據。
葡萄牙人因協助趕走海盜而獲中國皇帝賜予澳門作爲酬賞之說,在17世紀中曾德昭的《大中華帝國誌》裡有所提及,且當時大多傳教士對此也深信不疑。竺赫德1735年在巴黎出版《中華帝國誌》後,此一版本更廣爲流傳。但至18世紀末,尤其在鴉片戰爭前後,英國人開始懷疑其眞實性和合法性,令葡萄牙感到不安,里斯本當局遂着手整理歷史檔案文獻,試圖找尋具說服力的論據。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清王朝一如既往,直到鴉片戰爭後亦未改變對澳門主權治權的立場。
龍思泰《葡萄牙在華居留地史綱》因應了19世紀西方殖民者爲向華擴張勢力而急於了解中國情況的需要,但他以確鑿史實直截了當地否定了葡萄牙的澳門主權說,也使得葡萄牙政府處於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1835年,安德拉德(José Inácio de Andrade)撰寫了一篇《關於擊敗中國海盜和英國人登陸澳門及其撤退的備忘錄》(Memória sobre a Destruiçao das Piratas da Chinaeo Desembarque dos Ingleses na Cidadede Macau e Sua Retirada),爲葡萄牙人打敗難以考證的海盜首領張實西(cam-pau-sai)或時空倒錯的張保仔樹碑立傳,掩世人耳目之心,昭然若揭。葡外交部更責令駐法國大使聖塔倫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深入研究葡人居澳權利問題,其結果是《關於葡萄牙人居留澳門的備忘錄》(Memória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於1852年在巴黎問世(11)。一場圍繞澳門主權問題的論戰,從此在史學界掀起,成爲百多年來澳門史研究的主線和焦點。時至今日,儘管《中葡聯合聲明》已對澳門歷史和前途問題一錘定音,但學術界的討論仍未完全拉上帷幕。尤其是關於澳門的起源,本地教學界在編寫歷史教材時還未有定論。
聖塔倫子爵的《備忘錄》並未找到葡萄牙擁有澳門主權的可信證據和合理解釋,祇建議組織人力物力繼續整理翻譯有關澳門的史料。1862年,葡萄牙首次試圖與中國就澳門地位問題簽訂協議,令這一工作得到重視,由佩雷拉(Marques Pereira)父子繼承接手。佩雷拉首先整理1867年的《政府公報》,編撰了《澳門歷史和中國與基督人民關係史紀事》(Ephemérides Commemorativas da Hisória de Macaue das Relações da China com os Povos Chrisstaos)在次年出版的《大西洋國》(Ta-Ssi-Yang-Kuo)雜誌第一輯上發表。其子承父業,於1899年繼續出版第二輯,刊登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檔案和年鑒史料。第二輯由教育暨文化司於1986年重印,已經脫銷,澳門基金會和教育暨青年司去年將第一、二輯同時再版。費雷達斯(Jordão de Freitas)1910年發表的《16世紀澳門史料》(Macau-Materiais para a Sua História no Século XVI),1988年由澳門文化學會重刊。另一份重要史料、也是中國境內第一張報紙《蜜蜂華報》(A Abelha da China)合刊本,也已由澳門大學和澳門基金會於1994年重印。
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署後,澳門史研究熱潮再次興起。曾經在澳供職的軍官法蘭薩(Bento da França)1888年在里斯本出版《澳門史初探》(suba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但其影響遠未及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的《歷史上的澳門》(Historic Macao)。徐薩斯與後來的白樂嘉(J.M.Braga,1949 年出版《西方開拓者及其發現澳門》——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u)一樣,反駁龍思泰的觀點。有趣的是,這兩位葡萄牙後裔均以英文寫作。《歷史上的澳門》1902年在香港初版後,令徐薩斯一舉成名,成爲澳門的英雄人物,但1926年修訂本在澳門出版後,由於里斯本政局的變化,被当局當衆焚毀,而徐薩斯也一夜之間變爲叛徒,窮極潦倒最後病死於香港一慈善機構(12)。不過,他和佩雷拉的著作雖有時代局限性,且選用史料時甚爲偏頗,其觀點卻爲其後澳門史研究者所採用,至白樂嘉一代仍沒有多少改變。
近代中國學者關注到澳門史研究,則在民國建立後,特别是《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劃界問題引起爭議和1928年《中葡友好條約》簽訂之後。在本世紀30年代,也有兩本深具影響的澳門專著面世,其一爲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1937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初版,1991年重印),言簡意賅,經絡畢現。其二爲張天澤1934年在荷蘭萊登的博士論文《中葡早期通商史》(13)(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1644),旁徵博引中葡文獻,可讀性甚強。雖然博克塞認爲張氏多沿襲前人資料,祇略有修正,觀點則無大創新(14),但同代華人學者除張維華1934年《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利亞傳注釋》(即後來的《明史四國傳注釋》)、王仲達《澳門地圖》(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黃培坤《澳門界務爭持考》(1931年廣州出版)外,可資參考的專著並不多,散見於《東方雜誌》、《史學年報》、《歷史學報》、《社會科學》等刊物有關澳門歷史的學術論文,據不完全統計,自1909年至1949年也祇有27篇(15),且大都闡述葡人據居澳門的經過和年代考證。言及於此,當然不應忘掉日本人藤田豐八收入《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何健民譯,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的《葡萄牙佔據澳門考》。藤田豐八考證之詳實,幾堪比張維華。馬士(H.B.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上、下卷分别在1910年和1918 年於上海、倫敦出版)和《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1926-1929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也有大量有關澳門的記載。且兩書均有中譯本,查閱方便(16)。
西文專業刊物方面,香港《通報》(Toung Pao)和里斯本《殖民地總局簡報》(Boletim d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載有甚多篇澳門歷史的學術論文,而《澳門教區簡報》(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更成爲澳門史研究的陣地,特别在30至50年代,博克塞、白樂嘉、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等挖掘整理了不少原始和失傳的珍貴澳門史料,在《澳門教區簡報》上刊登評介,爲澳門史研究的進一步推展立下汗馬功勞。1950年,《馬賽克》(Mosaico)歷史文化雜誌創刊,每月堅持出版了七年。60年代中期,《賈梅士學院簡報》(Boletim do Instituto Luis de Camões)異軍突起,成爲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另一陣地,惜在1981年停刊。1939年創辦、期間數度中斷但出版至今的《澳門檔案》(Arquivos de Macau,自1981年改名爲Boletim do Arquivo Histórico de Macau《澳門歷史檔案館簡報》)雜誌,初期在高美士的不懈努力下,也連續不斷整理刊登了許多原始檔案資料。
前述著作和作者,初步奠定了澳門史研究的基礎。尤其是博克塞和文德泉兩人,在整理檔案史料方面皆功高勞苦,著作等身。博克塞從英軍退役後,窮半生之力研究葡萄牙航海大發現及其在遠東的影響,史料考據之科學詳實,至今無出其右者。他的著作如《遠東的貴族》(Fidalgos in Far East,1948年,倫敦)、《復國時期的澳門》、《阿媽港的大帆船》(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1959 年,里斯本)、《葡萄牙熱帶社區:果阿、澳門、巴伊亞和盧安達的市議會》(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The Municipal Councilso Goa,Macau,Bahia and Luanda,1510-1800,1965 年,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以及《葡萄牙海上帝國》(The Portuguese Sea-Bome Empire,1415-1825,1969年,倫敦),是研究澳門早期歷史的必讀書。不過,依我們看來,博克塞總結出來的中葡關係的“授受之道(dares-e-tomares)”亦即澳門的生存之道,最值得澳門史學者的深思(17)。
文德泉更孩童時便來到澳門,畢生投入傳教史和澳門史研究,專著百數種,所涉之廣,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儘管有人批評他許多時候祇羅列資料,不指出來源,令引用者提心吊膽,但史料得以保全,他仍功不可抹。文神父的著作多在澳門出版,其十六卷的《澳門及其教區》(Macau e asua Diocese,1940至1979年)以及《17世紀的澳門》(Macau no Sec.XVII,1982年)、《18世紀的澳門》(Macau no Sec.XVIII,1984年)等,堪稱澳門史料大全,是澳門史學者經常翻閱的參考書。
5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研究澳門史雖未中斷,但顯得零散疏落,論文和專著並不算多,較爲人熟知的如戴裔煊《關於澳門史上所謂趕走海盜問題》(載《中山大學報》1957年第三期)、全漢昇《明代中葉以後澳門的海外貿易》(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972年第二期)、介子編《葡萄牙侵略澳門史料》(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丁中江等編撰《澳門華僑誌》(1964年,台北華僑誌編篡委員會)等,羅香林弟子林子昇1970年在香港大學答辯的博士論文《16至18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是一本較爲全面的澳門斷代史,但至今未刊印。霍啓昌1978年在夏威夷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澳門模式:論16世紀中葉至鴉片戰爭中國對西方人的管理》(The Macau Formula: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mers from the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也祇有部分章節发表於澳門文化司署的《文化雜誌》(1991 年第16期合刊本)。到了80年代,中文澳門史研究才有長足的发展。
三、澳門史研究現狀
中葡兩國於1979年建立外交關係,1985年澳門前途擺上議事日程,兩年後《中葡聯合聲明》簽訂,圓滿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可以說,自80年代起,澳門史研究也步入一個新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最大特點,就是中葡學者在澳門政治行政過渡的時刻,同時對澳門史研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大批研究成果陸續問世。而有關澳門史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前述張維華、周景濂、張天澤、龍思泰、徐薩斯、高美士以及博克塞的多部著作,也獲得重印或翻譯出版。
應該承認,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史學界一直對澳門史研究未有足夠重視,研究成果從質從量均落後於西方史學者。自80年代起,港澳問題再度引起了關注,國內學術氣氛日趨寬鬆,而澳門經濟快速發展也爲澳門史研究提供了物質條件和基礎,因此,情況得到顯著改善,大有迎頭趕上之勢。國內學者如中山大學戴裔煊、黃啓臣、章文欽,廣東文史館王文寬,廣東省社科院鄧開頌、楊仁飛,南京大學黃鴻釗、中國人民大學韋慶遠、上海社科院費成康等,都在海內外報刊發表澳門史論文或出版專著,澳門學術界也作出積極配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的《濠鏡》、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的《澳門研究》創刊,《澳門日報》和《華僑報》等設立專欄或專版探討澳門歷史,澳門史苑變得生機勃勃。
專著方面,有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機傳箋正》(1984年)、黃文寬《澳門史鉤沉》(1987年,澳門星光出版社)、黃鴻釗《澳門史》(1987年,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澳門史綱要》(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元邦建、袁桂秀《澳門史略》(1988年,香港中流出版社)、費成康《澳門四百年》(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黃啓臣《澳門歷史(自遠古至1840年)》、鄧開頌《澳門歷史(1840至1949 年)》(均爲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出版)。台灣學者郭永亮也著有《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1990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論文方面,王昭明的《鴉片戰爭前後澳門地位的變化》(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三期)、韋慶遠的《澳門在清代康熙時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和費成康的《重評澳門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載《學術月刊》1993年第八期)影響甚大,章文欽則將部分論文結集爲《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1995年,澳門基金會)出版。1993年在澳門召開的“澳門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東西方文化交流》(吳志良主編,1994年,澳門基金會)和1995年出版的《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黃曉峰等主編,澳門文化研究會),以及黃啓臣、鄧開頌編《澳門港史資料匯編》(1991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和《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1995年,澳門基金會),亦收錄不少有關澳門史的重要文章和檔案資料或介紹。
除借外力進行研究並提供必要協作和資助外,澳門本地的澳門史研究近十年來也取得可喜成績。李鵬翥1986年便出版《澳門古今》(澳門星光出版社),深受讀者歡迎,而唐思的《澳門風物誌》(1995年,澳門基金會),堪稱其姐妹篇;陳樹榮堅持不懈,長期搜集、整理史料,發表了數以千計的文章,部分將分門别類結集出版;鄭煒明涉及甚廣,對宗教文化、經濟史研究心得尤深,《澳門宗教》和《澳門經濟四百年》已問世(均與黃啓臣合作,1994年由澳門基金會出版);劉羨冰專攻教育史,著有《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1994 年,澳門基金會);徐新研究藝術史頗有心得,部分文章收入其《澳門的視野》(1994年,澳門基金會);拙著《澳門政制》(1995年,澳門基金會)也對澳門政制沿革史作了初步的探討。值得一提的是,在澳門土生土長的譚志強在台灣政治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994年,永業出版社),從國際法角度探討澳門史,是一項新的研究成果。概覽之,澳門學者的研究一方面覆蓋面較廣,如楊允中、魏美昌、黃漢強等對澳門史都有論及,黃漢強還主編《澳門問題資料匯編:1553至1985年》(《華僑報》);另一方面,專向性較強,特别是歷史人物研究,如《孫中山與澳門》(盛永華、張磊、趙文房著,1991年,文物出版社)、《林則徐與澳門》(黃漢強、陳樹榮主編,1990年)、《濠江風雲兒女——澳門四界救災會抗日救國事跡》(1990年,澳門星光出版社)、《鄭觀應詩選》(鄧景濱編,1995年,澳門中華詩詞學會)、《錢納利與澳門》(陳繼春著,1995 年,澳門基金會),《澳門四百年詩選》(毅剛等輯,1990年,澳門出版社)等等。澳門中文報刊上刊登的澳門史論文,更是不勝枚舉。若能協調起來,合力推進,包括澳門史在內的澳門研究在不久將來必有另一番景象。
西文方面,除前述文德泉的兩部斷代史,並無完整通史出版,祇有科龍班(Eudore de Colomban,原名Regis Gervaix)神父1927 年的教材《澳門史概要》(Resumo da História de Macau)1980年獲得重印。但是,有影響的作者和著作並不少,如科茲(Austin Coates),1978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散文體《澳門記事》(A Macao Narrative),其另一本著作《澳門與英國人》(Macao and the British)也在1988年再版;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神父《16至19世紀澳門至馬尼拉的商業航線》(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1987年,澳門海事研究中心)、《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Os Estremos Conciliam-se,1988年,澳門文化學會)、普塔克(Roderich Ptak)《葡萄牙在中國》(Portugal in China,1980年,Klemmetbetg)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克雷默(R.D.Cremer)編輯的《商貿文化之城澳門》(Macau,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APi Presses Hong Kong,1987年初版,1991年第二版)在英語世界影響甚大。潘日明和普塔克等還寫了不少有關澳門史的論文,部分刊登在澳門文化學會《文化雜誌》上。《文化雜誌》、新聞司的《澳門》(前《南灣》)和行政暨公職司的《行政》雜誌也發表了不少有關澳門史的論文。
90年代後,葡文澳門史籍更多,且已逐漸進入細部深入研究。如林慕士(João de Deus Ramos)的《中葡外交關係史》(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1991年,澳門文化司署),詳述張安多(António de Magalhães)神父作爲康熙皇帝的欽差出使葡萄牙的過程;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在1992年開始由教育暨青年司出版《澳門編年史》(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今已至第三卷(19世紀),一、二卷亦已由澳門基金會翻譯成中文於1995年問世。卡布拉爾(João de Pina Cabral)和羅倫索(Nelson Lourenço)的《颱風之鄉——澳門土生羣族動態》(Em Terra de Tufões-Dinâmicas da Etnicidade Macaense,1993年,澳門文化司署),則是繼萊薩(Almerindo Lessa)的《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和人物》(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 iente,1974年,澳門官印局)以及對澳門土生社會及其民俗研究造詣頗高的阿馬羅(Ana Maria Amaro)之後描述澳門葡萄牙人後裔的歷史和現狀的另一部力作。在政治法制史方面,還有彭慕治(Jorge Morbey)的《澳門1999》(Macau 1999,1990年,里斯本)、蕭偉華(Jorge Noronha e Silveira)的《澳門憲法史初探》(Subsí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Direito Constitucional de Macau)和簡能思(Vitalino Canas)的《政治科學導論》(Preliminares do Estudo de Ciência Política,均在1991年由澳門法律出版社出版),以及葉士朋(António Manuel Hespanha)的《澳門法制史概論》(Panorama de História Institucional e Jurídica de Macau,1995年,澳門基金會)。後者的中文譯本亦已問世,惜有關附錄未能譯出。
葡萄牙史學者對歷史人物的研究也甚重視,有關文學家、漢學家庇山耶(Camilo Pessanha)的著作就有數部之多,寫總督、主教和其他在澳門社會作出貢獻或有過影響的人物的文章更難一一列舉。此外,不能不提的是東方葡萄牙學會出版的《東方追憶》叢書。該叢書已出版5部,均爲葡萄牙新一代即超越傳統民族或國家偏見、兼顧各方史料和立場且勇於面對事實的史學者的著作——馬加良斯(José Calvet de Magalhães)的《戰後澳門與中國》(Macau e a China no Após Guerra,1992年)、迪亞斯(Alfredo Gomes Dias)的《澳門與第一次鴉片戰爭》(Macau e a I Guerra do Ópio,1993 年)、格得士(joão Guedes)的《憲法實驗室》(Laboratório Constitucional)、李志高(Francisco Gonçalves Pereira)的《中葡與澳門問題》(Portugal,a China e “Questão de Macau”)以及薩坦尼亞(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的《聖塔倫子爵關於葡萄牙人居留澳門的備忘錄》(A Memória Sobre o Estabeleciment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 do Visconde de Santarém,均爲1995年)。薩坦尼亞掌握了葡萄牙外交部和前殖民地部的大量原始檔案,是近期活躍於澳門史壇、尤其是中葡關係史的一位新秀。
四、澳門史研究的特點和趨勢
如果說,祇要花些工夫,提綱挈領勾勒出澳門史主要著作文獻尚非一件太難的事,那麼,公正客觀地評論澳門史籍的內容和觀點則絕非容易。從前述簡介可以看出,雖然澳門是一個文化商貿城市,但通觀其整個歷史、特别是鴉片戰爭後的歷史,卻十分政治化,深受中葡兩國政局尤其是中葡關係的影響,澳門史研究也無可避免地帶有很濃的政治意味。不可否認,澳門歷史研究中不乏實事求是的佳作,然而,不少史學家非但觀點經常針鋒相對,連對方的史料也祇斷章取義,加上語言障礙,難得全面研讀利用。中葡早期文獻有關澳門的記載雖史實觀點略有出入,有些甚至互不相干,但基本上可以就事論事。而19世紀上半葉澳門主權問題產生後,澳門史研究便染上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中葡澳門史學者大多爲本國利益找尋最有利的史料論據,“既然這些著作的目的是迎合民族主義的口味去對已知的事實作重新解釋,那麼,它們當然不可能提供新的符合事實的認識”(18),觀點偏頗,在所難免。
澳門史研究的此一特點,與亞洲及拉丁美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史學趨勢大致相同,史學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主要表現在直接間接或潛意識地維護殖民和反殖民的立場上。因此,不難理解現有許多澳門史著作實際上是中葡關係史或交涉史,澳門“內部”歷史反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正如C.C.格里芬評論拉丁美洲史學時所說,“我們一旦越過了鈙事史的界限並且試圖解釋變化是怎樣發生的,爲甚麼會發生,這時,歷史學的民族主義基礎便立即顯得不堅固了”(19)。
令人欣慰的是,中葡史學界對澳門的認識近年有了新的重大轉變,可以更多採用不同文字的史料,更心平氣和、實事求是地正視和探討澳門歷史上一些最具爭議的問題,且有關觀點愈來愈接近。新一代葡萄牙學者務實地放棄了傳統的主權說,提出“混合管理”或“主權共享”的觀點(20),“葡萄牙在澳門殖民統治四百多年”的說法受到質疑(21),中葡人民鴉片戰爭前在澳門雖有衝突但主線是和睦共處的論調(22)也逐漸獲得接受和認同。依筆者淺見,盡管1822年葡萄牙首部憲法將澳門列入其版圖,但明清政府三個世紀以來一直視澳門爲另類蕃坊,此一立場,至鴉片戰爭後仍未改變,祇是滿清王朝積弱成疾,自1849年中國衙門撤出後不能在澳直接行使管理權,且於1887年由《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對這狀況加以確認,然並無放棄主權(23)。
澳門史研究的理性化,又提出一個新的問題——“澳門史”的定義。因爲長期以來,澳門史研究與澳門歷史發展過程一樣,存在著明顯的雙軌——華人社會一條線,葡人社會另一條線,雖偶然相遇,但由於政治文化背景的巨大差異,雙軌基本上保持平行。(24)換言之,中葡學者對“澳門史”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中國學者一般將澳門史視爲中國地方史,雖有其特殊性,但本質不變;而葡萄牙學者也向來把澳門史作爲海外殖民史的一個組成部分。澳門是中國固有領土,治權雖有變化,卻從未成爲獨立的政治實體,應該說,將澳門史列入地方史範疇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在澳門彈丸之地400 多年的演進中,華洋共處分治,和睦相鄰,雖長期葡河漢界,各自爲政,卻也不無交融匯合,基本上能夠共存並進,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澳門歷史。因此,無論中葡學者,不管角度觀點如何,澳門史都必須以澳門爲主體,一部眞正的“澳門史”必須是眞實反映中葡(包括其他民族)居民在澳門地區共同生存發展各個方面的歷史,華洋不可排斥偏廢,雙軌必將交匯合一。再者,“歷史不祇是某種過去事件的記錄,也不祇意味着人可以從中獲得關於生活的經驗和知識,更重要的是,歷史就是我們自身生存的方式”。(25)中葡兩國政府已圓滿解決澳門問題,當前外交關係中也無重大利益糾紛和衝突,在進入過渡期關鍵時刻的今天,許多有識之士都在呼籲保持和弘揚澳門特色,寫出一部具共識獲認同的《澳門歷史》,不是對此呼籲的最好回應嗎?再者,目前“世界歷史所關注的是各種文明的接觸點和相互關係,並不要求綜合性地重述整個的過去,而是研究人類社會在不同環境和不同文明中的發展過程”(26)。澳門四個多世紀不同民族和平共處的成功經驗,堪稱國際典範,也足令史學家引以爲豪,拋開思想包袱齊心協力撰寫一部高水平的眞正屬於澳門人的《澳門歷史》。
當然,除開提高認識外,研究理論亦應在實證主義的基礎上有所突破,研究方法應有所創新。法國史學家阿居隆(Maurice Agulhon)評論20世紀的法國史學時說,“傳統史學家因而可以對創新者說道:我們是嚴謹和嚴肅的學者,你們是編寫奇遇記的作家。創新者對傳統史學家答道:我們有才華和創造力,你們不僅因循守舊,而且平庸狹隘”(27)。的確,創新突破是需要極豐富的想像力的,但並非憑空想像,治史必須實事求是。無論如何,近年出版的中葡文澳門史著作不僅越來越重視使用對方或其他文字的資料,在史學理論和方法創新方面也已作出初步的嘗試,而整理檔案史料的工作更從未停止過,如葡萄牙外交部的近代中國關係檔案、東坡國立檔案館的中文史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澳門專檔》、《1849至1949年中葡交涉史料》都在陸續整理或出版中(28),向被忽視的澳門近現代史研究也慢慢爲人關注。中葡澳門史學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意識到攜手合作、互通有無的重要性和翻譯了解對方史料、建立共享資料庫的急迫性,並開始將此一構想付諸實際行動。待以時日,澳門史研究必能縱深發展跨上新台階。
注釋:
①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原序第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再版。
②)全疏見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第20-21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③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4年。
④簡體字版1988年爲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繁體字校讀本爲澳門文化司1992年出版,後者還收入《澳門記略》其他版本的序跋、作者的傳記資料以及清朝年間關於澳門的記載,如《香山縣誌》、《廣東新語》等有關澳門部分。
⑤澳門史學者章文欽對《澳門記略》有全面研究,見其《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第139-177頁,澳門基金會,1994年。
⑥Fernão Mendes Pinto,Peregrinação(《遠遊記》),Vol.Ⅱ,p.3423, Publicações Europa-América,Lisboa,1988。
⑦C.R.Boxer,Macau na Época de Restauração,Imprensa Nacional,Macau,1942.1988年香港Heineman公司再版英文本時,易名爲《十七世紀的澳門》(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⑧Instrução para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88。
⑨見C.R.Boxer,Fidalgos no Extremo Oriente(《遠東的貴族》)第291頁,東方基金會和澳門海事博物館出版,1990年;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在龍思泰著作1992年再版前言所附的講詞也如是說。又見拙文《站在超民族的地位》,載《澳門日報》1995年8月20日。
⑩同注⑧,第46頁。
(11)詳見拙文《鴉片戰爭前後葡萄牙尋找澳門主權論據的過程》,未刊稿,1996
年。
(12)詳見拙文《歷史的嘲弄》,載《澳門日報》1995年9月3日。
(13)姚楠、錢江譯中文本1988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
(14)前引《遠東的貴族》第293頁。
(15)黃啓臣、鄧開頌編《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序第2頁,澳門基金會,1995年。
(16)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1957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區宗華譯《東印度對華貿易編年史》1991年由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
(17)C.R.Boxer,Dares-e-Tomares n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durante os Séculos XVⅡ e XVIII atraves de Macau,Imprensa Nacional,Macau, 1981。
(18)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第196頁,楊豫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
(19)轉引自巴勒克拉夫前引書第191頁。
(20)見Rui Afonso,Francisco Gonçalves Pereira,The Political Status and Government Instituitions of Macau,載Hong Kong Law Journal,1986年第16期;又見何思靈(Celina Veiga Oliveira)《澳門的主權問題》,載前述《東西方文化交流》第171-174頁。
(21)見前述劉羨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第231-238頁。
(22)見前述費成康《重評澳門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23)見前述拙著《澳門政制》第20-23頁。譚志強在《澳門問題主權始末》第324-328頁依國際法對此有更詳實的分析。
(24)見拙文《澳門歷史雙軌單行》,載《澳門日報》1995年11月26日。
(25)韓震《歷史是人類社會的存在方式》,載《史學理論研究》1995年第4期。
(26)巴勒克拉夫前引書第257頁。
(27)《史學理論研究》1995年第1期第91頁。
(28)部分整理出版工作由澳門基金會組織承擔。有關澳門、葡萄牙、北京、台灣、香港、巴西等地所藏澳門檔案情況,參看前述《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