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澳門看中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融
知道澳門的人不多，認識澳門的人更少。對澳門略有所聞的人，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賭城形象，是文化沙漠。然而，不少到澳門看過的人卻有截然不同的觀感。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知名學者季羨林先生1993年初訪澳門，即留下深刻印象：
“澳門是好地方，面積不大，人口也少，但是卻蜚聲全世。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在400多年以前，明代的末葉，歐風東漸的突破口就在這裡。許多赫赫有名的向中國和其他一些東方國家傳播西方的宗教和科技藝術的人物，很多都是先從澳門登岸，然後逐漸散向中國內地，直至中國的首都北京。鼎鼎大名的利瑪竇就是其中之一。到了清末，孫中山在這裡呆過。了解西方的維新之士，比如鄭觀應等，也在這裡住過。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當時彈丸之地的澳門，仍然是東西雙方互相了解的窗口”（李觀鼎《邊鼓集》序文——《我的祝福》，澳門基金會1996年5月版）。
事實上，隨着澳門近十多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對外交流日漸增强，國內外學者、尤其是港澳問題研究者已改變往日只著眼香港的現象，開始關注澳門，重新考察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澳門作爲中國看世界、世界看中國的一扇窗口，曾經爲中西文明的溝通起過重要的作用。13歲自澳門登船赴美求學的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回憶當年在澳門的所見所聞時說，“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從澳門看中西方文明早期的碰撞和交融，不無歷史和現實意義。
一
中外交往，秦漢時期業已開始，西漢王朝還與大秦（羅馬帝國）建立了間接聯繫。繼之而起的絲綢之路，更成爲當時世界上最繁忙的國際商路之一。然而，眞正促成貫通中西文明全方位大規模交流的，還是15世紀分别在中國和葡萄牙發生的兩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鄭和七下西洋和葡萄牙的航海大發現運動。
明帝國建立後，在朱元璋“安養生息”的治國政策下，國內經濟經30年即迅速恢復發展至繁盛，對外政策也從明太祖“海外蠻夷之國，有爲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爲患中國者，不可輒自興兵”以防爲主，演變爲明成祖“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的積極對外開放、睦鄰友好，依“厚往薄來”原則發展朝貢貿易。鄭和自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六年（1432）七下西洋，便是此一政策的具體表現和自然結果，“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强”，既可提高通過“靖難之役”奪取皇位的永樂帝的個人威望，收拾國內民心，又能“昭示恩威”令“萬邦臣服”，並順便在南洋一帶探聽被廢黜的建文帝的下落。
地處歐洲西南角、瀕臨大西洋的葡萄牙，是最早穩定政治疆界的歐洲民族國家之一。1143年唐·阿豐素·恩里克斯（D．Afonso Henriques）稱王立國後，在歐洲十字軍騎士團的援助下，往南征服向摩爾人收復被佔據的土地，至1250年葡萄牙人佔領了整個阿爾加維（Algsrve）地區，建立永久的疆界。葡萄牙經過幾個世紀的獨立政治生活，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民族社會，但是，國內社會矛盾重重，平民起義和貴族政爭此起彼落，經濟也入不敷出，向外擴張，拓展新資源，安定社會局勢，便變得理所當然且勢在必行。正如葡萄牙史學家薩拉依瓦（J.H.Saraiva）在其《葡萄牙簡史》中所說，“擴張運動是由於國內找不到有理想報酬的就業機會而引起的一場向外遷移的運動”，此一運動既有助於解決國內種種矛盾，又在客觀上符合各個社會階級的利益：
“對於人民來說，擴張主要是一種移民形式，對他們來說擴張和移民意義相同：追求較好的生活條件和擺脫壓迫製度。這種壓迫是十分沉重的，老百姓想逃脫這種壓迫，尋找新的土地，12世紀發生的向南部遷移就是國內的第一次擴張。對於教士和貴族來說，擴張意味著傳播基督教和佔領土地；傳播基督教和佔領土地是爲上帝和國王效勞的形式，是贏得相應的報酬如俸祿、封地、官職的形式，而這些機遇在葡萄牙這個狹小的宗主國裡是越來越難得的。對於商人來說，擴張意味著生意前景興隆，意味著他們可以在產地購買原料和高價轉賣。對於國王來說，擴張是提高威望的機會，使貴族們有事可幹，更重要的是可以開辟新的財源，特别是在國王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時刻”。
弱小的葡萄牙往東佔領鄰國領土的可能性微之又微，因此，很早就有利用天然地理優勢往海洋擴張貿易的傾向。事實上，葡萄牙在1336年前後就向加納利（Canárias）羣島進行了一次類似性質的海外擴張，1415年遠征攻佔北非重要城市休達（Ceuta）則被認爲是推行海上擴張政策的正式起點。這與鄭和七下西洋的時間（1405－1432年）相比較，可以說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葡萄牙的航海大发現，與鄭和下西洋或多或少有相似的政治原因，甚至也在尋找一個神話般的基督國王若奧（Preste João）。然而，且不論宗教動機，其經濟目的已截然不同。大多數學者都認爲，葡萄牙航海大发現雖有直接的政治原因，但其最終的根本目的是經濟和宗教的，符合舉國上下的利益。鄭和七下西洋正好相反，政治目的是最根本的，且基本上僅是皇帝個人的意旨（尤其是後面幾次），經濟只佔次要地位，甚至可以說是附帶的。所以，鄭和開辟的航道和建立的商業網絡沒有受到本國重視而加以利用，反而爲多半世紀後遠航東來的葡萄牙人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從當時所繪製的地圖可以看出，在1400年，歐洲對其本身邊界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概念模糊，且經常是錯誤的。1406年，才將托勒密公元二世紀撰寫的《地理學》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出版，提高對世界的認識，而其時的航海知識和造船技術也難以跟中國比擬，因此，遠航大西洋是創舉，更是冒險行爲。然而，正是文藝復興所激發的好奇冒險精神，驅使他們拓展大西洋航路，尋找13世紀末之後歐洲需求甚殷的黃金。1453年土耳其攻佔君士坦丁堡、切斷歐洲連接亞洲的香料航路後，更加速了其進程。葡萄牙窮80年努力，終於開通了摩洛哥至好望角的航道，達伽馬（Vasco da Gama）的船隊於1497年底繞過風暴角，進入印度洋，然後利用鄭和的航道，1502年到達駛入印度的卡利庫特（即古里），再過10年抵達中國珠江口。
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岸探險的80年裡，基本上可以順利與非洲部落酋長聯合，和平地進行黃金、象牙和楜椒貿易，並令土著居民基督化和歐洲化。抵達印度洋之後，他們面對組織嚴密的商業網絡和具有高度文明的穆斯林人，非但不似以往那樣輕易地可以擠進去，還受到公開挑戰，於是便發揚復國時期習染上的十字軍精神的好鬥性，使用武力征服，左拉右打，逐個擊破，將阿拉伯人的政權和商業網摧毁。當葡萄牙人試圖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中國的時候，則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二
雖然葡萄牙宮廷中存有一本1428年購得的原版《馬可波羅遊記》，但該書在達伽馬第二次遠征印度前夕才被譯成葡文出版。1508年，葡王唐·曼努埃爾（D．Manue1）指示前往中國的船隊探明中國的情況時，還問秦人來自何方，與那些國家爲鄰，由此可見，其時他們對中國的認識還相當模糊不清。1511年征服馬六甲（滿刺加）後，才有機會與當地華商直接接觸，探聽中國消息。兩年後，歐維治（Jorge Alvares）成功抵達珠江口的屯門貿易，不僅滿載中國貨物而歸，還帶回不少有關中國的第一手情報。
深受鼓舞的葡萄牙人不久即派出另一個船隊前往屯門，也獲得可觀利潤，並帶回好消息：“中國人希望與葡萄牙人和平友好，他們是一個非常善良的民族”。16世紀的官方編年史家卡斯坦涅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在其《葡萄牙發現征服印度史》中如是說。葡駐印度總督急於與中國建立商貿關係，馬上派遣費爾南·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率船隊駛往廣州，並派出一位使節皮萊資（Tomé Pires）同行。
在15、16世紀，歐洲離工業化還很遙遠，其擴張主義的經濟原因只是爲商品交換而非爲其商品尋找市場，然而，明朝帝國並不歡迎朝貢制度之外的任何國家的商人。張維華在《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中指出：
“有明一代，鑒於倭禍之烈，海禁最嚴，外商入市，最所不喜。葡人東來中國，乃欲發展其在東方之貿易，其時尚無侵佔中國之野心，且葡萄牙在當時亦未具備此種力量。然與當時政策，則極不合。中葡所有衝突，亦即由此發生”。
我們不能肯定葡萄牙人沒有侵佔中國之野心，但他們確實不具備那種力量。其時，葡萄牙人的中國觀尚未形成，進入中國沿海後也沒有意識到需要轉變在印度洋所扮演的征服者角色。他們面臨的不再是力量分散、有機可趁、任憑宰割的南亞小國，而是一個雖已由盛轉衰但仍比歐洲許多國家强大的明帝國，沿用往時或馴服結盟貿易或武力征服掠奪的策略，造成衝突便在所難免。
費爾南1517年9月間初訪中國，在廣州因“不知禮”鳴炮而產生小小誤會，但總體上是成功的。他滿載而歸，離華前還到處宣稱若葡人傷害他人或拖欠東西不還，可盡管來找他解決，給廣東官員留下甚佳印象。作爲葡使的皮萊資則停留在廣州，等候機會北上朝觀武宗，試圖建立直接通商關係。經賄賂權臣疏通，等了近兩年終於1520年到了南京，但武宗要回到北京後才願意接見。次年2月武宗返京後，皮萊資進京遞交了三封信，一封是廣東總督的，一封是費爾南的，另一封是葡萄牙國王的。最後一封，只有皇帝才能開啓。當武宗打開葡王的信叫人翻譯時，發現與已譯成中文的費爾南的信無論從語氣和內容上都差異很大，國王的信並不似費爾南所說的那樣葡萄牙願意藩屬中國。雖然將責任推給了翻譯，沒有更多怪責葡使，但武宗不願再見到葡萄牙人，並令人對他們嚴加看管。此時，廣東官員也奏疏控告葡人攻佔馬六甲，殺傷無辜，且擅闖廣州、胡亂放炮，又指控前來接應哥哥費爾南的西蒙（Simão de Andrade）在屯門私設炮台，拒納商稅，且擅行刑法。這時，恰好馬六甲使臣到來，請求明廷協助趕走葡人，恢復國土。因此，朝廷對葡人納貢事意見分歧甚大，武宗亦怒，令葡人若有來朝者，一律遣返。
1522年，葡王雖再次派出船隊往中國，但在珠江口即爲明軍擊敗，船員受到嚴懲。葡萄牙感到名譽和尊嚴受挫，此後官方再無派遣船隊來華。然而，與華貿易的驚人利潤，未能阻擋葡商鋌而走險，他們轉往浙、閩沿海非法貿易，直至他們在福建浯嶼、月港和寧波雙嶼建立的據點1548年爲浙閩海防總兵朱紈徹底掃蕩搗毁，才折回珠江口一帶，繼續尋找貿易機會和長久性落腳點。
這些葡商在長達30年的對華貿易中，其中國觀也已大大進步。皮萊資未到中國前在其《東方誌》中聲稱“只需10艘船隻，便足以輕易控制整個中國沿海”，他使華被逐出京城囚禁於廣州後，與他一起過着鐵窗生涯的使團成員維埃拉（Cristóvão Vieira）和另一位商人卡爾沃（Vasco Calvo）還在獄中所寫的信函裡大談特談侵華計劃，認爲中國雖物產豐富，但需要貿易，人民備受壓迫，只要葡人一來便會揭竿而起響應，從而輕取廣州，但在福建死裡逃生的葡商加利奧特（Galiote Pereira）的《中國見聞録》和克魯茲（Gaspar da Cruz）的《中國概說》，對中國現實社會已有更全面正確的認識，甚至對明朝海禁政策和官員執行政策的兩種不同態度都了解甚詳，知道大小官吏只要可以得到好處，對非法海上貿易就會眼開眼閉。這對後來葡人採取對華商貿策略應有助益，葡萄牙人也從印度洋的征服者逐漸轉變爲南中國海的貿易者。已對中國現實有充分認識的葡萄牙人利用機會，千方百計跟當局接觸以求得突破，便不足爲奇。其中一位名爲索薩（Leonel de Sousa）的人，1556年1月15日在柯枝（Cochim）去信路易斯（D．LuiS）王子時稱，經三年努力，通過送禮賄賂終於跟官方有了接觸，並與廣東海道達成和平協議，自言“聲名狼藉”的葡萄牙人獲准自由貿易，依慣例抽分十之二，但獲得優待，課稅時只計算一半貨物量。
從此，葡人獲釋前嫌可以在廣州外海的上川、浪白滘等島公開貿易，由於澳門自1535年已開埠，經商生活條件皆勝上述兩島，自1553年起，葡人便逐漸往澳門貿易。郭棐於萬歷三十年（1602）修撰的《廣東通誌》卷69《澳門》條進一步說明葡人居澳的時間和緣起：
“嘉靖三十二（1553）年，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時僅蓬纍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爲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爲舶藪矣”。
葡人據居澳門後，明廷尤其是廣東當局曾有一番爭論。在1564年葡人協助廣東當局平定柘林水兵叛亂後，策劃這次平亂行動的廣東總兵俞大猷向總督吳桂芳提出水陸夾攻，“與之大做一場，以造廣人之福”，然而，吳桂芳則採用進士霍與瑕的“上策”，“建城設官而縣治之”，“以漢法約束之”，“資貿易以餉兵”，“得澳門爲屏衛”，不“使香山自爲守”，“以柔道治之，不動而安，誠策之得”。
這套策略，實際上是廣東當局依實際情況而制定的。廣東“文武官月俸多以蕃貨代”，16世紀中下葉明廷修改稅制後，南方省市財政負擔沉重，海上貿易有利可圖，對緩解地方財政困局助益甚大，但須管制；同時，由於海盜活動甚爲猖獗，加强海防也有必要。允許葡人居澳，可以一舉兩得，而居澳葡人亦奉行雙重效忠，一方面循葡萄牙中世紀的市政傳統，組織議事會（Senado）依葡萄牙法律和風俗習慣進行內部自治，另一方面，他們深明對天朝帝國的致命依賴性，遵守中國律例，對廣東當局、特别是直轄他們的香山縣政府恭順臣服，並繳交地租。
葡人據居澳門，成立議事會都是自發行爲，事後才報告葡萄牙印度當局並獲得印度總督和葡萄牙國王的確認。且1783年《王室制誥》頒佈前，葡萄牙對澳門既不重視也無政策，相反，明清政府分别於17、18世紀制訂了一系列制澳措施，對“澳夷”加以防範和管理。葡萄牙人居澳的根本目的，是經商發財致富，因此，他們亦充分利用其特殊地位在明清政府閉關鎖國的政策下，大做中介生意，發展中國對日本和南洋的間接貿易，賺取巨額利潤。1719年和1733年，清廷更兩度欲將廣州對外貿易遷往澳門，將澳門發展爲中國一個特殊的外貿基地，惜習慣優先壟斷貿易地位的葡人眼光短淺，擔心其他西方國家競爭，憂慮主要是新教徒的其他國家商人聚居澳門會敗壞正統天主教社會的風俗，從而錯失了難得的長遠發展機會。廣州公行貿易興起繁盛後，英、法等西方商人紛紛往穗貿易，澳門只能擔當配角，分享微利。鴉片戰爭後，英國人要求中國開放五口通商進行所謂的全面自由公平貿易，並獲割讓香港開發成一個自由港，澳門便走向衰落了。
事實上，試圖對華直接通商不果的西班牙人在16世紀、荷蘭人在17世紀、英國人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以不同手段曾多次嘗試奪取澳門，但最終都在明清政府的反對、干預下失敗，葡萄牙人得以長期在澳門生存立足。鴉片戰爭後，清廷再無法給予葡人祝福護祐，葡人對華貿易的特殊地位也徹底喪失，雖然里斯本當局跟隨國際形勢的變化大幅調整對澳政策，宣佈澳門爲自由港，實行殖民管治，但澳門葡人不習慣自由競爭，也缺乏管理自由貿易政策的能力和經驗，且澳門受到面積細小、人口不多、沒有深水港等自然條件的局限，更爲關鍵的是，殖民管治下的澳門已不再以中國作爲後盾和依存之本源，不能同時爲中葡兩國的政治經濟利益服務，其傳統功能和作用已無從發揮，其存在價值也大大減少。
三
葡萄牙人自大西洋經印度洋到達南中國海、開辟貫通東西的新航路時，遇到發達程度不同的文明和一個比一個强的對手，採取的策略經過結盟瓦解、武力征服和疏通合作的過程，扮演的角色也從探險者變成征服者，再變爲商人。他們用了80多年時間開通非洲西岸的航線，主要是航海知識和造船工藝技術改進需時，而非遇到非洲土著及其文明的阻力；進入航道通暢的印度洋後，他們只用了13年的時間便相繼佔領果阿和馬六甲，但面對强大的中國，則足足用了40年的時間才在天朝的土地上建立穩固的商業基地。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夠據居澳門，當然不是因爲天朝世界觀的改變，16世紀的中華帝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依然唯我獨尊，除開對亞洲諸朝貢國有所了解，對南洋、印度洋以外的世界所知不多，其後二百多年，起碼至18世紀中印光任、張汝霖這兩位先後出任澳門同知的清朝官員撰寫《澳門記略》時，還將葡萄牙人看成小西洋（印度果阿）人，雖然葡人在澳門“築寨立室”進行貿易，對廣東地方當局有其互利性，但明清政府一直視澳門葡人社羣爲一個特殊的蕃坊，是唐、宋以來泉州、廣州等蕃坊的延續。葡人在遵守明清律例的大前提下，依本國法律和風俗習慣進行自治，與華人和平共處，甚至通婚生子。這一經濟互利性及其政治雙重效忠的靈活變動原則，正是澳門生存發展的根本。鴉片戰爭後葡萄牙實行殖民管治，打破了中葡在澳門的傳統的平衡格局，澳門失去了後盾和依存，才走向衰落，才逐漸爲人遺忘。
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夠在澳門立足，是因爲他們中國觀的變化。他們經過40年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活動，充分認識到明朝帝國的强大，也逐漸了解到中國對外貿的需要以及天朝官臣的弱點——貪婪、腐敗，對中央政策陽奉陰違，故而有意識地調整對華貿易策略，改變在印度洋所扮演的征服者角色，以柔制剛，採取疏通、賄賂的手段，讓地方政府嘗到甜頭，使得地方官員對其非法貿易眼開眼閉，最後允許其上岸貿易，建立基地。
澳門從繁盛至衰落近300年，是中西文明初次大規模碰撞和交融緩進的300年，甚至可以說是西方文明在中國邊緣上停頓徘徊的300年。以利瑪竇（Mateus Ricci）爲首的耶穌會士一度令在華傳教事業發展蓬勃，然而，他們畢竟是以儒法傳聖教，當禮儀之爭興起、衝突無法調和時，曾經十分熱衷“夷教”的康熙帝在晚年也頒令驅逐傳教士出境，西方傳教士只是在數學、天文學、西洋藝術等方面爲朝廷所用，文化深層交流並無多少長進，禮儀之爭互不相讓，以致兩敗俱傷，清廷又將國門關閉。
天朝帝國洋洋得意、對外界事物無動於衷之時，西方並沒有停頓。以商業交換爲主要目的的葡萄牙人在荷蘭人攻佔馬六甲後，失去了海上霸權。荷蘭人四處碰壁找不到進入中國的大門之時，另一個帝國在工業革命之推動下迅速崛起，到18世紀末，已將世界的權杖牢牢握在手中。耶穌會士進入中國後，大量地向歐洲翻譯介紹中國的古典文化，西方人的中國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無條件的讚美推崇變得理性化，最後發展到爲殖民勢力擴張提供政治、經濟情報甚至尋找侵略理據，尤其是英國人尋求與華自由平等貿易不果後，不惜付諸武力，强行打開中國的市場。工業文明的擴張與三個世紀前的商業擴張截然不同，這不僅爲獲得交易利潤，還要擴張商品市場和原材料產地，爭取更廣闊的生存發展空間。
英國人18、19世紀的擴張過程，與葡萄牙15、16世紀的擴張過程表面上十分相似。英國人在向歐洲其他國家以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家輸出其工業文明時，或因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結構較爲相近，或因文明發達程度差距較大，對這些民族所產生的衝擊力並不大，這和葡萄牙開發土著非洲的情形相若。英國人19世紀在中國，猶如葡萄牙人16世紀抵達印度洋，遇上旗鼓相當甚至更爲强大的對手，當不能和平地擠入中華帝國的經濟網絡和文化系統時，便動用武力，以軍事强勢迫使對方開放，甚至擊毀對方。鴉片戰爭遲早都要打的，因爲西風壓倒東風的趨勢16 世紀已初成趨勢，只不過此一趨勢積聚了300年才爆發，這段時期裡，毫無競爭意識的明清王朝面對資本不斷積累和經濟擴張勢力日强的西方諸國無動於衷，澳門便成爲其交接較量的場所，雖然中西文明交融是緩慢的，但碰撞卻是平和、非暴力的。如果澳門充分發揮交流溝通的作用，如果葡萄牙人有足夠的互動力，或讓明清百官對澳門這個試驗場（成立帶有民主成分的議事會組織、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聖保祿學院等）有足夠的關注，對西方文明多少有所了解和借鑒，或在禮儀之爭中起些調解作用，不讓法、德傳教士主導，我們仍可提出似“若鄭和的船隊繞過好望角，又會造成甚麼結果”這樣的假設性問題。然而，歷史是殘酷的，滿清帝國被擊敗了，澳門衰落了，隨着香港和上海租界的崛起，航海大發現時代的宗教人文精神讓位給新教的重商主義。林則徐和魏源或多或少在澳門得到西方的信息，鄭觀應在澳門寫下的《盛世危言》激勵著千萬中國青年立志改革，康有爲、梁啓超也曾在澳門鼓吹維新變法，孫中山更在澳門建立革命基地，可是，在東西力量失衡的大氣候下，澳門已無從發揮傳統作用，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在西方文明强大衝擊的陰影下屈辱地生活了一個多世紀，中國人看待西方文明的心情甜酸苦辣，態度也反復無常，從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到全盤西化、全盤反西化，否認西方文明，很多時候感情代替了理性。在中國國力日盛的今天，在澳門要回歸祖國的時刻，我們是否可以更冷靜、客觀地處理和思考中西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換言之，在新的背景下，中西文化能否再借澳門爲接口、爲榜樣，以新的態度、新的視野、新的節奏，共同挖掘澳門的傳統優勢，掀起交流的浪潮，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互動力，尋找通往未來之路?
（1996年4月初稿於南京
1996年5月定稿於澳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