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扯集

綠色公民意識綠色政客

伍默伯圖·伐斯岡沙洛斯^*

　　環境學家、 生態學家、綠色人仕等詞語今時今日都被大眾傳媒放進同一個口袋中。這裏最嚴重的問題是傳媒並非不能分清各個詞的含義，而是為了排版及寫作流暢等原因而隨便互用意思不同的詞語。我們不能重複說兩次“生態學家”(ecologistas)，因此，在第二次的時候我們便說“環境學家”(ambientalista)了。而在標題上由於前一個詞太長，我們便使用“綠色人士”(verdes)。
　　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不斷增加，而增加的趨勢亦甚為強勁。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已經形成了一種環境文化，在葡國這種文化並沒有形成。現在我們便看看一個幾次在報上出現的例子，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環境這個概念(這裏說的是其操作概念)簡直是大大的被侮辱了。大家亦知道社會黨政府在選擇混凝土公司將有毒廢物及危險物品“聯合焚化”時曾引起軒然大波。突然間人人都出來講話，發表意見，發動示威。真是混亂之極。這時，戰幔已拉開，一家市場佔有率極高的葡文報的編輯竟以極長的篇幅，連續幾期質問那位資深的記者“聯合焚化”(co-incineração)與“焚化”(incineração)兩字的區別何在。實際上，這是沒有環境文化的表現，但人人都在說環境，驕傲地談環境問題。
　　沒有人說環境與生態問題是希臘神話中的奧林匹斯山 - 只有高貴的神才能攀登。但正如說足球一樣，要談論它、要瞭解它，至低限度要懂得一些基本的概念。否則便成了胡亂的煽動行為。現時的環境言論就是這樣。
　　突然間，人們發現了“綠色”原來是可以賣的。這樣，一大班人宣佈綠色的來臨，一大群的企業都將自己包裝成綠色，而其產品都是“大自然的朋友”，沒有人會說他們是假冒的，也沒有人會深究他們的真正意圖及其宣傳語句的含意。
　　“綠色”開始成了美麗時尚，煞是好看。然而不知甚麼時候，政治亦開始向綠色這個詞伸手，開始利用這個概念。
　　在葡國，當那些被稱為捍衛自然的人及謹慎地冠上生態學者頭銜的人都尚且在摸索道路的時候，那些略左的政客們，一俟發現了原來這是吸引年青人及大眾的方法的時候，立即便組成了“綠色”的政黨。然而，剛剛等到生態學家們在有關是否要將環境政策落實到操作水平上的問題達到共識的時候，便立即有人把他們拉住。當時的環境主義者如CARLOS PIMENTA 及 MACARIO CORREIA等，都從環境聯盟走向政府職位的這個現實確實令人洩氣。這是一種操控行為。事實是， 在歐洲正冒起一股吸引青年人追求另一種社會生活方式的力量，而對於這種訴求，政黨是無法滿足的。
　　在政策上，“綠色”僅成了葡國共產黨的拖累。環境運動變成了沒有政策的直接參與，但這並不表示沒有動力，事實恰恰相反。
　　雖然我們身處於一個民主國家，但對公共行政保密這個惡習並沒有隨四月革命的發生而洗刷乾淨，因而使環境主義者成為可靠的消息來源，報章上亦廣為報導，而政府郤因其保密性而落敗。
　　在這個當兒，傳媒郤並沒有為"綠色"騰出空間，他們根本並不信任所得來的消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都是具有系統化的反政府色彩的。
　　生態運動透過其不同的表達形式曾為民主的深化作出了重大的頁獻。那個時候對之表達不同意見並不會影響你的前途及工作職位。在4-25革命之後，這個話題曾與民主一樣屬於新鮮事物，然而政治郤被形式化，偏見及保位至上主義所腐蝕。
　　在東方的世界，綠色運動曾多次打通民主的大道。在西方這些工業化的國家中，這個運動郤成為一個由受教育最多及生活水平最高的階層所發動的沉默革命，成了先頭部隊。正當廣大人民群眾傳統上接受由少數的政治精英來代表的時候(例如政黨及工會領袖)，環境主義者郤想直接參與政治決策，或至少參與其中。
　　生態力量漸與民族國家及自十九世紀以來便開始發展的國家經濟主義抗衡。屬於這類力量的有綠色和平，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及西拉俱樂部等。環境意識是平行的，反對一切正在重生的反動力量、種族主義力量、排外主義力量及基要主義力量。在葡國，沒有一個政黨可自我吹噓掌握了環境力量，即使他們知道環境主義者的領袖有清楚的政治取向。而他們與建制力量的意見不同的情況亦為數不少。換句話來說，環境運動雖然由不同意見所組成，總算還是健康的，至少拒絕被權力的光芒遮敝，而之所以拒絕是這個運動本身是一個活的個體，這個個體會拒絕任何對它本身造成攻擊的東西。
　　由於抗拒將這個星球的命運只交托在政客、學者及專家的手中，環境運動從而徹底地改變了作為一個公民所應遵從的原則。將公民這個概念變成一個與我們接近的，肯定的，積極參與每個集體的生活的公民概念。
　　政客與環境主義者的最大分別是： 前者作決定時不以長期利益為依歸，而後者則提出對於長遠來說(假如可能的話)是最好的解決方法。
　　對政客來說，他們要嬴取一個又一個的選舉，因此，要展示實質的成績。因此，只會重視有即時效果的東西，而困難則留給繼任的先生們。然而，環境問題很少會與政治任期同步，地下水表面的硝化、河流的健康、物種的消滅、土壤的酸化、乃至氣候的改變等都是將來的世代生存條件的基石。對這些，政客們都有反應，說可以怎樣做、應該怎樣做。然而，其反應郤只限於每日的政治決策，而這些決策很多時候又會在他們繁忙的政治日程中被遺忘。而更大的問題是受到經濟增長數字的限制，生態變化的緩慢性與政治生活格格不入。例如：海岸線的演變顯示出他們是瞬息即逝的，但趨勢郤是要採取即時的解決方法。而生態答案無論在這個或那個情況下都與那些追逐利益者以及犧牲整體的權利來成就個人的權力的人不相容。然而，政治賭博郤政是短期的。假如政客亦想成為公民的一分子的話，他便要聽取科學界及環保團體的意見並展開參與。但郤不可簡單地混淆公眾意見與公眾利益，因為歷史上很多很多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錯誤有多大，整理河道及灌溉輸導計劃便是一些取悅大眾但結果惡劣的例子。
　　政治家應該作為社會團結的一個鏈扣，而不要做最先掠取收成的人。
　　在葡國，現在與過去的經驗都著實告訴我們，當政治家們將環境問題置於黨的利益之上時，他們便能嬴取分數，相反的話，便會失敗收場。另一方面，環保團體有不用參加選舉的便利，因而不用受到只顧即時利益的意見所左右，因而其取向常與既得利益者相左。
　　假如生態黨“綠色”不是敢於與其推動者共產黨脫釣而參加選舉，則沒有環保團體的勝利，而這絕不是推動無政府主義。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綠色”的概念上，並就其對現代的日常生活(尤其都市生活)的影響作一些探討。就像定義環境一樣，我們很難定義何謂“綠色”。但那些只顧眼前利益的人郤清楚知道怎樣去利用它來斯騙沒有防備的人。他們會在各方各面利用它，如消費、旅遊、政治、教育、生活及文化等。然而沒有人會與他們計較，因為我們還沒發展出一套真正的有足夠資訊的環境文化。一種不是需要，而是不可或缺的環境文化 - 環境教育。一套真正的公民教育肯定可以節省數以千萬計用以重整本國環境的開支。
　　我們何時才會不再聽到企業家們說：“不要問我關於環境的問題，我的企業關心的是生產。”這樣的說話呢?
　　一些大的企業經已開始關注環境問題。例如航空公司、化學產品公司和保險公司等，都在報告中放上他們的環境政策的章節。
　　而環境主義者仍努力去結束這個提問“何時何日我們才不再需要為保護這個星球而擔心?我們何時何日才懂得像自然地呼吸一樣正確地使用大自然的資源?”
　　
　　* 新聞日報記者
　　（唐曉晴譯）